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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小说理论内容丰富，已有人从多方面进行探讨，真实性是这一时期小说理论的重要内容。就此问题作些探讨，对于加深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和全面认识艺术真实都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明清小说 真实性 影响
中国小说发展经历了古代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宋话本小说、明清文言白话小说、现代汉语小说等阶段。李卓吾先生把唐以前小说称作小说的童年期，认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没有虚构意识，主要特点是尚实。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志人小说大量涌现，神仙妖魔奇谈怪论成为主要描写对象。这时人们认识虽有提高，基于长期的尚实意识影响，仍称志怪志人为“写实”。最早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并加以自觉提倡的是干宝。他在《搜神记》中提出过“实”与“虚”、“信”与“不信”的论述。在理论上较完整地提出虚构说的是明代的胡应麟。他认为“凡变异之说盛于六朝。然多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作臆好奇借小说以寄笔端”。这里“幻设语”、“作臆好奇”均指虚构。
后来叶昼提出“劈空内造”、金圣叹提出“以文生事，”都肯定了小说的虚构性质，认为它是小说有趣、有魅力的重要方面。但虚构是否就可以凭空捏造，无所顾忌呢？ 理论家们在营建虚构理论的同时，更加重视小说的真实性，认为真实性是小说生命力的源泉，虚构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作为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明清时代，创作的繁荣带来理论研究的日臻成熟与完善。真实性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理论的重要内容，著名理论家除胡应麟、叶昼、金圣叹外，毛宗冈、脂研斋也都阐述了自己的精辟见解。其观点对后世小说创作及其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历代经学地位的显赫，以及封建文化对通俗文学的歧视，种种因素造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小说是一种小道，是正史的参数与补充。因此，小说的本质在于“实录”，好的小说必须排斥虚假，不允许作家的想象掺入小说的叙事过程。明清之际的小批评家，对于小说艺术的真实性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理论上作了充分、深刻的阐述。
首先，肯定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只是它的真实不依赖于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是真实而得到证明。它的真实表现在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符合生活的逻辑。《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始终，深刻地阐述了小说人物情节与社会生活之内在关系。在叶昼看来《水浒传》之所以能与天地相始终，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作品中人物创造做到了“逼真”。叶昼的“逼真”，可理解为生活的逻辑。
所以小说真实不仅是事实之真实，而应是艺术之真实。只有真实地写出“至理”、“真情”，小说创作才会有艺术生命力。其次，明清之际小说批评理论，不仅强调了小说艺术真实来源于客观，是客观存在的人情物理之反映，而且还阐述了小说艺术的真实性是作家艺术想象、虚构、概括、创造之结果。脂砚斋就明确提出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是作家虚构、创造的：按此书中写宝玉，其宝玉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非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曾见这样的文字。在这里，宝玉之形象确已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实录，也不是符合逻辑概念之真实，而是一种想象中的真实，一种情理中的真实。
从上面所举的明清文人评点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艺术真实性的审美内涵之理解，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之过程，已达到了相当之高度。
自干宝提出小说中存在虚幻内容后，虚幻理论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叶昼则提出“劈空捏造”，“实有其人事”。这就说明虚构不是凭空设想，虚构的内容要符合实际生活，符合社会规律。叶昼之前，李贽评《水浒传》时多次提出“语与事俱毕”，“妙处只是一个情字逼真”。“逼真”就是逼近，接近生活实际，至少与生活现象一致。叶昼则在李贽基础上，具化了真实性内容，他指出：“《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它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以与天地相终始。”文字可虚构，情理却不能作假。“真情”“人情物理”便是小说真实性的特点。这里“真情”不能仅指作者抒写情感的真挚，还指他描绘的对象的情感符合世间人情，符合人伦道德，符合社会关系且为读者接受。真情，是小说生命力所在。金圣叹称小说的真实性是“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文”不一定存在，通过虚构可得，但“事必存在”，它须合乎人情物理、合乎生活习惯，金圣叹与叶昼一脉相承。自此“情理”便成为小说真实与否的标准。
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情理真，人物便真，小说也真。但这种“真”又不是照抄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真实的表现。他又说：“看《金瓶梅》，把它当事实看，便被它瞒过；”“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影风之谈，亦必一山点石，借海扬波。”从叶昼、金圣叹、张竹坡的真实性理论看，他们着重强调的是：描写对象虽不必与实际生活等同，但在人情物理上必须符合实际生活，使人们的心理情感能够接受，这就是借用艺术手法去刻画描摹，构成艺术真实。因此这种真实性理论只重艺术和生活的形似。“逼真”、“肖物”、“传神”便是其特点。至脂研斋，真实性理论得以极大的发展完善。他不仅追求“形似”，而且认为艺术真实还应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揭示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他评价《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形容一事，一事逼真《石头》是第—能手矣”，“逼真”就是情理真。
洪秋藩在《红楼梦抉微》里，这样高度评价《红楼梦》对世态人情的反映：《红楼梦》是古今独一无二书， 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物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寿庆理丧，问卜延医、丰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语、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备记之。《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同样也不回避世俗人生的丑陋肮脏的一面，在特定境遇与特定性格塑造中，如二十一回对贾琏与多姑娘一节的描写，就写到混乱性关系之秽行，但脂评眉批却说：“一部书中只有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写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然而，在曹雪芹这部“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中那样的龌龊，即使在贾府这样“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贵族家庭里，也只是生活的一角，而《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就在于它所要表现的，是封建末世世态人情的全般，将封建末世富有历史特征的生活风貌、世态人情、礼教习俗，参差错落、富于情趣地编织在《红楼梦》的艺术情节里，创造了一个新鲜别致的美的新境界。
明清小说，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最后到人情小说；从朝代兴替、英雄争霸、神魔变幻，到一个家庭的荣枯盛衰，普通人的人生际遇，作品与现实生活，与普通百姓的心理更贴近了， 现实感与时代感更加鲜明了，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成熟与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裕琨.明代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张俊.清代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3]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
[5]曹雪芹.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明清小说 真实性 影响
中国小说发展经历了古代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宋话本小说、明清文言白话小说、现代汉语小说等阶段。李卓吾先生把唐以前小说称作小说的童年期，认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没有虚构意识，主要特点是尚实。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志人小说大量涌现，神仙妖魔奇谈怪论成为主要描写对象。这时人们认识虽有提高，基于长期的尚实意识影响，仍称志怪志人为“写实”。最早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并加以自觉提倡的是干宝。他在《搜神记》中提出过“实”与“虚”、“信”与“不信”的论述。在理论上较完整地提出虚构说的是明代的胡应麟。他认为“凡变异之说盛于六朝。然多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作臆好奇借小说以寄笔端”。这里“幻设语”、“作臆好奇”均指虚构。
后来叶昼提出“劈空内造”、金圣叹提出“以文生事，”都肯定了小说的虚构性质，认为它是小说有趣、有魅力的重要方面。但虚构是否就可以凭空捏造，无所顾忌呢？ 理论家们在营建虚构理论的同时，更加重视小说的真实性，认为真实性是小说生命力的源泉，虚构必须以真实为基础。作为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明清时代，创作的繁荣带来理论研究的日臻成熟与完善。真实性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理论的重要内容，著名理论家除胡应麟、叶昼、金圣叹外，毛宗冈、脂研斋也都阐述了自己的精辟见解。其观点对后世小说创作及其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历代经学地位的显赫，以及封建文化对通俗文学的歧视，种种因素造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小说是一种小道，是正史的参数与补充。因此，小说的本质在于“实录”，好的小说必须排斥虚假，不允许作家的想象掺入小说的叙事过程。明清之际的小批评家，对于小说艺术的真实性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理论上作了充分、深刻的阐述。
首先，肯定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来源于客观现实生活，只是它的真实不依赖于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是真实而得到证明。它的真实表现在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符合生活的逻辑。《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始终，深刻地阐述了小说人物情节与社会生活之内在关系。在叶昼看来《水浒传》之所以能与天地相始终，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作品中人物创造做到了“逼真”。叶昼的“逼真”，可理解为生活的逻辑。
所以小说真实不仅是事实之真实，而应是艺术之真实。只有真实地写出“至理”、“真情”，小说创作才会有艺术生命力。其次，明清之际小说批评理论，不仅强调了小说艺术真实来源于客观，是客观存在的人情物理之反映，而且还阐述了小说艺术的真实性是作家艺术想象、虚构、概括、创造之结果。脂砚斋就明确提出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是作家虚构、创造的：按此书中写宝玉，其宝玉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非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曾见这样的文字。在这里，宝玉之形象确已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实录，也不是符合逻辑概念之真实，而是一种想象中的真实，一种情理中的真实。
从上面所举的明清文人评点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艺术真实性的审美内涵之理解，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之过程，已达到了相当之高度。
自干宝提出小说中存在虚幻内容后，虚幻理论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叶昼则提出“劈空捏造”，“实有其人事”。这就说明虚构不是凭空设想，虚构的内容要符合实际生活，符合社会规律。叶昼之前，李贽评《水浒传》时多次提出“语与事俱毕”，“妙处只是一个情字逼真”。“逼真”就是逼近，接近生活实际，至少与生活现象一致。叶昼则在李贽基础上，具化了真实性内容，他指出：“《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它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以与天地相终始。”文字可虚构，情理却不能作假。“真情”“人情物理”便是小说真实性的特点。这里“真情”不能仅指作者抒写情感的真挚，还指他描绘的对象的情感符合世间人情，符合人伦道德，符合社会关系且为读者接受。真情，是小说生命力所在。金圣叹称小说的真实性是“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文”不一定存在，通过虚构可得，但“事必存在”，它须合乎人情物理、合乎生活习惯，金圣叹与叶昼一脉相承。自此“情理”便成为小说真实与否的标准。
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情理真，人物便真，小说也真。但这种“真”又不是照抄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真实的表现。他又说：“看《金瓶梅》，把它当事实看，便被它瞒过；”“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影风之谈，亦必一山点石，借海扬波。”从叶昼、金圣叹、张竹坡的真实性理论看，他们着重强调的是：描写对象虽不必与实际生活等同，但在人情物理上必须符合实际生活，使人们的心理情感能够接受，这就是借用艺术手法去刻画描摹，构成艺术真实。因此这种真实性理论只重艺术和生活的形似。“逼真”、“肖物”、“传神”便是其特点。至脂研斋，真实性理论得以极大的发展完善。他不仅追求“形似”，而且认为艺术真实还应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揭示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他评价《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真实。“形容一事，一事逼真《石头》是第—能手矣”，“逼真”就是情理真。
洪秋藩在《红楼梦抉微》里，这样高度评价《红楼梦》对世态人情的反映：《红楼梦》是古今独一无二书， 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物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寿庆理丧，问卜延医、丰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语、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备记之。《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同样也不回避世俗人生的丑陋肮脏的一面，在特定境遇与特定性格塑造中，如二十一回对贾琏与多姑娘一节的描写，就写到混乱性关系之秽行，但脂评眉批却说：“一部书中只有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写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然而，在曹雪芹这部“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中那样的龌龊，即使在贾府这样“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贵族家庭里，也只是生活的一角，而《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就在于它所要表现的，是封建末世世态人情的全般，将封建末世富有历史特征的生活风貌、世态人情、礼教习俗，参差错落、富于情趣地编织在《红楼梦》的艺术情节里，创造了一个新鲜别致的美的新境界。
明清小说，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最后到人情小说；从朝代兴替、英雄争霸、神魔变幻，到一个家庭的荣枯盛衰，普通人的人生际遇，作品与现实生活，与普通百姓的心理更贴近了， 现实感与时代感更加鲜明了，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成熟与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裕琨.明代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张俊.清代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3]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
[5]曹雪芹.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