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盂县“12·9”矿难遇难矿工的赔偿标准最终确定为每人20万元（人民网太原2004年12月19日电），这相对于过去的矿难赔付标准，简直是一个天价，不仅突破了过去同类事故的赔付标准，也突破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对生命价值的认知。
　　上个月，包头空难赔付标准创历史新高，不包括航意险，每位遇难者赔21.1万元（2004年11月29日《华夏时报》）；而陕西铜川陈家山矿难赔付标准当时也创了历史新高，每位遇难矿工却仅赔4.464万元（2004年12月2日《东方早报》）。在存在意义上完全平等的生命，却在不同的灾难中被市场残酷地标出了不平等的价格！赔付同样的生命，两个“历史新高”竟相差近5倍，让人不得不思考：生命的价格究竟如何界定？事实上，长期以来，矿难赔付如同矿工的生活一样，一直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此次山西盂县矿难破天荒将赔付标准定为20万元，深入地下的矿工与高高在上的民航乘客，他们的生命在价格上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
　　在经济学意义上，生命确有支付价格，也正因此，对遇难者的赔付才有了相对公平的标准和现实意义。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为生命标出“公平价格”的计算原则是：确定一个生命创造收入的能力和生命得以延续的年限，按适当的贴现率将未来可能创造的全部收入折合为当下的价格。按此原则，如果中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综合考虑职业、职业年限、当地生活水平等），期望寿命为70岁，贴现率为5%，那么一名20岁的中国普通工人，其生命价格约为2万美元。按此标准衡量，包头空难遇难者获得的赔付接近公平价格，陈家山矿难遇难者获得的赔付则仅占公平价格的27%。而盂县矿难的“天价”赔付，事实上只不过是还原了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生命的公平价格。
　　问题不在于长期以来生命价格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对身份认同天生不平等的集体无意识。空难中逝去的生命更倾向被默认为社会精英，因此，包头空难中53名机上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赫然见诸报端，对他们的赔付不必考量其劳动能力；而矿难中逝去的生命处于社会最底层，常被忽略不计，因此，从陈家山矿难中我们只能看到166人这一抽象数字，对他们的赔付仅仅从其创造实际收入多少的角度考量。当身份认同成为一个商业社会里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价格偏离公平价格就成为一种必然。
　　如今，20万元的“天价”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两句话：生命无价！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