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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被视作城市管理顽症的广场活动，今天已成为城区社会治理的有效助力。
荧屏上开启“热舞时代”，荧屏下的观众跳舞也成健康新时尚。这些年，从小年轻，到白领，再到中老年朋友，申城市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日益高涨。
其中，“广场舞”一直是近年来的热词，尽管充满了争议，但仍处“高烧”蔓延时期。要问广场舞有多出名，有多少中国大妈对它情有独钟？你看——就连英国著名的刊物《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都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文章称：大量的人，尤其是大龄女性，在城市公共场所跳舞越来越常见。早上和傍晚，她们开着扬声器，在公园里或者广场上练习跳舞，谈天说地，也带点炫耀的成分。在这被称作“Guangchangwu（广场舞）”的活动中，情歌跟西洋风格的歌曲最受欢迎。其中，凤凰传奇的歌曲是广场舞爱好者的最爱。
“广场舞之热，在于群众需求旺盛；广场舞之争，是否仅仅因为当前公共空间有限？若能在公共开敞空间，开展井然有序的文化活动，不失为一个满足市民群众文化需求、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好途径。”就在广场舞活动饱受争议之时，闵行区却“专挑硬骨头”，思考启动市民文化广场系列项目。
截至目前，閔行区在市民广场上已耗费了整整5年的心力——100个市民文化广场设施改造、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办法推进、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组建、“金平之夜”广场文化节等，闵行区实现了从被动地应付广场文化活动引发的问题，到主动思考、平衡广场文化活动的管理与突破，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而5年间呈现的最大变化是原本被视作城市管理顽症的广场活动，今天已成为城区社会治理的有效助力。
谋定而后动，多管并举
在上海闵行区漕宝路吴宝路路口，有一个开阔的花园广场，这是周边几个小区共用的花园，内有健身步道和不少健身器材，花园最中心还有几块错落有致的圆形小广场。
晚上六点半不到，五六十位大妈已分成近十排列队站好，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声响起，她们便整齐地跳了起来。领舞的老师站在最高的地方，一边喊着“手心手背”“三遍四遍”，一边示范容易搞错的动作。
除了最早一批跳上的，还有周围好多候场围观的。大家急匆匆吃好晚饭，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位于七宝镇镇政府门口的文化广场上，几乎每天雷打不动。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如今的文化广场一样，形成这般浓烈的氛围感，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
有段时间，只要提到广场舞，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跳舞的人，往往强调它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而由此产生的噪音，又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
为了化解“广场舞”难题，上海闵行区先行一步，从“硬件”和“软件”着手，有效地进行引导，尝试市民自我管理方法，力求破解之道，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闵行模式”。
早在5年前，闵行区文化管理部门就开始关注和扶持广场舞。
区文广局局长杨继桢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居住的小区，一到傍晚，大妈们就在门口停用的喷水池中跳舞，做操，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可是有一次他发现，居然连续好几天没有人来跳舞了，一问领头的大妈才知道，因为那几天正是高考，她們自觉地偃旗息鼓。杨继桢被感动了，他说，闵行区200多万居民，老百姓有自己健康的娱乐活动，而且自觉地管理好自己，政府也有义务来解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
闵行区位于上海地域腹部，辖区面积达37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60万人，另有数十万流动人口，全区各类群众活动广场（场地）200余个，广场文体活动团队3000余支，每个广场少则几支，多则十几支团队共享场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中，粗略估计，广场舞大妈总数在20万左右。场地资源显然跟不上20万大妈们的需求，不同团队争用一个广场引起的“内部矛盾”、因噪音引发的“外部矛盾”时有发生。
闵行区文广局群文科负责人江莉莉告诉记者，文广局通过前期调研发现，群众开展广场文化活动需求甚旺，尽管广场公共空间有限，但群众更愿意集中在周边的广场上活动，而全区的广场空地利用率并不高，“与此同时，大部分广场、空地缺乏基本的硬件设施，如灯光、音响等，既给广场文化活动带来安全隐患，也降低了广场使用率。”
因此，2013年，闵行区把市民活动需求旺盛的100个场地改造成了市民文化广场，并列入了当年的政府实事工程。为了确保项目的普惠性，改造哪个广场、改些什么项目，全部由社区说了算。
江莉莉强调，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不搞“景观工程”，广场上竖起了红色的广场形象标志立柱，配置了灯光座台、太阳能灯、便携式户外拉杆电瓶音响等设施。硬件设施的改进有效盘活了广场的文化活动空间，也唤醒了市民群众对该项目的认同度和满意度。2014年，闵行区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进行绩效后评估，其评估成绩位居当年实事项目首位，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基础数据统计，都佐证该项目能有效缓解闵行地区广场文化活动所引发的纠纷与问题。
大妈化身群文新力量
100个文化广场的改造，激活了区内文化资源的存量，扎扎实实缓解了供求矛盾，让更广泛的市民受益。而这只是管理部门“收编”广场舞的第一步。
“因为通过前期的调研，我们还发现，不少广场活动团队自我管理能力突出，在协调与周边居民及其他广场团队的纠纷上颇有心得，在社区群众中也有一定组织力和号召力。而参与广场文化活动的人群开始年轻化，活动形式愈加丰富，艺术水准有所提升，日渐成为新时期群文活动的新载体。”江莉莉表示，广场作为一个开放平台，人流量大、活动类型多、人群驻足时间长，拥有吸引市场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潜在优势。
于是，文化广场采取社会团体管理运营的模式，打造“政府引导、社会管理、群众参与”的公共服务管理新机制。杨继桢表示：“政府作为基层文化管理部门，要从台前退到幕后，从‘什么都管、亲力亲为’到‘管放结合’，在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策略的前提下，让出更多舞台和空间给各类社会力量。”
荧屏上开启“热舞时代”，荧屏下的观众跳舞也成健康新时尚。这些年，从小年轻，到白领，再到中老年朋友，申城市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日益高涨。
其中，“广场舞”一直是近年来的热词，尽管充满了争议，但仍处“高烧”蔓延时期。要问广场舞有多出名，有多少中国大妈对它情有独钟？你看——就连英国著名的刊物《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都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文章称：大量的人，尤其是大龄女性，在城市公共场所跳舞越来越常见。早上和傍晚，她们开着扬声器，在公园里或者广场上练习跳舞，谈天说地，也带点炫耀的成分。在这被称作“Guangchangwu（广场舞）”的活动中，情歌跟西洋风格的歌曲最受欢迎。其中，凤凰传奇的歌曲是广场舞爱好者的最爱。
“广场舞之热，在于群众需求旺盛；广场舞之争，是否仅仅因为当前公共空间有限？若能在公共开敞空间，开展井然有序的文化活动，不失为一个满足市民群众文化需求、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好途径。”就在广场舞活动饱受争议之时，闵行区却“专挑硬骨头”，思考启动市民文化广场系列项目。
截至目前，閔行区在市民广场上已耗费了整整5年的心力——100个市民文化广场设施改造、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办法推进、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组建、“金平之夜”广场文化节等，闵行区实现了从被动地应付广场文化活动引发的问题，到主动思考、平衡广场文化活动的管理与突破，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而5年间呈现的最大变化是原本被视作城市管理顽症的广场活动，今天已成为城区社会治理的有效助力。
谋定而后动，多管并举
在上海闵行区漕宝路吴宝路路口，有一个开阔的花园广场，这是周边几个小区共用的花园，内有健身步道和不少健身器材，花园最中心还有几块错落有致的圆形小广场。
晚上六点半不到，五六十位大妈已分成近十排列队站好，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声响起，她们便整齐地跳了起来。领舞的老师站在最高的地方，一边喊着“手心手背”“三遍四遍”，一边示范容易搞错的动作。
除了最早一批跳上的，还有周围好多候场围观的。大家急匆匆吃好晚饭，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位于七宝镇镇政府门口的文化广场上，几乎每天雷打不动。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如今的文化广场一样，形成这般浓烈的氛围感，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
有段时间，只要提到广场舞，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跳舞的人，往往强调它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而由此产生的噪音，又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
为了化解“广场舞”难题，上海闵行区先行一步，从“硬件”和“软件”着手，有效地进行引导，尝试市民自我管理方法，力求破解之道，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闵行模式”。
早在5年前，闵行区文化管理部门就开始关注和扶持广场舞。
区文广局局长杨继桢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居住的小区，一到傍晚，大妈们就在门口停用的喷水池中跳舞，做操，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可是有一次他发现，居然连续好几天没有人来跳舞了，一问领头的大妈才知道，因为那几天正是高考，她們自觉地偃旗息鼓。杨继桢被感动了，他说，闵行区200多万居民，老百姓有自己健康的娱乐活动，而且自觉地管理好自己，政府也有义务来解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
闵行区位于上海地域腹部，辖区面积达37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60万人，另有数十万流动人口，全区各类群众活动广场（场地）200余个，广场文体活动团队3000余支，每个广场少则几支，多则十几支团队共享场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中，粗略估计，广场舞大妈总数在20万左右。场地资源显然跟不上20万大妈们的需求，不同团队争用一个广场引起的“内部矛盾”、因噪音引发的“外部矛盾”时有发生。
闵行区文广局群文科负责人江莉莉告诉记者，文广局通过前期调研发现，群众开展广场文化活动需求甚旺，尽管广场公共空间有限，但群众更愿意集中在周边的广场上活动，而全区的广场空地利用率并不高，“与此同时，大部分广场、空地缺乏基本的硬件设施，如灯光、音响等，既给广场文化活动带来安全隐患，也降低了广场使用率。”
因此，2013年，闵行区把市民活动需求旺盛的100个场地改造成了市民文化广场，并列入了当年的政府实事工程。为了确保项目的普惠性，改造哪个广场、改些什么项目，全部由社区说了算。
江莉莉强调，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不搞“景观工程”，广场上竖起了红色的广场形象标志立柱，配置了灯光座台、太阳能灯、便携式户外拉杆电瓶音响等设施。硬件设施的改进有效盘活了广场的文化活动空间，也唤醒了市民群众对该项目的认同度和满意度。2014年，闵行区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进行绩效后评估，其评估成绩位居当年实事项目首位，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基础数据统计，都佐证该项目能有效缓解闵行地区广场文化活动所引发的纠纷与问题。
大妈化身群文新力量
100个文化广场的改造，激活了区内文化资源的存量，扎扎实实缓解了供求矛盾，让更广泛的市民受益。而这只是管理部门“收编”广场舞的第一步。
“因为通过前期的调研，我们还发现，不少广场活动团队自我管理能力突出，在协调与周边居民及其他广场团队的纠纷上颇有心得，在社区群众中也有一定组织力和号召力。而参与广场文化活动的人群开始年轻化，活动形式愈加丰富，艺术水准有所提升，日渐成为新时期群文活动的新载体。”江莉莉表示，广场作为一个开放平台，人流量大、活动类型多、人群驻足时间长，拥有吸引市场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潜在优势。
于是，文化广场采取社会团体管理运营的模式，打造“政府引导、社会管理、群众参与”的公共服务管理新机制。杨继桢表示：“政府作为基层文化管理部门，要从台前退到幕后，从‘什么都管、亲力亲为’到‘管放结合’，在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策略的前提下，让出更多舞台和空间给各类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