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新国际:《马克思的幽灵》主旨及历史效应再思考

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pdsh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利用其解构策略重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尝试,是德里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以独特的幽灵意象来阐释其解构思想,并且与《马克思的幽灵》的主旨贯通起来。《马克思的幽灵》的主旨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术语予以理解,即解构、正义、新国际和弥赛亚。《马克思的幽灵》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效应,也招致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和批判,德里达立足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之进行了回应,捍卫了《马克思的幽灵》的主旨。
其他文献
国有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角色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科技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共同决定。70多年来,通过国有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企业制度的公司化、党的领导主体化、产业配置的基础化、国资监管的间接化,国有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的功能具有基础性、动态性、广泛性,主要体现在主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提升产业和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等方面。为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应继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历史叙事转向:在本体论上,它否认客观真实的过去与历史规律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它关注历史叙事的情节、形式与意义的生产;在方法论上,它将叙事视作历史学知识生产的方法,关注历史学的文学化和艺术化。19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从历史叙事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对后现代历史叙事进行了反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历史学家群体、读者群体、历史写作的内容与道德尺度,都受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制约,历史叙事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最终体现了"历史(叙事)"与"逻辑(因果必然性)"的有机统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是中华文化兴盛发展的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稷下学术精神,主要表现为:关注现实、明道救世的务实精神,兼容并包、相互交融的自由精神,彰显个性、实现价值的主体精神,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民本精神,尊道贵德、礼法并重的和谐精神等。稷下学术精神在中华文化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兴盛繁荣,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生命政治对国家灾难叙事的伦理审视,其对象不是权力治理,而是权力治理在危机治理中的道德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问题。由于国家在灾难事件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如果权力治理的道德意图在本质上与该国人民之价值诉求是相对立的,那么国家在灾难叙事中就隐藏着一种治理暴力的可能:它可以通过建构一个“例外状态”来制造和生产一种现代性“赤裸生命”,使权力直接作用于生命,从而实现对个体的控制。例外状态的产生,不仅会让现代性国家建立的道德合法性说明被束之高阁,而且会让现代性治理的道德合理性论证陷入权力暴政的危机当中。国家(主权者)可能
面对“文明冲突”,承认—对话—协商是实现善治,构建良序的循环,是构建全球新秩序,实现“地球村”治理的正确和有效的路径。承认是一个治理循环的开端,是对话与协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对话构成了承认与协商之间的中介或中间环节;协商是一个治理循环的终点,是承认与对话的完成和必然结果。治理始于身份确认(承认),进于交换意见(对话),终于共同决策(协商)。从现代性政治到后现代政治,从“认同的政治”到“承认的政治”,从“平等尊严的政治”到“差异的政治”,从独白到对话,从表决到协商,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转向。
个体化是由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决定的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也是在“物的依赖关系”下通过一系列社会机制把个人铸造成为个体的社会运动。民族-国家社会作为个体化的主体和客体,以其需要、目的性及现实能力和本身所固有的本性、规定性和规律等为尺度确立个体化的制度、方式和路径,个体化呈现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或生活模式,是个体化的支撑力量,个体化在现代性核心要素的作用下实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个体化的高度发展取决于三个核心价值取向,这三个核心价值取向形成了个体化的三个重要特质。
价值领域是马克斯·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集中论述的一个议题,但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包含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基础性观察、分析与诊断。除了现代化、合理化等主题之外,价值领域可以成为阐释韦伯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总框架和总命题。以往的解读着眼于价值领域不可还原以及彼此对立的特征,成了一种互不干涉的“价值分立”论。然而,某些价值领域尝试获得或重新夺回“主神”地位,并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由此引发了现代性的内在持续冲突。价值领域理论具备融贯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能力。从韦伯的“方法论的个体论”来看,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人能够
当代社会本体论研究逐渐放弃了在20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一元主义立场,该立场坚持为社会科学寻找统一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放弃一元主义立场有利于社会本体论接受多元主义立场。梳理朗吉诺和艾普斯坦对多元主义的辩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什么是多元主义立场,以及哪种多元主义立场可以在社会本体论领域中被接受。接受多元主义立场未必引发极端相对主义的后果,也不会阻碍在不同的研究进路中追求普遍性知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思想。伽达默尔在论证它的过程中同黑格尔对反思哲学的批判联系起来了。这里涉及黑格尔的“中介”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反思和自否定的概念。要理解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的关键在于把握它与黑格尔的“反思”概念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解释学与辩证法的联系,同时显示出辩证法与现象学是相容的,现象学就在辩证法中,它们可以共同来描述解释学的经验。
黑格尔精神哲学是建构马克思精神哲学的逻辑起点。何以安放精神,无论是依托于理念世界的理性僭越、寄托于精神秩序守护者的信仰慰藉,还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机械式解决方案,都受到了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以“精神外化”为核心的精神哲学体系,把精神存在置于以实践为基石的整体性框架之中,同时具体分析了精神的认知性因素、动力性因素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及其与外在世界的多重关联。依此逻辑延伸,马克思主要从主体驾驭力量、人的解放层次、自由时间等维度,理性审视了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人的解放和精神实现问题。显然,马克思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