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第九十二回，是“陈敬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吴月娘是西门庆的遗孀，西门庆死后，女婿陈敬济逼死了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吴月娘就亲自到官府告状。回目上说是大闹授官厅，其实是夸大其词，与《水浒传》中所说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是无法相比的，吴月娘不过亲自到授官厅向官长毕恭毕敬地递送了状子而已。
　　吴月娘亲自出庭告状，从宋朝的情况看，是不妥的行为；从明朝的观念看，更是严重的不轨行为。作为妇女而出头露面告状，成什么体统？何况她还是五品命官的夫人。因此，仅此一举，也足以被看作是不守妇道的大闹了，是给死去的五品官员西门庆抹黑了。
　　不准女人直接出头露面去衙门告状，这似乎是元朝才开始兴起的规定，而在此之前，老弱病残幼是没有告状资格的。按照现在的理解，可能是这些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过，除了十岁以下的儿童欠缺责任能力外，老人、残疾人也欠缺责任能力吗？说起来，禁止这些人告状的理由，也确实是考虑到他们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他们虚弱的身体无法经受板子的拷打。而在那个时代，屁股能够经受得住大板伺候，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首要条件。
　　原来，古代打官司，经常的情况是不管原告被告，先打若干杀威棒。即使没有杀威棒，古代的原告也没有今天原告的幸运。第一，古代的告状者也要被拘押到大牢里面等待审理。一旦你递了状子告别人，那么，不管你有理没理，你首先得在看守所呆着，等待拘传被告到案开庭。而被拘押在看守所的时候，免不了要挨打。第二，诬告之类，告状的人是要反坐的。反坐的刑法，轻重不一，但是总得接受刑罚，大多是挨板子。这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些七十以上的、十岁以下的、身体残疾有病的，都“不任杖责”。因此，宋朝的法律就明确规定，七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残疾人，都不能投牒告状。如果确有需要告状的事，由家长代理。
　　这些人不能告状的理由就是这样简单：他们因为老弱，屁股承受不了板子的拷打，还是不要让他们告状了。皇帝确实是仁慈的，他知道这些可怜人的屁股挨不了板子，因此取消了他们的告状资格，却全然没有想到如果取消拷打，将会更加仁慈！
　　在北宋的时候，老弱病残幼之外，禁止告状的名单上又增加了新成员，这就是孕妇。今天可以优先坐在城市公共汽车黄凳子上的那些被照顾的人，在宋朝时是属于不许打官司的人。孕妇被禁止告状，也是因为无法受刑，既然挨不了板子，就干脆不许告状了。而到了南宋，一位叫黄震的地方官员，贴出榜文说，“非单独、无子孙孀妇，辙以妇女出名不受”。据专家研究，这个规定是黄震制定的土政策，当时尚没有禁止妇女告状的规定。不过这也算是禁止妇女告状的萌芽，说明那时妇女告状已经不受欢迎了。到了元朝后，法律就明确规定，妇女不能告状。《元典章》有一段记载，大概是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的一个请示报告，报告要求禁止妇女告状。
　　请示写道：“元（同原）告、被论人等，于内有一等不畏公法素无惭耻妇人，自嗜斗争，妄生词讼，装饰捏合，往往代替儿夫、子侄、兄弟，赴官争理。及有一等，对证明白，自知无理，倚赖妇人，又行抗拒，起生侥幸，不肯供说实词，甚者别生事端。在后体知，复有一等年幼寡妇，意逞姿色，故延其事，日逐随衙，乐与人众杂言戏谑，勾引出入茶肆、酒家，宿食寄止僧房、道院，中间非礼，无所不为，习以为常，官不为禁。甚矣妇道！有伤风化！合无今后不许妇人告事。若或全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所告是实，依理归结；如虚不实，止罪妇人，不及代诉。”可见，这里禁止妇女告状的理由，已经主要不是她们柔弱的身体难以承受虎狼刑具的拷打，而是因为她们出头露面有伤风化。
　　接到地方的请示后，中央给了一个批示，说：“本部议得，妇人之义，为主中馈，代夫出讼，有违礼法。此等侥幸，在在如是，不加禁约，败俗弥深。以此参详，凡妇人代替男子，经官告辩词讼，合准所言，通行禁止。若果寡居无依，及虽有男子，别因他故妨碍，事须论诉者，不拘此例。”中央的批示也是强调妇女的本分是在家里做饭，告状就是伤风败俗，因此予以禁止。
　　此后的明清法律当然延续了这一传统，妇女从此被剥夺了诉讼权。有天大的冤屈，她也只能让他人代理，自己抛头露面去告状是有伤风化的。不但她们的告状不能被受理，而且受理的官员也有罪，大明律就规定，要将受理妇女状子的官员“笞五十”，大概是用较细的藤条抽打五十下。
　　当然，法律对于老幼病残妇几种人不许告状的规定也是有例外的。对于谋反谋叛之类危害皇权统治的，对于不孝之类违反儒家伦理的，不但允许他们告官，甚至还非常鼓励他们告官。不管怎么说，皇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纲常伦理的重要性，远在所谓妇道之上。只要有利于维护统治纲常，则有伤风化也是在所不惜的，至于他们的屁股是否承受得了板子，仁慈的皇帝也不会去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