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認识胡耀邦的，那年我9岁。我父亲罗毅由西北团工委调到团中央工作，胡耀邦由川北区党委调团中央接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书记，我父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的助手。
　　动荡年代，胡耀邦家被造反派赶出原来地方，和胡克实家挤在一个小院内。没有地方睡，我常常睡在地板上，晚上我们关着灯与睡在小床上的胡耀邦天南地北地海聊，他知道的事特多，有时能大段给我们背诵马克思、列宁的话。他讲中国古代历史事件头头是道，他对古文的掌握令人赞叹！胡耀邦对事情有独特的见解，他用朴素的语言揭示事物的实质。批判林彪时，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胡耀邦说：“为什么上当受骗？因为傻子遇上了骗子。”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就会被假马列主义所欺骗！他还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把手）一抓就不难！”
　　胡耀邦一生中遭受过五次错误打击。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被打成“AB团”，差点被错杀。第二次是1942年在延安，因反对康生搞的“拯救运动”，被批斗了好几个月。第三次是在1965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被整了几十天，最后身患重病住院。第四次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时被打得遍体鳞伤，断了三根肋骨。第五次是在1975年被诬蔑为“正在走的走资派”，又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他闲下来了。我们聊天的机会很多，每次找他的人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受迫害，从监狱里一出来，都主动去找胡耀邦。许多老人自己不便来，就叫孩子来传话。胡耀邦对老同志很有感情。一次，吴自立的女儿来找他，希望解决她父亲治病一事。后来，胡耀邦找了余秋里，好不容易把事情解决了。就是这个吴自立，在延安时曾找胡耀邦要二两黄金说是要镶牙。胡耀邦对吴自立解释说：“朱总司令只能批半两黄金（16两制），我这个部长无权批二两。”吴听了不高兴，说：“过去胡耀邦做我的警卫员，现在当了部长不认我了！”胡耀邦笑着对我说：“吴自立是乱讲，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人的警卫员。不过他是老红军，现在有困难，我们应当帮助他，不必计较他从前的事。”吴自立后来自感愧疚，向胡耀邦道歉，感谢他的帮助。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议论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胡耀邦坐在一旁听我们议论。大家都对那群家伙极为不满，骂什么的都有。我冒出一句：“毛主席应当杀康生以谢天下！”胡耀邦拉长声说：“呃！不能杀人啊！”其实胡耀邦对康生很了解，曾向我们讲过康生干的许多坏事。大家对王洪文当党的副主席都很不满。我又冒出一句：“应当让胡耀邦进中央政治局。”胡耀邦听了又拉长了声：“呃！”安黎（安子文之女）笑道：“罗川口出狂言！”
　　1972年，胡德平结婚时，他家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人多得没凳子坐就坐在台阶上。实际上他们家没告诉几个人，谁料到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胡耀邦儿子要结婚，就都来了。这哪里是一般的结婚，实际是老革命前辈及其子女的大集会！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胡耀邦也忙了起来，我同他不怎么见面了。但我想，他是绝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他从小看着长大的晚辈的。我们和耀邦伯伯的心是相通的，他是我心目中的领导、长辈、师长、同志、朋友，我想这十个字的称谓只有耀邦伯伯能承担。 （摘自《红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