深邃与诙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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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人鱼》继续着周氏喜剧的标志性风格,同时融合了全新的文学母题(人鱼故事),创造了一种深邃与诙谐共存的审美效果。其深邃表现在人鱼形象的设计融合了人与鱼的共性与差异,带给观众超越单纯以人或动物为中心角色的电影观赏体验,其诙谐则表现为影片高密度的周星驰式的幽默和轻松,二者互为表里,建构了一个异类的审美世界,创造出了属于周氏喜剧的形式风格。
  [关键词]深邃;诙谐;审美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9 — 0113 — 02
  “人类在观赏戏剧表演、读小说、听音乐或看电影时,总先觉察到它们的艺术形式。”①能称之为形式的须有整一性,而整一性也将走向风格化。周星驰的电影表演把独特的表情,加上固定的配音,放置在色彩、音效、时空、叙事等对比强烈的镜头里,让观众亦哭亦笑,这就是周氏“无厘头”喜剧。但必须看到的是“无厘头”绝不是某种“不连贯的行为或者产品的无序系列”②。
  周星驰在出任电影导演之后,他独有的喜剧表演形式不断与迥异的主题寄寓融合,创造了一部部有特性、无定型的另类喜剧影片,如《功夫》《长江7号》等,而《美人鱼》的成功再次印证了这种创作思维的正确性。
  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虽没有他本人的演出镜头,但熟悉周星驰的观众都能真切感受到周星驰一贯的表演风格通过其他演员的精彩诠释准确的表现出来。可以说观众虽然没看到周星驰本人,但他的表演从始至终充实在整部影片之中。有人定义周星驰的表演风格是一种“无厘头”式的。这种表演其实内涵和层次非常丰富,它从不追求缜密、周到、起承转合、惊心动魄的叙事以及细致精巧的镜头,反而把大篇幅的镜头用于雕刻主人公“执着于无意义”的事件上,最终观众并不会因为主人公所坚持无聊事件而轻视一段表演,反而会在这个人物的执着与坚持中体会一种认真、诚实的生活态度。“无厘头”式的演出能制造强烈的对比效果,能使观众在无意义事件中领悟深刻的生存哲理,并在诙谐调侃过后陷入严肃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周星驰在不断确立他喜剧电影新的形式与风格。
  一、总体形式与风格
  《美人鱼》整体上讲是一部叙事型电影(基本上完成的是主人公的成长叙事——完整再现了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男主人公一出场就是一夜暴富的土豪形象,但这个形象连结着人物底层灰色的过往和洗尽铅华不失本真的未来。由于叙事的起点是表面成功、骨子里空乏无物的土豪形象,因而这个人物与其他周氏喜剧中的主人公相比,增加了性格内在的冲突元素。刘总由财富厚度与心理深度极不平衡蜕变到二者归于恬静淡然的追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与其他电影看重用中景、近景甚至特写镜头突出、渲染和建构人物的做法不同,周星驰的精细镜头往往都是用来解构人物的,造成一种对严肃、深情的颠覆。周星驰从不用意义一致性镜头表达思想,而是执着于用意思反差极大的两组镜头,制造极具视觉和意蕴冲突的审美效果:如用一群美女跳进泳池去捞名表来讽刺人对金钱贪婪,美与丑瞬间凸显在观众眼前;用刘总亲自体验声纳作用时低俗的语言来表达残杀动物的恐怖,生命的高贵与濒临死亡的粗俗言语同置一处,张力十足;就连刘总用生命保存姗姗最后一线生机的高尚,也被刘总屁股被射一箭后的咒骂拉低了格调。如此种种,显然周星驰的喜剧是有深度的喜剧,并非一味地戳中观众笑点,而是使观众在领会诙谐一下的同时加以人生重大问题或现实本质的思考,以此实现喜于形而正于内的审美风格。
  《美人鱼》保持了周星驰电影一贯的总体喜剧风格还在于影片充满了奇异元素。如《功夫》中的奇异力量、速度,怪诞人物造型,《长江七号》中的七仔造型等,而在《美人鱼》中就是人鱼世界。周星驰电影中的这些奇异元素并不是在追赶科幻的潮流,因为从纯粹科幻的角度出发,上述这些奇异远远无法与科幻类型电影中的设计相比。但重要的是,在周星驰的电影中,这些奇异元素是周星驰展开他独有的带有儿童式憧憬的必要载体。在成人电影中植入的儿童化想象与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整体诙谐色调一致。因为善于利用冲突和颠覆性镜头、视角的周氏电影,始终有成人世界与儿童视角之间冲突的机理。此种喜剧风格既是在其他喜剧影片中找不到的,也是周氏电影能在《美人鱼》中能得到主题、叙事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
  二、一贯的诙谐轻松
  周星驰主演和导演的电影作品,不论题材和主题怎样变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诙谐轻松的基调。《美人鱼》延续了周星驰电影一贯的轻松调侃的风格,它充分满足了观众追求娱乐和休息的愿望。
  《美人鱼》影片第一组镜头是一个莫名其妙地参观所谓博物馆的情节。虽然这段内容与后面的情节有一些关联性,但不难理解,此段演出就是要开门见山地展现周星驰的夸张化表演方式,即对“无意义事件的执着和认真”,当然也为了铺垫姗姗的正式出场,并与影片结束时姗姗遍体鳞伤被若兰带人围堵在馆长面前呼应。可人们深思馆长那些令人不忍直视的欺骗参观者的行为,其内里无不在暗示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时,人们的嘲笑就会不自觉地戛然而止。而最终身负重伤的姗姗出现在馆长面前,恰好给了馆长行为一种回应:既是对他欺诈行为的否定,也是对他执着于保护动物的肯定。
  从荒诞博物馆出发,《美人鱼》全程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愉快的观影体验。对应那段参观博物馆情节,影片结尾是人与人鱼畅游海底绚烂多姿的自由世界。而影片中间则是大量的类似章鱼哥烹调自己活动着的腕足、姗姗费劲周折偷袭刘总却屡次害人害己,以及多组人鱼世界中几个不具名的人鱼对事对人侃侃而谈的叙事段落等等。这些情节都无疑打着周星驰式的喜剧标签。因此该片的确是一部周星驰没有出场的周星驰式电影。
  周星驰电影中的“无厘头”,放大人物情感和理智的冲突,最终归于二者强弱失衡的爆笑结果,使观众体验到一种无负担的轻松。观众会畅快无阻地大笑,但这种大笑里没有对人物、事件的嘲讽。作为影片中的人物面对理智被偶然、意外击败后,情感却平静如水,此种经验是超越观众现实世界的。观众也许会觉得当事人可怜,但喜剧的效果恰恰是当事人自己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执着向前,观众绝对被置于人物、事件的之外,清晰的距离,是观众彻底放松的前提。   《美人鱼》被观众口耳相传,就靠一句“电影好看”,在短时间内不断扩大影响,又恰逢春节档期,创造了华语票房的新记录,堪称是周星驰表演的强势回归,因为周星驰表演已经成为一种类型。巧妙的是,周星驰的极致“无厘头”在此片中遇到了一个新的审美元素,致使该片无意中为观众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审美旅程。
  三、深邃主题使影片不落俗套
  克拉考尔在分析德国影片《卡里加里博士》以及跟此影片同一类型的其他德国电影时发现并认为,影片中的母题反映出大众的“深层集体心理”①,《美人鱼》最深的集体心理聚焦在人类追杀姗姗的情节中。
  这段追逃却能使观众在整个追逃过程中体会非同寻常的感受,因为影片带给观众一种复杂的追逃情节中被追者既是低于人类的生物同时却有着人类的面孔和表情,使观众体验一种在人类罪恶感、同情心的生发和湮灭间跳转。这种内心体验的丰富性,弥盖了影片在叙述连贯性方面显出的粗糙,反而迅速提升了整部影片的品味。
  通常意义上的电影将人类面对自己的同类处于灾难时被激发的同情和感动,被电影叙事不断泛化,灾难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从深层次的角度看,是人类对自我的同情心被类型化了。而人鱼的形象设计,让人既与之处于对立(人是凶悍的捕猎者,鱼是被肆意不杀的低等动物),又让人与之处于同等高度,仿佛人鱼被追杀就是自己被追杀,从而观众将最大程度上被激起试图帮助人鱼逃脱的急切。影片中当若兰射出的巨型鱼钩击中了姗姗的鱼身时,姗姗的眼里充满了无助与无辜,这种表情直击观众潜意识的痛觉。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方面是,在美人鱼故事讲述的历史中存在一个前置虚构,这就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发达到今日的程度,人类也未曾看到或可断定海洋中是否有美人鱼存在。然而在文学世界里人鱼形象早已成了一个承载丰富寄寓的象征体。关于美人鱼的讲述成为一个悬在理智边缘上,却植入人类情感中的故事奇迹。人类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对一种莫须有的物种,大动感情的干戈。人鱼落泪,人鱼逃命,观众都感同身受。同时作为自由的代名词,类似翱翔的鸟,遨游的鱼都是最为具象的对自由的展现,因此人鱼形象也是最高智慧和最本真自由的完美结合。人鱼物种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靠着人鱼形象坚守着对理性和自由的双重渴望。正因为如此,有人曾认为《美人鱼》之所以成功,只不过是一个成人童话,恰好逢着中国电影观众长不大的内心世界而已。此话不无讥讽之意,但笔者认为在审美实践中没有儿童与成人之分,在审美中得到自由恰是电影艺术对成人的拯救。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喜剧永远不拒绝深度。
  人类对自由的探讨,使自由越来越残缺不全,自由被赋予诸多限定和阐释,语词意义远远甩开了自由的体验。我们用理性禁锢着自由。然而鱼畅游在海洋,其自由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和再现。而观众将通过人鱼形象真切体验到那种自由和幸福。依靠人鱼逃命的情节,观众被唤起了潜意识中最为真实的对死亡的恐惧,对灾难的恐惧,对自由的向往。
  电影把人不断神化,即人可以飞檐走壁,人可以上天入地,人可以起死回生,人可以在理性筹划之下无往不胜。就算人没有被神化,人也在被扩大化,电影在放大人的丑陋、贪婪、善变、奸诈、邪恶、善良和执着。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美人鱼》的叙事打破了这些在夸大人类各种侧面上近乎黔驴技穷的窘况。
  四、成功之秘钥
  我们正处于一个喜剧主导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观众要求高级喜剧的时代。单纯的无厘头,会使周星驰的电影重复《逃学威龙》系列以及《喜剧之王》等电影中凸显的小人物悲剧人生造成的嬉笑之后的悲凉,这样的喜剧不是彻底的喜剧。虽然掺进了黑色幽默的色调,让观众体味小人物被谐谑带来的爆笑是喜剧发展道路上必经的阶段,接受此类喜剧的风格与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观众文化心理刚刚复苏恰好契合,某种需要可以放肆地夸大小人物人生悲喜体验的喜剧,与内心世界积压许久的观众心声达成一致,在周星驰最初的喜剧模式里,观众可以得到最简单的情绪释放。随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内容不断丰富,观众的内心期待也在不断深化,观众的心理储备已经足够丰厚,必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谐谑、调侃式喜剧。
  〔参 考 文 献〕
  〔1〕〔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王瞳.一个悲剧电影大师——周星驰作品研究与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11).
  〔3〕程雅倩.论周星驰电影的悖论性〔J〕.科技视界,2015,(12).
  〔4〕杨彬.周星驰电影的叙事分析〔J〕.当代电影.2009,(1).
  〔5〕张薇.论周星驰电影中的小人物与悲剧性〔J〕.文学教育(上),2009,(01).
  〔责任编辑:谭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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