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城市:理论渊源和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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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的显著特征是彰显了我国城市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人民城市对城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强调,符合城市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再政治化”的当代趋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批判和列宁关于城市与人民关系的论述,是人民城市理论最直接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中国化,是新时代人民城市最直接和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人民城市从制度构建的高度,把城市发展的普遍理想与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作出的全新设计,为城市现代化建设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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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具有现实性、自主性和理性化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世俗化的现实性特征表现为:当下的现实世界最为重要;人们对日常生活需求满足的追求具有正当性。世俗化的自主性特征表现为:自由选择;自致性努力。世俗化的理性化特征表现为:普遍主义的交往原则;行为方式的边界性;积极进取的精神;社会风险意识。具有这样三个主要特征的基本行为取向各有各的重要功能,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世俗化行为取向这样一个有机整体。
人类对记忆之于文明延续重要意义的重视由来已久,“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开篇就强调,书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①,柏拉图甚至认为“一切的知识都不过是回忆”②。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文明与历史的大厦,是建立在记忆的坚实基础上的。然而,正如济慈墓志铭上所写的,“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面对个体和文明消亡的自然规律,为了保存记忆,人类又不得不为了“抵抗”遗忘而斗争。
人是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生成的人是一种直观的事实,其至少蕴含着三重依次递进的内涵:人是一种历史的建构,而不是一种先天的给定;人是多重属性的整体生成,而不是某种特定属性的展现;人是凭文化而生存发展的主动者,而不是仅凭自然物而生存发展的被动者。人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人自然生命的"未完成性"为人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精神生命的"二重性"为人的生成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人现实生命的"学习性"则为人的生成提供了根本保障。因此,生成的人的视域的教育则需确立培育自觉生命的教育目的观、在人性张力中引导的教育过程观
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体现了养老金收支变化和稳定程度。本文以代表养老保障水平的平均替代率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分析老龄化背景下影响累计结余率变动的非线性特征、时间趋势及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平均替代率对累计结余率有负向非线性影响,当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门槛值(10.63%)时,提升平均替代率将加速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消耗;平均替代率对累计结余率的负向影响强度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速度、制度赡养率和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对累计结余率也具有非线性影响。对此,短期内继续保持
本文首先构建了居民杠杆结构产生、演变机制的理论模型,其次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结构的演变路径、动力机制及其风险因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杠杆存在较大结构分化,金融管制对结构产生及其演变产生影响,利率管制放松、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为居民杠杆结构演化提供动力,并决定其路径,居民杠杆结构演化过程中,金融风险可能增加。本文建议,要差异化和针对性地采取金融政策,缓解居民杠杆结构分化所产生的问题,同时合理利用居民杠杆,防控杠杆结构性问题产生的金融风险。
股权质押会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股权质押对不同企业创新变量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成果产出水平有抑制作用;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缓解股权质押对突破式创新成果产出的负面影响,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能缓解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
《自然正当与历史》中的古典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西方政治哲学“古今之争”的关键问题。然而,学界迄今仍缺少对此主题的深入研究,甚至未清晰地理解自然正当的含义。本文围绕此主题,通过辨析、阐明相关联的几个重要问题来深化、推进我们对古典自然正当的理解和研究。这些问题包括自然正当学说与习俗主义的争论、自然正当的三层含义、正义及道德是否在自然中有其根基、三种意义上的道德、各类型的古典自然正当学说的特征。本文反对这样一种较常见的观点:在施特劳斯和他所阐释的柏拉图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资本批判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通过对资本概念形成过程中三大因素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物的维度、关系维度和过程维度。通过对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不仅向世人呈现了资本膨胀自身的逻辑,还指认了资本在其运作过程中表现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透彻分析了资本持存的界限问题,并道说了超越这些限制的方法和道路。对资本范畴的批判性认知,对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逻辑有着莫大的帮助。
中国城镇化进程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而主动调节,是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也是国家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强大政策工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挑战,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能否开启新的“化危为机”,直接关系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前途。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城镇化虽然仍具有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不能简单重复扩大投资的历史经验,而需要在疫情倒逼下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在发挥城市的保障性作用、改善城市空间质量、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推进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再次使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成为焦点。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采集狩猎文明时代人依赖野生动物生存,随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由互利共生逐步走向对立,近些年来一些重大动物外源性传染病的发生,使得人与野生动物关系愈趋紧张。从伦理角度反思,对野生动物生态价值的忽视、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及以开发利用为导向的保护制度是造成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人类仍未摆脱工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伦理观,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人性异化和对经济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