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儒家的“守经”与“权变”

来源 :博览群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iaosheng209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凌俊峰的这篇文章,看到题目后让我眼前一亮,这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儒家“守经”与“权变”的理论问题。
  五代时期的冯道,一生历事五朝,侍奉了十位皇帝,始终居于高位,处于权力的核心位置。当时有人称赞他是士人领袖,称赞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乱世中保护百姓,死后却又被許多正统史学家斥为不知廉耻、毫无原则的奸佞,是不顾名节贪恋权贵的小人,两种说法可谓天水违行,冰火难容。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冯道的为人处世呢?他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如果仅仅从气节、人格来立论,显然是过于简单、过于片面的,也是不够公允、客观和包容的。在五代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灾荒连连、政治昏暗的年代,冯道能够放下自身名节的顾虑来为苍生、为百姓、为时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其中应该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也合乎中国传统文化守经权变的传统。
  在汉字中,“经”原意为织布机上纵向的纱线,与“纬”相对,引申为时间的自上而下推移或永久不变的真理;汉字的“权”原义为秤砣,引申为“权衡”“权宜”“权变”等。“经”与“权”是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反映了中国人对人生原理原则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春秋》有经有权。经者,常也;权者,变也。经与权不可偏废,唐代柳宗元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诠释。他说:“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兹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就是说,“经”是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权”是帮助执行原则的变通手段,两者在维护道德规范时不可或缺。背离这一点,必定有失偏颇。没有权的经是拘泥的,而没有经的权则是悖谬的。如果只知经而不知权,就是不知经。假若只知权而不知经,就是不知权。那么怎样运用经与权呢?战国时孟子就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案例:“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于手者,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是古人应该遵循的礼义,这就是经。但是,兄嫂落水,只能伸手相救,这不能说是违反了这个准则,而是灵活运用了这个准则,这就是权。权变的实现没有危害到道义,反而维护了大的道义,它不意味着为了利益放弃道德信条,而是在大局下做出符合大义的一定牺牲,也是一种担当。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经与权的统一,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原则,守经权变,与时偕行,因时而动,因时制宜,而这又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发展理念。可以说,在乱世之中,冯道能够救民于水火,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与坚守名节、高尚其事、遁世无闷无疑有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处。而这也是凌俊峰该文推出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其他文献
一般的文学史是编著者从外向内的观察、研究、叙述,大致可称为“外史”。而对话录一类的文字是当事人从内向外的倾诉,大致可称为“内史”。对于军旅文学而言,外史固然重要,但仍有很多笔触无法达到的地方。而内史虽然看似没有明晰的主题主线,却能道出许多外史无法解释的因果。如此看来,外史、内史相互补充,同样重要。甚至有的时候,内史比外史更真实。《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以下简称《以笔为旗》)是对一系列有成就
书之美,在于行文之信、达、雅。行文之境界,在于用字之准。字,是一切文学、文化、文明的根基,是万美之源。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部文字的溯本求源、清根正源之作,在时隔112年之后,于今年初由新星出版社再版。这是一部蒙学教材,也是一套图说字典,其精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同一时代还影响了《共和国教科书》,被誉为“百年语文第一书”。  胡适、茅盾等文学大师皆读此书发蒙。胡适对其更是
八百年古都北京城,自元、明、清三朝以来,一直是全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顺着中南海的红墙往北拐,一条南北向的街衢名曰府右街,中国第一所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高等学校——铁路管理传习所就诞生于此。她,即今天位于西直门外上园村的北京交通大学前身。  今日北京交通大学思源楼的北面,枝繁叶茂的百年国槐荫蔽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知行”二字,为学校校训。这大概是全国高校中最简洁的一则校训了,一目了然,却又意
初读东君小说,是2009年,从一本选刊上读到《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在一个无聊而午睡充分的下午。小说极有余味,颇似格非小说故弄玄虚的风格,而且作者酷好从古代文化、古典文学里寻找故事发生的契机,也带着先锋作家文本中弥散的余绪。最近的一次阅读,则是2012年从一本期刊上读到转载的《在肉上》,并有东君的创作谈。兹篇同样有着极好的形式感与故事性,余味袅袅。诚实地说,笔者有关东君的阅读经验即是以《子虚先生在乌
久染沉疴、缠绵病榻之际,得知柯美成先生新著《汉晋春秋通释》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为欣慰。我与美成相知半个多世纪,素知他治学勤奋,博览经史,善为文章。而今抱病披览书稿,仍不免为其创意所吸引,油然生出虽力有不逮,也要为之写点什么的念头。  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  前人鉴于《汉晋春秋》于唐末五代亡佚,留存于后世者,仅剩一百余条文字,散见于历代典籍之中,而难窥其书之全貌。以抢救文本为务的清代学者黄奭、
正如鲁迅对枣树、茅盾对白杨的特有情感,郭沫若对于银杏则情有独钟,银杏不仅影响了他的创作情感,而且还规约了他的价值选择。郭沫若曾在1942年5月23日完成了题为《银杏》的散文创作,并发表于同月2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在文章中郭沫若高度赞扬银杏: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而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象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
张培刚指出,有关现代化的涵义,许多学者都是从工业化的角度加以阐述的。但是,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是不恰当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尽管相互联系,但又存在不同之处。“现代化”一词的涵义,除了包含整个工业化过程的任务外,还包含无止境的不断变革的“现代化”的任务。即使是先进的工业国或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或地区,仍然面临继续不断地进行“现代化”的任务。简而言之,“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而“现
2012年,78岁的阎崇年第四次走上使他名声大噪的央视“百家讲坛”节目,题目是“大故宫”,讲的还是他所熟悉和热爱的明清史。与前三次以时间为序讲述历史不同,这次他把明清近600年历史聚焦在了故宫这个空间之中,所有的人物都与这座建筑有关,所有的事件都在这个建筑中发生、展开、终结。而与前三次相同的是,以电视讲稿为基础润色而成的同名图书《大故宫》,随着节目的播出很快走俏市场。  “在读《大故宫》,感到自己
读完田雷的《当司法审查遭遇“反多数难题”》(《博览群书》2007年第2期),颇有感慨。该文是对钱锦宇《也说美国宪政的“反多数难题”》(《博览群书》2006年第8期)的补充,而钱文是对拙作《凭什么独立的法官比民选政客更有权威?》(《读书》,2003年第10期)的一个回答。拙作又是对强世功与美国宪法学者麦德福学术对话《司法独立与最高法院权威》(《读书》,2003年第5期)的一个评论。这样一种学者间不断
我想多数人看书评,是为了帮助自己做决定:值不值得买来读呢?经他人善意提醒,我深刻地知道我自己是“利益相关者”,于是称赞《英伦魔法师》这本书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身份我无法改变,但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我是这本书的译者,译之前我首先是它的读者。我敢说我通读这本书的次数比一般读者要多,阅读体会更深我不敢说,但琢磨字句的时间从量上来讲,我想应当比一般读者更长。另外,写评论并不要求作者非得出一个“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