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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诗歌体制、诗歌体派两个方面对诗体概念作了辨析,并且以《沧浪诗话》所列初唐诸诗体为例,对其诗体内涵作了辨析。这样的辨析一方面可以加深读者对诗体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为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 《沧浪诗话》 初唐诗体 风格 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体的概念其实有二:一是指诗之类别,属于文体论的范畴;一是指诗之派别,属于风格论的范畴。前者侧重于篇章结构体制,讲诗歌布局谋篇的规制和范式,如五言、七言、柏梁、连珠之类是也;后者侧重于从诗歌表现风格,指群体或个体在诗歌创作活动中,受时代、地域、个人气质、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特征的创作特色,即如以个人命名的体派(风格),其生前身后也往往有大批的追随者,如元和体、李长吉体、西昆体之类是也。诗体区分的意识在《诗经》中即以出现,历经汉魏六朝,至宋代渐趋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对于诗体理论研究的体系建设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但是《沧浪诗话》也有自身的问题,严羽只是罗列出了某某体,但对其是属于体制之体还是体派之体,以及这些诗体的内涵和外延均缺乏准确阐释和严格界定,给后人理解和接受带来了混乱和分歧,有必要进行细致辨析。鉴于此,本文以初唐诗体为对象加以辨析。
一
严羽在论初唐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其中大历和元和习惯上合称中唐,这样看来严羽与后来的高棅对唐诗的分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四分法。所以以时而论,唐初体即指初唐(武德至太极)时期诸诗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同的诗歌风格。《沧浪诗话》对这种诗风作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注释:“沿陈隋之遗风。”隋代国祚弥短,并无特出的诗人,稍出名者如卢思道、虞世基辈皆为由陈入隋者,其时诗歌的总体风格也类似梁陈,是梁陈诗风的历史文化的惯性造成的流衍,故陈隋之遗风实指梁陈时代诗歌风尚。梁陈时占据诗坛主导地位诗体是宫体,这种诗风的典型特征是雕绘满目的辞章之下,弥漫着色情的内容,是故当时诗坛充斥着一片淫糜之声,被闻一多先生斥为“没心肝、没筋骨”的宫体。
事实上,唐初体是指的这种“弥尚轻险”、“彩丽竞繁”的淫放之宫体吗?如果二者等同,严羽还有必要另立唐初一体吗?实际上,严羽所讲的“沿陈隋之遗风”与钟嵘的“体出某某”意思相近,是从诗歌流变的角度指出其继承关系。一种“体”之所以成为“体”,除了继承外,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创新,除了因,还必须有革。而这“新”和“革”才是诗体存在的根本。初唐体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容上尽量过滤掉宫体的色情和淫荡,形式上把律体建设推向成熟。它只是继承了南朝普遍存在的追求绮丽的诗歌风尚。我们可以把初唐分为三个阶段——贞观时期、武后时期、神龙以后时期,在每个阶段各选择一个代表性诗体对这种新变加以分析。
贞观宫廷诗与梁陈宫体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内容上追求清雅,表达儒家传统的“作训垂范”、“和主匡民”的思想。太宗并不排斥绮丽的辞彩,但他又从“审音知政”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到淫丽之风对政权的危害性。所以他和他的重臣们力倡内容上必须有益于教化,化民成俗。且太宗的政治伙伴多为河朔骨鲠之臣(如魏征、王珪等)和江左通经硕儒(如虞世南等),他们要以文教治理天下,当然必须反对前朝诗歌的淫丽之风了。绮丽的语言和儒教的思想的结合外现而为一种典丽堂皇的宫廷气象,这是太宗《帝京篇序》所提出的“中和”思想的贯彻,是魏征“双美”思想的具体体现。当然宫廷诗也非诗歌发展的正途,它用儒家教义代替主体情感,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背弃了诗歌的艺术特质。
文学史上的武后一朝实际上包含了她实际执政的高宗朝。其间比较重要的诗体有上官体、颂体、沈宋体,沈宋体在后文论述作家风格时再详述,这里重点谈谈上官体和颂体。上官体的代表诗人是上官仪,其诗体典型特征是“绮错婉媚”。绮是绮丽之义;错,《说文》释为“交错画也”,“绮错”指文辞华丽,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糜”的绮糜。关键是“婉媚”一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指“柔婉的媚态”,有人说是指“于帝王婉转地献媚”。聂永华通过详实的考究和慎密的分析认为,“婉媚”强调的是“情物密合无间,触物起情,情物交合的言尽意无穷的诗歌意境”和“浑成秀朗,滋味醇厚”的韵致。这样看来,上官体的格调和韵致显然不是淫丽之宫体所能比肩的了。颂体的代表人物是李义府,他的诗歌雕琢空洞,追求华丽,以谄媚为宗,格调并不比宫体高,但其以谄媚代替色情也总算是内容上的一种变化。
神龙以后时期最突出的是神龙逐臣们的创作,这些人包括沈诠期、宋之问、杜审言等,这些人原本就是则天朝文人中的佼佼者,宫廷的政变把他们抛向了蛮荒之地。进退出处的变化,人生命运的无常,痛苦而又艰难的流贬经历使他们摆脱了绮糜的宫廷气,表达出了自己真实深沉的人生感慨,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是声律的高手,使得他们的诗歌既情感真挚又音调流利。这离“诗的盛唐”已经越来越近了。
总之,初唐体作为一种时代风格,其基本内涵当指南朝的丽词俊音与初唐诗人的主体情性结合,为盛唐风骨具备、兴象玲珑的诗歌高峰的到来作好了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又说:“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以个人风格而论,初唐涉及三个,即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那么,这三种诗体又各有什么特征呢?
先说沈宋体。虽然“沈宋体”是由严羽首先提出来的,但沈宋并称要早得多。中唐大诗人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唐兴,学官大振,能者互出。而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评钱起云:“前有沈宋,后有钱郎。”李商隐有诗:“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成良朋。”(《漫成五章》)《新唐书·宋之问传》记:
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细味众说,“沈宋体”至少包含如下两点内涵:一是诗风靡丽。这种诗风在当时还有许多追随者,“学者宗之”。“锦绣”二字概括出其错彩镂金、雕琢藻饰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沈宋的诗尤其是后期的诗歌不只是花架子,已经有了自身的情感蕴蓄其中;二是格律精切。所谓“稳顺声势”是指二人在南朝沈约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声病、平仄、对仗等格律技巧成熟化。“裁辞”、“回忌声病,约句准篇”都是讲二人在律诗定型方面的努力。这样看来,“沈宋体”实际上是指一种法律精切、体制整饬、属对严密、藻彩靡丽的诗风。事实上,律诗也只是到了沈宋的手中才真正可以称其为律诗,如果不以人废文的话,我们应该给予“沈宋体”以更高的诗学史上的位置。
陈拾遗指陈子昂,陈拾遗体当然概括的是陈子昂诗的风格特征了。中唐诗僧皎然指出:“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后者的“变多”如上文分析多指体制格律上的创新,而陈子昂的“复多”则指其诗歌内容上回归风雅,追求风骨和兴寄,追求一种刚健质朴、慷慨悲壮的建安时期的美学风格。其《修竹篇序》指出,齐梁以降,文章“彩丽竞繁”,“刚健不闻,兴寄都绝”。试图以汉魏风骨反拨萎靡不振的当代诗风,包括上官体之雕饰、颂体之卑琐等。实际上,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卢藏用推许为“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犀然一变”。但事实上,在实际创作中,陈子昂诗歌中“刚健”的一面并未体现得非常明显,倒是“兴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感遇》组诗继承了屈、宋、阮籍之余绪,寓朝政国事于诗笔之中,借香花芳草以寄个人感慨,在谄媚成风的武后一朝确实给人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感觉。故陈拾遗体的风格应指以质朴之语写家国情怀,以兴寄之笔发个人感慨,追求质实的内容的一种以复古为新变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本不是新东西,但在“兴寄都绝”了五百年后媚化诗风占主导地位的初唐诗坛仍具有棒喝之效。
王杨卢骆指初唐四位才高位低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杨卢骆并称且以体名之者最早当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新唐书·文艺传》又进一步将四人合称“四杰”。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位卑才高,志向远大却无法伸展。他们虽然都有过短暂的做官生涯,但不是被贬,就是被弃。所以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宫廷走向塞漠,从朝堂走向市井的生活过程。这对他们诗歌情感方向的转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得他们能摆脱宫廷氛围的旖旎脂粉气息,放开自己的喉咙,抒发出自己阳刚而真实的情感。这就是初唐诗歌的一种“民间状态”。尽管当时的上流诗人讥笑其“轻薄”、“俗”,但这种“俗”代表了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故杜甫赞之为万古流芳,“江河不废”。四人皆生活在讲究声病和辞彩的时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王杨的五律和卢骆的歌行都是写得情韵婉转、风华流利。所以王杨卢骆体,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以风华流利的语言表达真实深沉的情感这样一种诗歌风格。
以上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作了简要辨析,当然这种辨析只是粗线条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这样的辨析至少一方面可以加深读者对诗体内涵的理解,一方面也可以给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明代的一些诗评家已经在审源流、识正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代的学人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一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1961.
[2]宋祁,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
[3]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关键词: 《沧浪诗话》 初唐诗体 风格 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体的概念其实有二:一是指诗之类别,属于文体论的范畴;一是指诗之派别,属于风格论的范畴。前者侧重于篇章结构体制,讲诗歌布局谋篇的规制和范式,如五言、七言、柏梁、连珠之类是也;后者侧重于从诗歌表现风格,指群体或个体在诗歌创作活动中,受时代、地域、个人气质、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特征的创作特色,即如以个人命名的体派(风格),其生前身后也往往有大批的追随者,如元和体、李长吉体、西昆体之类是也。诗体区分的意识在《诗经》中即以出现,历经汉魏六朝,至宋代渐趋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对于诗体理论研究的体系建设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但是《沧浪诗话》也有自身的问题,严羽只是罗列出了某某体,但对其是属于体制之体还是体派之体,以及这些诗体的内涵和外延均缺乏准确阐释和严格界定,给后人理解和接受带来了混乱和分歧,有必要进行细致辨析。鉴于此,本文以初唐诗体为对象加以辨析。
一
严羽在论初唐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其中大历和元和习惯上合称中唐,这样看来严羽与后来的高棅对唐诗的分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即四分法。所以以时而论,唐初体即指初唐(武德至太极)时期诸诗人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同的诗歌风格。《沧浪诗话》对这种诗风作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注释:“沿陈隋之遗风。”隋代国祚弥短,并无特出的诗人,稍出名者如卢思道、虞世基辈皆为由陈入隋者,其时诗歌的总体风格也类似梁陈,是梁陈诗风的历史文化的惯性造成的流衍,故陈隋之遗风实指梁陈时代诗歌风尚。梁陈时占据诗坛主导地位诗体是宫体,这种诗风的典型特征是雕绘满目的辞章之下,弥漫着色情的内容,是故当时诗坛充斥着一片淫糜之声,被闻一多先生斥为“没心肝、没筋骨”的宫体。
事实上,唐初体是指的这种“弥尚轻险”、“彩丽竞繁”的淫放之宫体吗?如果二者等同,严羽还有必要另立唐初一体吗?实际上,严羽所讲的“沿陈隋之遗风”与钟嵘的“体出某某”意思相近,是从诗歌流变的角度指出其继承关系。一种“体”之所以成为“体”,除了继承外,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创新,除了因,还必须有革。而这“新”和“革”才是诗体存在的根本。初唐体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容上尽量过滤掉宫体的色情和淫荡,形式上把律体建设推向成熟。它只是继承了南朝普遍存在的追求绮丽的诗歌风尚。我们可以把初唐分为三个阶段——贞观时期、武后时期、神龙以后时期,在每个阶段各选择一个代表性诗体对这种新变加以分析。
贞观宫廷诗与梁陈宫体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内容上追求清雅,表达儒家传统的“作训垂范”、“和主匡民”的思想。太宗并不排斥绮丽的辞彩,但他又从“审音知政”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到淫丽之风对政权的危害性。所以他和他的重臣们力倡内容上必须有益于教化,化民成俗。且太宗的政治伙伴多为河朔骨鲠之臣(如魏征、王珪等)和江左通经硕儒(如虞世南等),他们要以文教治理天下,当然必须反对前朝诗歌的淫丽之风了。绮丽的语言和儒教的思想的结合外现而为一种典丽堂皇的宫廷气象,这是太宗《帝京篇序》所提出的“中和”思想的贯彻,是魏征“双美”思想的具体体现。当然宫廷诗也非诗歌发展的正途,它用儒家教义代替主体情感,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背弃了诗歌的艺术特质。
文学史上的武后一朝实际上包含了她实际执政的高宗朝。其间比较重要的诗体有上官体、颂体、沈宋体,沈宋体在后文论述作家风格时再详述,这里重点谈谈上官体和颂体。上官体的代表诗人是上官仪,其诗体典型特征是“绮错婉媚”。绮是绮丽之义;错,《说文》释为“交错画也”,“绮错”指文辞华丽,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糜”的绮糜。关键是“婉媚”一词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指“柔婉的媚态”,有人说是指“于帝王婉转地献媚”。聂永华通过详实的考究和慎密的分析认为,“婉媚”强调的是“情物密合无间,触物起情,情物交合的言尽意无穷的诗歌意境”和“浑成秀朗,滋味醇厚”的韵致。这样看来,上官体的格调和韵致显然不是淫丽之宫体所能比肩的了。颂体的代表人物是李义府,他的诗歌雕琢空洞,追求华丽,以谄媚为宗,格调并不比宫体高,但其以谄媚代替色情也总算是内容上的一种变化。
神龙以后时期最突出的是神龙逐臣们的创作,这些人包括沈诠期、宋之问、杜审言等,这些人原本就是则天朝文人中的佼佼者,宫廷的政变把他们抛向了蛮荒之地。进退出处的变化,人生命运的无常,痛苦而又艰难的流贬经历使他们摆脱了绮糜的宫廷气,表达出了自己真实深沉的人生感慨,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是声律的高手,使得他们的诗歌既情感真挚又音调流利。这离“诗的盛唐”已经越来越近了。
总之,初唐体作为一种时代风格,其基本内涵当指南朝的丽词俊音与初唐诗人的主体情性结合,为盛唐风骨具备、兴象玲珑的诗歌高峰的到来作好了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又说:“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以个人风格而论,初唐涉及三个,即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那么,这三种诗体又各有什么特征呢?
先说沈宋体。虽然“沈宋体”是由严羽首先提出来的,但沈宋并称要早得多。中唐大诗人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唐兴,学官大振,能者互出。而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评钱起云:“前有沈宋,后有钱郎。”李商隐有诗:“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成良朋。”(《漫成五章》)《新唐书·宋之问传》记:
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细味众说,“沈宋体”至少包含如下两点内涵:一是诗风靡丽。这种诗风在当时还有许多追随者,“学者宗之”。“锦绣”二字概括出其错彩镂金、雕琢藻饰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沈宋的诗尤其是后期的诗歌不只是花架子,已经有了自身的情感蕴蓄其中;二是格律精切。所谓“稳顺声势”是指二人在南朝沈约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声病、平仄、对仗等格律技巧成熟化。“裁辞”、“回忌声病,约句准篇”都是讲二人在律诗定型方面的努力。这样看来,“沈宋体”实际上是指一种法律精切、体制整饬、属对严密、藻彩靡丽的诗风。事实上,律诗也只是到了沈宋的手中才真正可以称其为律诗,如果不以人废文的话,我们应该给予“沈宋体”以更高的诗学史上的位置。
陈拾遗指陈子昂,陈拾遗体当然概括的是陈子昂诗的风格特征了。中唐诗僧皎然指出:“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后者的“变多”如上文分析多指体制格律上的创新,而陈子昂的“复多”则指其诗歌内容上回归风雅,追求风骨和兴寄,追求一种刚健质朴、慷慨悲壮的建安时期的美学风格。其《修竹篇序》指出,齐梁以降,文章“彩丽竞繁”,“刚健不闻,兴寄都绝”。试图以汉魏风骨反拨萎靡不振的当代诗风,包括上官体之雕饰、颂体之卑琐等。实际上,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卢藏用推许为“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犀然一变”。但事实上,在实际创作中,陈子昂诗歌中“刚健”的一面并未体现得非常明显,倒是“兴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感遇》组诗继承了屈、宋、阮籍之余绪,寓朝政国事于诗笔之中,借香花芳草以寄个人感慨,在谄媚成风的武后一朝确实给人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感觉。故陈拾遗体的风格应指以质朴之语写家国情怀,以兴寄之笔发个人感慨,追求质实的内容的一种以复古为新变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本不是新东西,但在“兴寄都绝”了五百年后媚化诗风占主导地位的初唐诗坛仍具有棒喝之效。
王杨卢骆指初唐四位才高位低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杨卢骆并称且以体名之者最早当属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新唐书·文艺传》又进一步将四人合称“四杰”。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位卑才高,志向远大却无法伸展。他们虽然都有过短暂的做官生涯,但不是被贬,就是被弃。所以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宫廷走向塞漠,从朝堂走向市井的生活过程。这对他们诗歌情感方向的转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使得他们能摆脱宫廷氛围的旖旎脂粉气息,放开自己的喉咙,抒发出自己阳刚而真实的情感。这就是初唐诗歌的一种“民间状态”。尽管当时的上流诗人讥笑其“轻薄”、“俗”,但这种“俗”代表了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故杜甫赞之为万古流芳,“江河不废”。四人皆生活在讲究声病和辞彩的时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王杨的五律和卢骆的歌行都是写得情韵婉转、风华流利。所以王杨卢骆体,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以风华流利的语言表达真实深沉的情感这样一种诗歌风格。
以上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作了简要辨析,当然这种辨析只是粗线条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这样的辨析至少一方面可以加深读者对诗体内涵的理解,一方面也可以给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明代的一些诗评家已经在审源流、识正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代的学人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一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1961.
[2]宋祁,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
[3]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