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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吗？》，引起了一些反响，都是一片赞扬和鼓励之声。但事隔三年多之后，却又遭到质疑，并且激起了一阵小小的风波。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风波也不严重，但通过这一事件，却折射出当时尚存的一种老旧的社会心态，一种过时的思维定势仍在社会上暗暗涌动。几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以飞跃步伐前行，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人们的思想开放多了，相形之下，这件事更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现在重新回味一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抚今思昔，更加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更加珍视我们今天国强民富、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1980年7月中旬，时任 《红旗》 杂志总编室副主任的康坦告诉我，他负责主编 《内部文稿》，希望我写篇文章支持他们的工作。于是，我就想到曾经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流传一时的所谓百家争鸣归根结底是“两家争鸣”的提法。我认为这种提法不符合“双百”方针的精神，是可以商榷的。于是我便翻阅了一些材料，并于7月下旬写出了《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吗？》的初稿，对所谓“两家争鸣”的提法进行了批驳。初稿写成后，先后交给本社科教文编辑室几位同事征求意见，他们提了一些好的意见，我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便将稿子交给康坦，老康立即送交本社印刷厂排版。8月中旬排出大样，又经一位社领导审阅，提了几点意见，我又进行了修改。不久康坦通知我决定采用，并在1980年9月14日出版的 《内部文稿》 第23期上刊出了此文，约8000字。
此文刊出后，我想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作进一步修改提高，争取在 《红旗》 杂志上正式发表。于是，便将刊登此文的 《内部文稿》 送给几位同志审阅，其中一份送给我过去的领导江海同志，请他指正。江海看后觉得有些新意，很快就转寄给《人民日报》 理论部资深老编辑汪子嵩。汪子嵩原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过去我和他有过交往。10月16日，我接到汪子嵩的来信，说江海已将 《两家争鸣》 一稿转给他，他们认为文章写得不错，作了一些删节，排出小样，寄来两份，要我抓紧时间修改。他又说，由于此稿是刊登在红旗 《内部文稿》 上的。为了避免和 《红旗》 直接打交道，他们是以作者个人投稿处理的。
我按照 《人民日报》 要求抓紧时间进行了校改，很快退回了改样。
1980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第五版在头条刊出了该文。文章发表后，在社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在社内，首先引起了总编辑熊复的重视。他在一次编委会上讲：“雷声宏的这篇文章，在《内部文稿》 刊发后，本来想再修改后在 《红旗》 杂志上正式发表，现在《人民日报》 抢先发表了，我们也表示支持。以后我们要鼓励青年编辑多写这样的文章。”本社多位编辑见了我都对我表示支持和鼓励，问我为什么不在 《红旗》 杂志上发表。就连已经离休的老副总编方克也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既是文艺评论，也是一篇通俗的哲学论文。”在社外，多位过去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分别从江西、云南、天津等地来电，表示祝贺和鼓励。《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连 《北京晚报》 也摘转了主要观点。不过，这些反响很快就平静了。
但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过了三四年之后，这篇文章又被翻腾出来，不过，这次不是鼓勵和支持，而是要我进行检讨。
从1984年起，全国开展了整党，本社也不例外。在编委会的领导下，以支部为单位，每个党员都要做检查，进行思想总结。我也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随后，党委又布置，对各支部重点问题进行“补课”。从一开始，本室李主任就把 《两家争鸣》 一文作为本支部重点问题进行“补课”，也就是让我在支部会上检讨，让大家分析批判。
1984年2月16日，科教文编辑室李主任（他兼任支部书记）和林副主任找两位支部委员 （其中一位是我） 开会，研究向编委会汇报本支部整党情况和问题，重点研究本支部“补课”问题。李主任提出两项补课内容，一是关于电影剧本 《苦恋》 问题，要求大家要再批判一次，以期提高认识；二是雷声宏对 《两家争鸣》 一文认真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听了感到很突然，当即表示，重新批评 《苦恋》 我没有意见，上面布置的，当然照办。至于我那篇文章的问题，此前我一无所知，本支部许多党员没看过，即使过去看过也早就忘了。突然让他们进行分析批判，不知从何说起。我提出将那篇文章复印若干份，发给本支部每个党员分析批判，帮我“会诊”，提高认识。李主任表示同意。但林副主任却不以为然，作为本室领导他对此事也完全不知情，便对李主任提出质疑，当场两人就发生争执。我听到他们两人你来我往有如下一段对话：
林问：“我想知道，让老雷就这篇文章在支部会上‘补课’，是不是编委会决定的？”
李答：“不是。”
林问：“那么，是机关党委决定的？”
李答：“不是。”
林问：“那是哪位领导决定的？”
李答：“没有哪位领导说过。”
林问：“那是怎么来的呢？”
李答：“是有同志向我反映的。”
这时，另一位支委也开腔了。他是支持李主任的，便为李主任辩解说：“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嘛！因为封建主义一家和小资产阶级一家也可以归纳到剥削阶级一家去，所以归根结底，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嘛！”这个论点显得幼稚可笑，在场没有人理会。
老李和老林僵持了一会儿，老李似乎有点退让的样子，解释说：“不是说老雷的文章本身有多大问题，而是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老林立即意识到，此前有人传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这句话是主席说过的，所以不能批评。老李的根据可能在此。他认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老林严肃地说：“我想撇开老雷的这篇文章提一个问题，是不是主席说过的话，即使错了，也不能批评，也不能讨论？”老李立即回答：“当然不能批评，除非事先报中央批准。这是组织纪律问题。”老林对此颇不服气地说：“对这个问题，我持保留态度。”这场议论就这样不欢而散。 随后有人告诉我：“此事是本室一位姓C的编辑向李主任反映的。说是老雷的文章是针对主席的。”老李一听说是针对主席的，这还了得！立即绷紧了神经，自行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重点问题”列入“补课”议程。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化了。
当天下午下班后，我刚走到教育楼前，本室青年编辑李下叫住我，开门见山地说：“老林对我说，关于你的那篇文章的事，他作为领导不便于为你出谋划策，所以让我以个人名义向你建议，你把 《两家争鸣》 文章多印两份，以老同学名义寄给卫建林他们一阅，他们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了解中央精神，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对李下说：“此事是C某某向李主任反映的，说是针对主席的，老李才决定让我‘补课’。”李下感叹道：“李主任怎么听他的呢？真是二百五！”
第二天，我就将文章复印件寄给卫建林。李、林二位主任那番不愉快的对话之后，老李仍然坚持他的意见，要求我在支部会上进行“补课”，并上報到社领导。1984年2月21日下午，按照机关党委的安排，科教文编辑室向编委会汇报支部整党“补课”情况。李、林二位主任都参加了。开头没有通知我，后半截通知我也参加了。编委会成员除王副总编有事请假，其他人都到会。老李汇报说，科教文支部经过思想清理之后，需要“补课”的重点问题有三项：一是关于对 《苦恋》评价，有的同志一些错误看法要澄清；二是关于文艺工作要“无为而治”的问题，尽管提出此问题的同志已经调出本室，也要补上一课；三是老雷的关于 《两家争鸣》 的文章，有人提出意见，也要补课。当初在支委会研究时老李只提两项，今天他又加了一项“无为而治”的问题，变成了三项。此外他还汇报了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情况。老李把我那篇文章的问题与另两个问题并列，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在座的其他编委和其他支部的负责同志都保持沉默，气氛较为严肃。
熊复听了汇报之后，当场没有直接对我的问题表态。当初他对我的这篇在 《人民日报》 发表的文章是表示过支持的，现在是不是改变了态度呢？我一时捉摸不透。他只是说一要把事实搞清楚，花点力气进行调查研究，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先不议论，以免传出去造成误解和干扰；二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要认真，对王某某要找他谈话，帮他提高对“文革”的危害性的认识。熊复对我那篇文章是否列为“补课”内容，没有明确表态，而他头一段比较原则的话，似乎可以理解为持否定态度。
回来以后，我和李、林二位主任又交换了意见。老林坚持认为，不应该把 《两家争鸣》 问题列入“补课”内容，老李则比以往看得更重了，坚持要列入“补课”议程。两人分歧依然严重。
但是，到了3月8日，李主任突然改变了态度，找到我轻描淡写地笑着对我说：“关于你那篇文章的问题，可以不在支部会上‘补课’了。如果你自己愿意说几句就说，不愿意说就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180度大拐弯也不说明原因，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也不便追问，只是觉得他的这句话有点自相矛盾，既然不“补课”了，何来的“自己愿意说”呢？
3月12日，老林从中宣部 （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办公） 开会回来，特意找到我说：“今天我在中南海开会时，遇到了你的老同学，他们说，老雷登在 《人民日报》 的那篇文章，他们看过了，没有问题。他们已对王副总编说过，后来又对红旗机关党委周、董二位书记也说过，老雷的《两家争鸣》 一文所表述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属于争鸣的问题，不应列入整党“补课”。《红旗》 杂志社领导已将此意见转达给老李，所以老李才通知我不必“补课”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不过老李传达上面的话时，基本内容虽然传达到了，但却打了折扣，留了一个尾巴。我想，那原因可能是给自己留点面子，好下台阶。我当时没有再说什么，这个事件就这样了结了。
我对这一事件的心态，始终是平和而淡定的。因为我对我的文章的观点充满了自信。事后回顾起这个事件来，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第一点，如若此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文化大革命”前，甚至发生在“四人帮”倒台初期“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我很可能要受到严厉批判，说不定会给戴上一顶什么政治帽子，受到“专政”待遇。但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和做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后果是不会产生了，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要彻底清除这种过了时的思维定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毕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人心，要想走回头路恢复“两个凡是”的观点已经不可能了。第二点，李主任提出让我就“两家争鸣”一文在整党会上“补课”，并非出于个人成见，也不是像过去搞运动那样，故意找借口来整人，更不是利用权力给我穿小鞋，而是他个人的陈旧的思维定势的自然流露，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他主观上可能认为此举是出以“公”心的“革命”行动，是为了捍卫某种政治原则，动机是不坏的。因之，从我与他的个人关系来说，事前事后都是融洽的，友好的，并未因此事件而受到影响。
（选自《世纪》2017年第4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文章受 《人民日报》 青睐，反响热烈
1980年7月中旬，时任 《红旗》 杂志总编室副主任的康坦告诉我，他负责主编 《内部文稿》，希望我写篇文章支持他们的工作。于是，我就想到曾经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流传一时的所谓百家争鸣归根结底是“两家争鸣”的提法。我认为这种提法不符合“双百”方针的精神，是可以商榷的。于是我便翻阅了一些材料，并于7月下旬写出了《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吗？》的初稿，对所谓“两家争鸣”的提法进行了批驳。初稿写成后，先后交给本社科教文编辑室几位同事征求意见，他们提了一些好的意见，我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便将稿子交给康坦，老康立即送交本社印刷厂排版。8月中旬排出大样，又经一位社领导审阅，提了几点意见，我又进行了修改。不久康坦通知我决定采用，并在1980年9月14日出版的 《内部文稿》 第23期上刊出了此文，约8000字。
此文刊出后，我想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作进一步修改提高，争取在 《红旗》 杂志上正式发表。于是，便将刊登此文的 《内部文稿》 送给几位同志审阅，其中一份送给我过去的领导江海同志，请他指正。江海看后觉得有些新意，很快就转寄给《人民日报》 理论部资深老编辑汪子嵩。汪子嵩原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过去我和他有过交往。10月16日，我接到汪子嵩的来信，说江海已将 《两家争鸣》 一稿转给他，他们认为文章写得不错，作了一些删节，排出小样，寄来两份，要我抓紧时间修改。他又说，由于此稿是刊登在红旗 《内部文稿》 上的。为了避免和 《红旗》 直接打交道，他们是以作者个人投稿处理的。
我按照 《人民日报》 要求抓紧时间进行了校改，很快退回了改样。
1980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第五版在头条刊出了该文。文章发表后，在社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在社内，首先引起了总编辑熊复的重视。他在一次编委会上讲：“雷声宏的这篇文章，在《内部文稿》 刊发后，本来想再修改后在 《红旗》 杂志上正式发表，现在《人民日报》 抢先发表了，我们也表示支持。以后我们要鼓励青年编辑多写这样的文章。”本社多位编辑见了我都对我表示支持和鼓励，问我为什么不在 《红旗》 杂志上发表。就连已经离休的老副总编方克也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既是文艺评论，也是一篇通俗的哲学论文。”在社外，多位过去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分别从江西、云南、天津等地来电，表示祝贺和鼓励。《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连 《北京晚报》 也摘转了主要观点。不过，这些反响很快就平静了。
但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过了三四年之后，这篇文章又被翻腾出来，不过，这次不是鼓勵和支持，而是要我进行检讨。
时隔四年，旧文意外引发“检讨”风波
从1984年起，全国开展了整党，本社也不例外。在编委会的领导下，以支部为单位，每个党员都要做检查，进行思想总结。我也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随后，党委又布置，对各支部重点问题进行“补课”。从一开始，本室李主任就把 《两家争鸣》 一文作为本支部重点问题进行“补课”，也就是让我在支部会上检讨，让大家分析批判。
1984年2月16日，科教文编辑室李主任（他兼任支部书记）和林副主任找两位支部委员 （其中一位是我） 开会，研究向编委会汇报本支部整党情况和问题，重点研究本支部“补课”问题。李主任提出两项补课内容，一是关于电影剧本 《苦恋》 问题，要求大家要再批判一次，以期提高认识；二是雷声宏对 《两家争鸣》 一文认真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听了感到很突然，当即表示，重新批评 《苦恋》 我没有意见，上面布置的，当然照办。至于我那篇文章的问题，此前我一无所知，本支部许多党员没看过，即使过去看过也早就忘了。突然让他们进行分析批判，不知从何说起。我提出将那篇文章复印若干份，发给本支部每个党员分析批判，帮我“会诊”，提高认识。李主任表示同意。但林副主任却不以为然，作为本室领导他对此事也完全不知情，便对李主任提出质疑，当场两人就发生争执。我听到他们两人你来我往有如下一段对话：
林问：“我想知道，让老雷就这篇文章在支部会上‘补课’，是不是编委会决定的？”
李答：“不是。”
林问：“那么，是机关党委决定的？”
李答：“不是。”
林问：“那是哪位领导决定的？”
李答：“没有哪位领导说过。”
林问：“那是怎么来的呢？”
李答：“是有同志向我反映的。”
这时，另一位支委也开腔了。他是支持李主任的，便为李主任辩解说：“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嘛！因为封建主义一家和小资产阶级一家也可以归纳到剥削阶级一家去，所以归根结底，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嘛！”这个论点显得幼稚可笑，在场没有人理会。
老李和老林僵持了一会儿，老李似乎有点退让的样子，解释说：“不是说老雷的文章本身有多大问题，而是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老林立即意识到，此前有人传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这句话是主席说过的，所以不能批评。老李的根据可能在此。他认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老林严肃地说：“我想撇开老雷的这篇文章提一个问题，是不是主席说过的话，即使错了，也不能批评，也不能讨论？”老李立即回答：“当然不能批评，除非事先报中央批准。这是组织纪律问题。”老林对此颇不服气地说：“对这个问题，我持保留态度。”这场议论就这样不欢而散。 随后有人告诉我：“此事是本室一位姓C的编辑向李主任反映的。说是老雷的文章是针对主席的。”老李一听说是针对主席的，这还了得！立即绷紧了神经，自行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重点问题”列入“补课”议程。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化了。
当天下午下班后，我刚走到教育楼前，本室青年编辑李下叫住我，开门见山地说：“老林对我说，关于你的那篇文章的事，他作为领导不便于为你出谋划策，所以让我以个人名义向你建议，你把 《两家争鸣》 文章多印两份，以老同学名义寄给卫建林他们一阅，他们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了解中央精神，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对李下说：“此事是C某某向李主任反映的，说是针对主席的，老李才决定让我‘补课’。”李下感叹道：“李主任怎么听他的呢？真是二百五！”
第二天，我就将文章复印件寄给卫建林。李、林二位主任那番不愉快的对话之后，老李仍然坚持他的意见，要求我在支部会上进行“补课”，并上報到社领导。1984年2月21日下午，按照机关党委的安排，科教文编辑室向编委会汇报支部整党“补课”情况。李、林二位主任都参加了。开头没有通知我，后半截通知我也参加了。编委会成员除王副总编有事请假，其他人都到会。老李汇报说，科教文支部经过思想清理之后，需要“补课”的重点问题有三项：一是关于对 《苦恋》评价，有的同志一些错误看法要澄清；二是关于文艺工作要“无为而治”的问题，尽管提出此问题的同志已经调出本室，也要补上一课；三是老雷的关于 《两家争鸣》 的文章，有人提出意见，也要补课。当初在支委会研究时老李只提两项，今天他又加了一项“无为而治”的问题，变成了三项。此外他还汇报了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情况。老李把我那篇文章的问题与另两个问题并列，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在座的其他编委和其他支部的负责同志都保持沉默，气氛较为严肃。
熊复听了汇报之后，当场没有直接对我的问题表态。当初他对我的这篇在 《人民日报》 发表的文章是表示过支持的，现在是不是改变了态度呢？我一时捉摸不透。他只是说一要把事实搞清楚，花点力气进行调查研究，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先不议论，以免传出去造成误解和干扰；二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要认真，对王某某要找他谈话，帮他提高对“文革”的危害性的认识。熊复对我那篇文章是否列为“补课”内容，没有明确表态，而他头一段比较原则的话，似乎可以理解为持否定态度。
回来以后，我和李、林二位主任又交换了意见。老林坚持认为，不应该把 《两家争鸣》 问题列入“补课”内容，老李则比以往看得更重了，坚持要列入“补课”议程。两人分歧依然严重。
但是，到了3月8日，李主任突然改变了态度，找到我轻描淡写地笑着对我说：“关于你那篇文章的问题，可以不在支部会上‘补课’了。如果你自己愿意说几句就说，不愿意说就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180度大拐弯也不说明原因，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也不便追问，只是觉得他的这句话有点自相矛盾，既然不“补课”了，何来的“自己愿意说”呢？
3月12日，老林从中宣部 （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办公） 开会回来，特意找到我说：“今天我在中南海开会时，遇到了你的老同学，他们说，老雷登在 《人民日报》 的那篇文章，他们看过了，没有问题。他们已对王副总编说过，后来又对红旗机关党委周、董二位书记也说过，老雷的《两家争鸣》 一文所表述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属于争鸣的问题，不应列入整党“补课”。《红旗》 杂志社领导已将此意见转达给老李，所以老李才通知我不必“补课”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不过老李传达上面的话时，基本内容虽然传达到了，但却打了折扣，留了一个尾巴。我想，那原因可能是给自己留点面子，好下台阶。我当时没有再说什么，这个事件就这样了结了。
我对这一事件的心态，始终是平和而淡定的。因为我对我的文章的观点充满了自信。事后回顾起这个事件来，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第一点，如若此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文化大革命”前，甚至发生在“四人帮”倒台初期“两个凡是”盛行的时候，我很可能要受到严厉批判，说不定会给戴上一顶什么政治帽子，受到“专政”待遇。但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和做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后果是不会产生了，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要彻底清除这种过了时的思维定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毕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人心，要想走回头路恢复“两个凡是”的观点已经不可能了。第二点，李主任提出让我就“两家争鸣”一文在整党会上“补课”，并非出于个人成见，也不是像过去搞运动那样，故意找借口来整人，更不是利用权力给我穿小鞋，而是他个人的陈旧的思维定势的自然流露，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他主观上可能认为此举是出以“公”心的“革命”行动，是为了捍卫某种政治原则，动机是不坏的。因之，从我与他的个人关系来说，事前事后都是融洽的，友好的，并未因此事件而受到影响。
（选自《世纪》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