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二年第七期《风雨故人》一文，提到法斯特在狱中读卢森堡这段话：“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这段话引自《卢森堡文选》，和《风》文所引不同)
　　《风》文引文删去了中间自“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起至“同这一本质相联系”止这两句。据《读书》编者向《风》文作者高骏千先生了解，这在法斯特原作中原已删去，不是《风》文作者所删。但这无关紧要。这两句话，尤其是前一句“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遭删节已超过半个世纪。外国人这样做了，我们中国人这样做也有十三年。法斯特被人诋为“叛徒”，可是在这段引文上，他却是忠实于斯大林主义的。当然，原因很可能是他也不知这里已经掉了枪花，于是上了当。说我们中国人直到十三年前才开始删这句话，倒不是我们比外国人高明，而是因为我们见到这句话一共才十三年。
　　这句话出自卢森堡一九一八年在狱中写的未完成手稿《论俄国革命》。手稿本身的命运就够坎坷的。卢森堡一九一九年初牺牲，手稿下落不明。一九二一年，德国共产党三月起义失败，有的领导人把失败归咎于卢森堡的思想。卢森堡的密友、也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列维，为澄清混乱，把手稿的不完全的抄本印成小册子出版。一九二八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在柏林发现了手稿原件。从此才有完整的版本。西方有关学科的学者一直很重视这部手稿，研究论著颇丰。
　　由于斯大林对卢森堡思想的否定，这部手稿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了“禁书”。直至一九七○年，当时的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卢森堡全集》时，才第一次收入《论俄国革命》。据主编者之一安·拉西察回忆，能收入这部手稿也是经过一番争取的。
　　在我国，《论俄国革命》一九八一年才由殷叙彝首次译出，发表在当时尚是内部刊物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上。不久，李宗禹撰文介绍这部手稿。由于要发表在公开刊物上，“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便碰到了要不要删去的难题。编者最后忍疼将其删去。从此，在引用这段话时，中间的这句不让它出现竟成了定例。有些研究生又偏要选卢森堡思想去写他或她的毕业论文，无法避这句话时，多半论证说，这句话不见于正文，是卢森堡写在稿纸边上的，看来是卢森堡未经推敲的一时偶感，不能代表她的思想等等。
　　读罢《风》文，勾起我又去想这句话怎么会成了洪水猛兽，那么可怕。想来想去，觉得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聪明多了，应当不必再避这句话。
　　《论俄国革命》是在热烈欢迎和支持十月革命的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一些政治措施表示不同意以及担心。总的说来，这种态度符合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卢森堡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是一个哲学命题。试想，如果说自由是相同思想者的自由，是不是有点荒唐，或者根本就是说了一句废话。
　　不必害怕有人借这句话来要求无限制的、绝对的自由。常识告诉人们，人人都无限制地去自由，也即人人都没有了自由。
　　卢森堡从不简单地把这句话运用于政治实践。她在世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常常争论得异常激烈。卢森堡主张党员有批评自由，但是她也不同意无休止地争论。她认为，经过充分自由争论，党有权根据多数形成决议，因为政党是一个进行政治斗争的党，不是一个讨论俱乐部。可是在形成决议之前，必需给不同见解以自由。
　　《论俄国革命》这部手稿经几十年的杀伐，愈见其非凡的预见性。苏东巨变后，各国学者尤其是身经巨变的学者越发感到这部手稿的宝贵。一九九一年在东京召开卢森堡思想讨论会。前面提到的原民主德国学者安·拉西察在发言中，坦率地承认她过去著作中，有些提法对卢森堡不够公正。她说：“沉痛的教训使我不得不作自我批评。”在会下，她又对笔者讲，卢森堡的敏锐与智慧，还有勇气实在惊人，如果早日重视她的警告，也许会别有天地。
　　还有几句题外话。《风》文说“法斯特在狱中那本书上，看到卢森堡以斯巴达克思命名德国社会党”，与史实不符。
　　史实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卢森堡等左派于一九一五年结成被称为国际派的一翼，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六年国际派改称斯巴达克派，后又成立斯巴达克同盟，即一九一八年底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的前身。也许法斯特读的那本书已经弄错了。总之，斯巴达克同盟是和社会民主党相对立的组织，不能说卢森堡为社会民主党更名为斯巴达克。
　　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