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先生是坝上民办小学的老师，也是坝上民办小学的校长。无论是老师还是校长，张先生都与别的正规民办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不同。这不同不是别的，而是坝上小学只有张先生一个老师，他这个老师同时也就是坝上小学的校长。顺便说一下，坝上小学只有一个年级，就是四年级。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学分初小、高小两个部分，也是小学教育的两个阶段。初小是一到四年级，高小是五六年级。如果初小、高小都有，那就叫完小，也就是完全小学。完小镇上才有，村里一般只有条件办初小。村里的所谓初小，也只是个说法，实际上很多是私塾、半私塾，或像吳先生的学堂那样改良了的私塾。这样，读完这种初小之后，要上比较正式的高小，中间必须有一个过渡。于是当地管教育的部门发明了一种过渡形式，就是单办四年级的民办小学。看官会道，各村的小学都上到四年级不就得了，何必多此一举。但上面却说，村里的民办小学不正规，只有经过一个比较正规的四年级，才能接上正规的五六年级的学习。虽然那时候不注重升学，但有些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小学毕业后，能考个正规的中学。中学既然是很正规的学校，进中学之前的高小就不能不正规。要考上这个正规的高小，就不能不读一个正规的四年级，于是就有了只有一个年级的坝上民办小学。
坝上民办小学虽然不是由村人集资，而是由社里出钱，但为了保证质量，老师却是由区上派的，张先生就是区上派下来的老师。张先生是何方人氏，至今不得而知，但他当过兵，是一望便知的。他的军人作风，开学不久，我们也领略到了。张先生平时走路步子很快，两眼平视前方，两臂前后摆动，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先生大不一样。每天早晨，张先生要我们跑步赶到学校出操，迟到了就要在那个长长的河坝上跑三个来回，所以，在坝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从来没睡过懒觉。上下午的课间操，也不是像镇上的小学那样做广播体操，而是像村上的民兵那样列队出操，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喊得震天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部队的军营。
张先生也把部队的一套号令方法带到了坝上小学。坝上小学上课不敲钟，而是由张先生吹紧急集合号，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连吹三遍。号声一响，我们就好像听见张先生在喊我们，快点哟，快点哟，无论玩得多起劲，都转身奔向教室。下课不吹军号，而是吹口哨。张先生讲完课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铁哨，长吹一声，我们就像燕子一样飞到教室外面，还真有点军营的味道。
还有，就是镇上的学校上课喊起立、坐下，我们上课喊立正、稍息，而且要求我们的动作要干净利索，不能拖泥带水。有一次，我的裤带子松了，动作慢了一点，张先生突然冲我大喝一声，说，出列。我没听清楚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叫我稍息，就顺势坐下了。张先生只好放弃了他的军营用语，改用平常话说，叫你出来，听见没有。
放在别的学校，这个动作是很好完成的，从课桌和课椅中侧身挤出去就是，但是，在坝上小学，要完成这个动作，却十分困难。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经的课桌课椅，课桌课椅都是歪脖子柳树锯成的。河滩上，一棵合抱粗的柳树，从正中纵向剖开，平面朝上，弧面朝下，用几根粗点的树枝支撑，就成了一排课桌。树干有几道弯，课桌就有几道弯。坐的板凳也是柳树桩子锯成的，顺着树干做成的课桌，参差不齐地摆成一排，我们就坐成了一个S形。从教室门口望过去，就像正月十五摆的龙灯。要想从这种弯弯曲曲歪歪扭扭的树桌树凳的迷阵中挤出去，谈何容易。张先生看我为难，也就作罢，只淡淡地说了声，下次动作快点。
这样的条件，自然不好划分学习小组。我后来到镇小上学，知道年级下面有班，班下面有组，组是最小的学习单位。一个学习小组一般是坐成一列的同学。但坝上小学却没法这样分组，因为用歪脖子柳树锯成的课桌，不能纵放，只能横排。坝上小学共有两个班，一个班五六十号人，在教室里坐成三排，一排分成一组显然太大，张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按弯分组，课桌拐了几个弯，就分成几个组，一组六七号人，正合适。所以张先生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或课堂作业，叫的不是一组二组，而是一弯二弯。遇到上体育课分组活动的时候，张先生会说，一弯划澡（游泳），二弯踢球，三弯练格斗。听起来就是一班向左，二班向右，三班跟我走。
张先生喜欢把部队的军事训练项目，都搬到我们的体育课堂上。坝上小学除了一条河坝和身后的大沙河，就没有别的活动场地，更不要说专门配备的体育运动器材了，所以，部队的一些军事训练项目，诸如跑步、游泳、擒拿、格斗、匍伏前进，负重行军等等，就成了我们的体育科目。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办法，我们的军事素质这一年因而都有很大提高。后来不论是当知青还是进工厂，只要搞民兵训练，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我们都喜欢张先生的体育课，宽阔的河滩上，到处都是我们的运动场。张先生在河滩上划出各个运动项目的活动范围，有丢篮球的，托排球的，踢足球的，练短跑的，翻跟头的，摔跤的，也有打梭子跳房子丢手巾踢踺子做各种游戏的，看上去就像戏班子的练功场。
除了体育课，还有一门音画课，也是我们喜欢的。张先生把音乐图画合并成一门音画课，上课的地点也在河滩上。音乐课主要是由张先生教唱歌。唱歌的时候，张先生让我们站成队列，然后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唱得高兴了，还手舞足蹈地打拍子。张先生教我们唱的，多半是军歌，唱得最多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对着空旷的河滩，使出吃奶的力气跟着张先生拼命地吼，惊得柳树林子里的鸟儿扑扑乱飞。
唱完了歌，张先生就在河滩上支起一块小黑板，教我们画画。张先生教画画，不像后来的先生那样，从教画鸡蛋开始，而是见什么画什么。河滩上最多的是柳树，我们画得最多的也是柳树。张先生选定一棵树，先让我们画树干树枝，然后照着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画上去，画过了静止的柳树，还要画风吹的柳树，画完了夏天枝叶繁茂的柳树，还要画冬天枝枯叶落的柳树。柳树的枝叶随季节变化，我们画的柳树也就千姿百态。到河滩上来拾柴的村人见我们画了这么多柳树，就说，这下好了，张先生不缺柴烧了。 坝上小学的学生，平时最盼望的，是上体育课和音画课，上课的军号一响，就像战士冲出战壕一样冲向河滩，河滩上顿时一片欢腾。碰到雨雪天气，不能出去活动，又不能在别班上课的时候唱歌，张先生就让我们默画河滩上的柳树，他自己却跨过教室之间的墙洞，到那边班上去上语文课或算术课。坝上小学的两间教室原来是连在一起的两个独立的房间，为了上课方便，张先生在两间教室的隔墙上凿了一个洞，这洞凿在两个教室的黑板之间，张先生上完了这边的课，就跨过墙洞到那边上课。这边教室的同学朗读课文或听讲生字，那边的同学就做算术习题或预习新课。张先生彎着腰从墙洞里钻来钻去，像电影里的民兵钻地道一样。
张先生这样交替着上课，好是好，但也不免互相影响。常常是，在这边预习新课的同学，听见张先生在那边演算一道算术题，头脑里也跟着演算起来，有那心算快的，不等张先生那边演算完毕，这边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弄得张先生十分尴尬。或者，那边问一个语文课上的问题，这边做算术练习的同学，也跟着思考，结果，写在算术练习本上的，不是自己的演算，而是那边的问题。有一次，张先生在那边讲《列宁和卫兵》，讲到卫兵洛班诺夫在斯莫尔尼宫门前拦住了列宁，就向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说，同学们，你们说卫兵该不该拦呀，结果两边教室的同学一起大声回答说，该。张先生只好把头伸到洞这边来说，没问你们，不准多嘴。
坝上坝下的人都喜欢张先生，觉得他的书教得新鲜有趣。没事的时候，常到学校来玩。遇到上体育课音乐课，有那技痒难耐的，也禁不住要参与进去，跟学生一起踢踢球，唱唱歌什么的，张先生一律欢迎，而且还招呼围观的村人都来参加，好像他不是在上体育课，而是像县文化馆下来的干部一样，在辅导群众唱歌跳舞。
日子要是就这么下去，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可是后来生了一件事，却让一切都变了样。那天，我们正在河滩上上体育课，大家都玩得十分高兴。天很热，有几个同学一直泡在冰凉的河水里不肯上来。那几天，上游正在防洪，张先生怕洪水冲下来发生危险，就大声喊他们上来。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肯上来，总之是，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有一股几尺高的水头正沿着河道冲刷下来。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听张先生大喝一声，散开，一边飞一样朝下游的闸口奔去。等到我们醒过神来，那几个泡在河水里的同学已不见了踪影，远处闸口上，却聚集了一群人，正在从水里向上拽人。我们跑到闸口一看，那几个同学已被救起来了，但挡住这些同学的张先生，却还卡在闸口的木桩里面。众人好不容易把张先生从木桩缝中拉出来，却发现张先生右腿的腿骨已被折断。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差，虽然村人用竹床把张先生抬到区卫生院做了接骨手术，但张先生却从此成了一个拄着拐棍的瘸子。
成了瘸子的张先生虽然还在坝上小学教书，但已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也不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更不用说在体育课上奔跑跳跃，在音乐课上手舞足蹈地打拍子了。连在教室的墙洞里钻来钻去，都感到困难。这时候的张先生，已完全失去了先前的军人气派。我们见张先生这样，都很难过。那些上课时喜欢两边插嘴的同学，也不再随便插嘴了。就是有人插嘴了，张先生也不大理会。时间长了，实在嘴痒的同学，想插嘴的时候，看看周围的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也就把口边的话咽回去了。
村人见张先生这样，洗衣做饭都不方便，就给他张罗了一门婚事。新娘子的家就在坝下，我们都认识她，平时都叫她芹姐。芹姐跟张先生结婚后，成了先生娘子，我们还是叫她芹姐。芹姐牙齿有些暴，长得不漂亮，但很勤快，每天看她洗衣弄饭，收拾教室，忙得不亦乐乎。忙完了家务和学校里的杂事，芹姐还抽空在坝下开了一块荒地，整好沟垄，撒上菜籽，等长出苗了，就把教室后面茅厕里的屎尿挑到地里做肥。学校里人多，每天拉的屎尿也多，所以芹姐的菜地不缺肥料，季季蔬菜都长得好。我们下课了，也去帮忙，浇浇水，捉捉虫，扯扯草，干些杂活。张先生虽然腿脚不方便，也常常要搭上一把手，捎带着还给我们讲了许多蔬菜种植方面的知识。
坝下的荒地多，芹姐舍得花力气，她的菜地越种越大。除了种菜，在菜地旁边，还种了一块地的西瓜。夏天，西瓜熟了，芹姐在瓜地里搭了一个棚子，晚上，不愿回家的学生，就跟张先生挤在一起，陪他看瓜，听他讲故事。张先生的故事，不是我在村里听过的封神、西游，说唐、说岳，征东、征西，而是解放军剿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名字。后来我当了文学教授，从一个现代文学版本学家那儿才得知，《林海雪原》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张先生讲的，是他从杂志上看来的片断，其中就有后来流传很广的奇袭奶头山的故事。再次听到这个故事的全本，则是在我第二年上了高小之后，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跟我讲的。我的文学爱好，也便由张先生的故事，从旧文学带到新文学中来了。
张先生很会讲故事，像他教唱军歌一样，他讲的故事，也多半是战斗故事，而且，这故事有的就发生在本县，跟本县的解放战争和剿匪斗争有关。刚解放那几年，后山的土匪很多，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县城的姑妈家，经常看见隔壁县大队的战士出去剿匪，去的时候队伍排得整整齐齐，还唱着歌，回来的时候，抬着担架，押着俘虏，背着缴获来的枪支弹药，就没有那么整齐了，有的头上手上都扎了绷带，还有的走路一瘸一瘸的，腿上也受了伤。我站在街边上围观，很佩服这些解放军战士。有了这样的印象，张先生讲的剿匪故事，我也就格外爱听。
有一次，张先生跟我们讲了一个智救小学生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县大队在后山剿匪，土匪逃进了一所小学负隅顽抗，解放军不敢强攻，就让一个战士化装成从汉口探亲归来的教书先生，戴着礼帽，穿着长袍，提着手提箱，喊着要进校门。土匪担心有诈，就让一个小喽啰出来搜身。等这个小土匪走近，教书先生就把另一只手提着的一盒糕点举得高高的，一边大声说，一点孝敬，不成敬意，请小爷笑纳。一边对走近身边的小土匪小声威胁道，老实点，喊就炸死你。那小土匪已看出那盒糕点里露出的手榴弹的圆头，引线就勾在教书先生的手指头上，只好乖乖地把教书先生领进校门。进了校门，教书先生突然一转身，把那盒糕点朝趴在门楼上准备射击的土匪扔过去，轰的一声，县大队的战士跟着就冲进来了。这个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立了个三等功。 在庆功会上，县大队政委对这个化装成教书先生的战士说，看不出来，你小子一打扮，还真像个教书先生。这个战士当即向政委立正敬礼，大声说道，报告政委，打完仗，我就想去当教书先生。政委说，哦，想当教书先生，好哇。又把他上下一打量，说，总不能就这样当教书先生，总得学习学习，培训培训吧。站在政委身边的县长接上去说，想当教书先生是好事呀，新中国的教育正缺老师。这样吧，你先上个师范，等师范毕业了，再去当教书先生。就这样，这个战士后来真的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当上了教书先生。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张先生说的就是他自己，但张先生却嘿嘿嘿地笑，不承认。后来我到县里上中学，我的班主任是从师范调过来的，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教过我的这位张先生，班主任说，是的，是他，他就是师范毕业的，我教过他，是个不错的学生，听说在部队还立过功。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与张先生的过去经历有关的事。
1964年四清运动，有人检举张先生私开自留地，破坏集体经济，强迫学生为他干活，搞资本主义剥削。四清运动本来是清查农村干部四不清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也清查到民办教师头上来了。既然有人检举揭发，四清工作队就立案调查，还找我们这些学生取证。那时候，我已到县城上中学，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剥削，也多少知道事情的轻重，就说，我们帮芹姐干过活是真，都是课间自愿的，而且还吃了芹姐不少的西瓜，中午带饭的同学也没少吃芹姐弄的菜。工作组的人说，那是你们还小，划不清界限，甘愿接受剥削。后来我才听人说，是有人想着张先生的这个位置，找机会整治张先生，好取而代之。
不让张先生教书了，张先生又不能下田干农活，看在张先生立过军功的份上，上面仍留张先生在坝上小学干些杂活。这杂活除了协助芹姐收拾教室，就是上课吹号，下课吹哨。坝上小学的号声虽然仍在空旷的原野回荡，但听起来却没有以前那么敞亮。有一次，我从县中回家，路过坝上小学，看见张先生拄着拐棍正在吹号，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张先生吹得很用劲，正在课间活动的学生，听见号声，像风吹落叶一样，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张先生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铜号，像河滩上一棵孤零零的柳树，兀立在寒风之中。
代替张先生的是个年轻的女孩，听说是公社某个领导的儿媳。女先生也姓章，但姓的不是弓长张，而是立早章。当地的方言分不清张和章，就把张先生叫大张先生，把章先生叫小张先生，听起来都是个张。听村人说，这小张先生倒是挺和氣，也没怎么为难大张先生，相反，却给了大张先生许多照顾，只是书教得不怎么样。证据之一，就是常念错别字，大张先生在教室外实在听不下去，就帮她纠正了几回。次数多了，连大张先生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私下对学生说，你们晚上到我家来，我教你们再念一遍。有一次，刚好被小张先生碰上了，大张先生觉得十分尴尬。哪知小张先生却大大方方地端个板凳在旁边坐下来，跟着大张先生一个一个地念课文上的生字。事后，还跟大张先生说，我本来就没好好上过学，是他们赶鸭子上架，硬要我来教书。从此，大张先生就收了这个特殊的学生，晚上手把手地教她备课，白天一字一句地听她讲课。只是上课的时候，一个在教室里，一个在教室外，一个是正牌的先生，一个是吹号扫地的杂工。村人都夸大张先生好气量，大张先生说，把小张先生教好了，她才能把你们的孩子教好，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没有亲眼得见，但是，有一个顺口溜，我放假回家，却听得真真切切，心里很不是滋味：坝上小学真奇怪，夜里打货日里卖。卖课的学生在屋里，教课的先生在屋外。
1958年搞一大二公，队上收走了芹姐开的自留地，说是资本主义残余，不能保留。三年困难时期，小张先生不忍心大张先生一家挨饿，又到公社帮忙要了回来，靠着芹姐开的这片荒地，一家人才度过了饥荒。只是经过几年的折腾，坝上小学的那两间教室，已破旧不堪，上面没有拨款，队上也无力翻修，终于有一天，连日暴雨，暴涨的河水漫上河坝，冲垮了教室的泥墙，把住在披厦里的张先生一家，都压在屋架下面，芹姐和孩子虽然被救出来了，但张先生却不知为什么跑到教室里，被两棵弯弯曲曲、歪歪扭扭的柳树课桌夹在中间，怎么也拉不出来。芹姐哭着说，他这几天老念叨教室里那两块黑板，怕被水冲走了。众人忽然想起，教室墙上挂着的那两块黑板，原是区上发给坝上小学的奖品，难道在这风狂雨暴之夜，张先生是想去把它们取下来，为坝上小学保存这份荣誉。
三十多年后，在坝上小学的旧址上，一个曾经在坝上小学读过四年级的企业家捐资，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希望小学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面对那片长满柳树的河滩，巍峨耸立，很是气派。里面的课桌课椅和一应教学设施，都按标准配置，楼前树了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周都要举行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这位企业家要求，出旗前要吹紧急集合号，出旗曲要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有一年回乡，早晨起来，我突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在旷野上空响起，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向前，向前，向前……，我默念着这熟悉的曲调和歌词，禁不住泪如雨下。
临街楼主曰：余少时受教，得之于民办教育者孔多，唯于张先生处，所得特异。张先生虽无今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观念，然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皆合此五育之精神。此无意插柳乎？故教育者，不徒在其理念，而在教育者之德能。惜乎张先生中年困厄，壮岁殒命，此吾乡为民办教育献身之第一人也。
责任编辑 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学分初小、高小两个部分，也是小学教育的两个阶段。初小是一到四年级，高小是五六年级。如果初小、高小都有，那就叫完小，也就是完全小学。完小镇上才有，村里一般只有条件办初小。村里的所谓初小，也只是个说法，实际上很多是私塾、半私塾，或像吳先生的学堂那样改良了的私塾。这样，读完这种初小之后，要上比较正式的高小，中间必须有一个过渡。于是当地管教育的部门发明了一种过渡形式，就是单办四年级的民办小学。看官会道，各村的小学都上到四年级不就得了，何必多此一举。但上面却说，村里的民办小学不正规，只有经过一个比较正规的四年级，才能接上正规的五六年级的学习。虽然那时候不注重升学，但有些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小学毕业后，能考个正规的中学。中学既然是很正规的学校，进中学之前的高小就不能不正规。要考上这个正规的高小，就不能不读一个正规的四年级，于是就有了只有一个年级的坝上民办小学。
坝上民办小学虽然不是由村人集资，而是由社里出钱，但为了保证质量，老师却是由区上派的，张先生就是区上派下来的老师。张先生是何方人氏，至今不得而知，但他当过兵，是一望便知的。他的军人作风，开学不久，我们也领略到了。张先生平时走路步子很快，两眼平视前方，两臂前后摆动，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先生大不一样。每天早晨，张先生要我们跑步赶到学校出操，迟到了就要在那个长长的河坝上跑三个来回，所以，在坝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从来没睡过懒觉。上下午的课间操，也不是像镇上的小学那样做广播体操，而是像村上的民兵那样列队出操，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口令喊得震天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部队的军营。
张先生也把部队的一套号令方法带到了坝上小学。坝上小学上课不敲钟，而是由张先生吹紧急集合号，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连吹三遍。号声一响，我们就好像听见张先生在喊我们，快点哟，快点哟，无论玩得多起劲，都转身奔向教室。下课不吹军号，而是吹口哨。张先生讲完课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铁哨，长吹一声，我们就像燕子一样飞到教室外面，还真有点军营的味道。
还有，就是镇上的学校上课喊起立、坐下，我们上课喊立正、稍息，而且要求我们的动作要干净利索，不能拖泥带水。有一次，我的裤带子松了，动作慢了一点，张先生突然冲我大喝一声，说，出列。我没听清楚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叫我稍息，就顺势坐下了。张先生只好放弃了他的军营用语，改用平常话说，叫你出来，听见没有。
放在别的学校，这个动作是很好完成的，从课桌和课椅中侧身挤出去就是，但是，在坝上小学，要完成这个动作，却十分困难。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经的课桌课椅，课桌课椅都是歪脖子柳树锯成的。河滩上，一棵合抱粗的柳树，从正中纵向剖开，平面朝上，弧面朝下，用几根粗点的树枝支撑，就成了一排课桌。树干有几道弯，课桌就有几道弯。坐的板凳也是柳树桩子锯成的，顺着树干做成的课桌，参差不齐地摆成一排，我们就坐成了一个S形。从教室门口望过去，就像正月十五摆的龙灯。要想从这种弯弯曲曲歪歪扭扭的树桌树凳的迷阵中挤出去，谈何容易。张先生看我为难，也就作罢，只淡淡地说了声，下次动作快点。
这样的条件，自然不好划分学习小组。我后来到镇小上学，知道年级下面有班，班下面有组，组是最小的学习单位。一个学习小组一般是坐成一列的同学。但坝上小学却没法这样分组，因为用歪脖子柳树锯成的课桌，不能纵放，只能横排。坝上小学共有两个班，一个班五六十号人，在教室里坐成三排，一排分成一组显然太大，张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按弯分组，课桌拐了几个弯，就分成几个组，一组六七号人，正合适。所以张先生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或课堂作业，叫的不是一组二组，而是一弯二弯。遇到上体育课分组活动的时候，张先生会说，一弯划澡（游泳），二弯踢球，三弯练格斗。听起来就是一班向左，二班向右，三班跟我走。
张先生喜欢把部队的军事训练项目，都搬到我们的体育课堂上。坝上小学除了一条河坝和身后的大沙河，就没有别的活动场地，更不要说专门配备的体育运动器材了，所以，部队的一些军事训练项目，诸如跑步、游泳、擒拿、格斗、匍伏前进，负重行军等等，就成了我们的体育科目。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办法，我们的军事素质这一年因而都有很大提高。后来不论是当知青还是进工厂，只要搞民兵训练，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我们都喜欢张先生的体育课，宽阔的河滩上，到处都是我们的运动场。张先生在河滩上划出各个运动项目的活动范围，有丢篮球的，托排球的，踢足球的，练短跑的，翻跟头的，摔跤的，也有打梭子跳房子丢手巾踢踺子做各种游戏的，看上去就像戏班子的练功场。
除了体育课，还有一门音画课，也是我们喜欢的。张先生把音乐图画合并成一门音画课，上课的地点也在河滩上。音乐课主要是由张先生教唱歌。唱歌的时候，张先生让我们站成队列，然后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唱得高兴了，还手舞足蹈地打拍子。张先生教我们唱的，多半是军歌，唱得最多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对着空旷的河滩，使出吃奶的力气跟着张先生拼命地吼，惊得柳树林子里的鸟儿扑扑乱飞。
唱完了歌，张先生就在河滩上支起一块小黑板，教我们画画。张先生教画画，不像后来的先生那样，从教画鸡蛋开始，而是见什么画什么。河滩上最多的是柳树，我们画得最多的也是柳树。张先生选定一棵树，先让我们画树干树枝，然后照着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画上去，画过了静止的柳树，还要画风吹的柳树，画完了夏天枝叶繁茂的柳树，还要画冬天枝枯叶落的柳树。柳树的枝叶随季节变化，我们画的柳树也就千姿百态。到河滩上来拾柴的村人见我们画了这么多柳树，就说，这下好了，张先生不缺柴烧了。 坝上小学的学生，平时最盼望的，是上体育课和音画课，上课的军号一响，就像战士冲出战壕一样冲向河滩，河滩上顿时一片欢腾。碰到雨雪天气，不能出去活动，又不能在别班上课的时候唱歌，张先生就让我们默画河滩上的柳树，他自己却跨过教室之间的墙洞，到那边班上去上语文课或算术课。坝上小学的两间教室原来是连在一起的两个独立的房间，为了上课方便，张先生在两间教室的隔墙上凿了一个洞，这洞凿在两个教室的黑板之间，张先生上完了这边的课，就跨过墙洞到那边上课。这边教室的同学朗读课文或听讲生字，那边的同学就做算术习题或预习新课。张先生彎着腰从墙洞里钻来钻去，像电影里的民兵钻地道一样。
张先生这样交替着上课，好是好，但也不免互相影响。常常是，在这边预习新课的同学，听见张先生在那边演算一道算术题，头脑里也跟着演算起来，有那心算快的，不等张先生那边演算完毕，这边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弄得张先生十分尴尬。或者，那边问一个语文课上的问题，这边做算术练习的同学，也跟着思考，结果，写在算术练习本上的，不是自己的演算，而是那边的问题。有一次，张先生在那边讲《列宁和卫兵》，讲到卫兵洛班诺夫在斯莫尔尼宫门前拦住了列宁，就向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说，同学们，你们说卫兵该不该拦呀，结果两边教室的同学一起大声回答说，该。张先生只好把头伸到洞这边来说，没问你们，不准多嘴。
坝上坝下的人都喜欢张先生，觉得他的书教得新鲜有趣。没事的时候，常到学校来玩。遇到上体育课音乐课，有那技痒难耐的，也禁不住要参与进去，跟学生一起踢踢球，唱唱歌什么的，张先生一律欢迎，而且还招呼围观的村人都来参加，好像他不是在上体育课，而是像县文化馆下来的干部一样，在辅导群众唱歌跳舞。
日子要是就这么下去，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可是后来生了一件事，却让一切都变了样。那天，我们正在河滩上上体育课，大家都玩得十分高兴。天很热，有几个同学一直泡在冰凉的河水里不肯上来。那几天，上游正在防洪，张先生怕洪水冲下来发生危险，就大声喊他们上来。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肯上来，总之是，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有一股几尺高的水头正沿着河道冲刷下来。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听张先生大喝一声，散开，一边飞一样朝下游的闸口奔去。等到我们醒过神来，那几个泡在河水里的同学已不见了踪影，远处闸口上，却聚集了一群人，正在从水里向上拽人。我们跑到闸口一看，那几个同学已被救起来了，但挡住这些同学的张先生，却还卡在闸口的木桩里面。众人好不容易把张先生从木桩缝中拉出来，却发现张先生右腿的腿骨已被折断。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差，虽然村人用竹床把张先生抬到区卫生院做了接骨手术，但张先生却从此成了一个拄着拐棍的瘸子。
成了瘸子的张先生虽然还在坝上小学教书，但已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也不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更不用说在体育课上奔跑跳跃，在音乐课上手舞足蹈地打拍子了。连在教室的墙洞里钻来钻去，都感到困难。这时候的张先生，已完全失去了先前的军人气派。我们见张先生这样，都很难过。那些上课时喜欢两边插嘴的同学，也不再随便插嘴了。就是有人插嘴了，张先生也不大理会。时间长了，实在嘴痒的同学，想插嘴的时候，看看周围的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也就把口边的话咽回去了。
村人见张先生这样，洗衣做饭都不方便，就给他张罗了一门婚事。新娘子的家就在坝下，我们都认识她，平时都叫她芹姐。芹姐跟张先生结婚后，成了先生娘子，我们还是叫她芹姐。芹姐牙齿有些暴，长得不漂亮，但很勤快，每天看她洗衣弄饭，收拾教室，忙得不亦乐乎。忙完了家务和学校里的杂事，芹姐还抽空在坝下开了一块荒地，整好沟垄，撒上菜籽，等长出苗了，就把教室后面茅厕里的屎尿挑到地里做肥。学校里人多，每天拉的屎尿也多，所以芹姐的菜地不缺肥料，季季蔬菜都长得好。我们下课了，也去帮忙，浇浇水，捉捉虫，扯扯草，干些杂活。张先生虽然腿脚不方便，也常常要搭上一把手，捎带着还给我们讲了许多蔬菜种植方面的知识。
坝下的荒地多，芹姐舍得花力气，她的菜地越种越大。除了种菜，在菜地旁边，还种了一块地的西瓜。夏天，西瓜熟了，芹姐在瓜地里搭了一个棚子，晚上，不愿回家的学生，就跟张先生挤在一起，陪他看瓜，听他讲故事。张先生的故事，不是我在村里听过的封神、西游，说唐、说岳，征东、征西，而是解放军剿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少剑波和杨子荣的名字。后来我当了文学教授，从一个现代文学版本学家那儿才得知，《林海雪原》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张先生讲的，是他从杂志上看来的片断，其中就有后来流传很广的奇袭奶头山的故事。再次听到这个故事的全本，则是在我第二年上了高小之后，五年级的语文老师跟我讲的。我的文学爱好，也便由张先生的故事，从旧文学带到新文学中来了。
张先生很会讲故事，像他教唱军歌一样，他讲的故事，也多半是战斗故事，而且，这故事有的就发生在本县，跟本县的解放战争和剿匪斗争有关。刚解放那几年，后山的土匪很多，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县城的姑妈家，经常看见隔壁县大队的战士出去剿匪，去的时候队伍排得整整齐齐，还唱着歌，回来的时候，抬着担架，押着俘虏，背着缴获来的枪支弹药，就没有那么整齐了，有的头上手上都扎了绷带，还有的走路一瘸一瘸的，腿上也受了伤。我站在街边上围观，很佩服这些解放军战士。有了这样的印象，张先生讲的剿匪故事，我也就格外爱听。
有一次，张先生跟我们讲了一个智救小学生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县大队在后山剿匪，土匪逃进了一所小学负隅顽抗，解放军不敢强攻，就让一个战士化装成从汉口探亲归来的教书先生，戴着礼帽，穿着长袍，提着手提箱，喊着要进校门。土匪担心有诈，就让一个小喽啰出来搜身。等这个小土匪走近，教书先生就把另一只手提着的一盒糕点举得高高的，一边大声说，一点孝敬，不成敬意，请小爷笑纳。一边对走近身边的小土匪小声威胁道，老实点，喊就炸死你。那小土匪已看出那盒糕点里露出的手榴弹的圆头，引线就勾在教书先生的手指头上，只好乖乖地把教书先生领进校门。进了校门，教书先生突然一转身，把那盒糕点朝趴在门楼上准备射击的土匪扔过去，轰的一声，县大队的战士跟着就冲进来了。这个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立了个三等功。 在庆功会上，县大队政委对这个化装成教书先生的战士说，看不出来，你小子一打扮，还真像个教书先生。这个战士当即向政委立正敬礼，大声说道，报告政委，打完仗，我就想去当教书先生。政委说，哦，想当教书先生，好哇。又把他上下一打量，说，总不能就这样当教书先生，总得学习学习，培训培训吧。站在政委身边的县长接上去说，想当教书先生是好事呀，新中国的教育正缺老师。这样吧，你先上个师范，等师范毕业了，再去当教书先生。就这样，这个战士后来真的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当上了教书先生。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张先生说的就是他自己，但张先生却嘿嘿嘿地笑，不承认。后来我到县里上中学，我的班主任是从师范调过来的，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教过我的这位张先生，班主任说，是的，是他，他就是师范毕业的，我教过他，是个不错的学生，听说在部队还立过功。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与张先生的过去经历有关的事。
1964年四清运动，有人检举张先生私开自留地，破坏集体经济，强迫学生为他干活，搞资本主义剥削。四清运动本来是清查农村干部四不清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也清查到民办教师头上来了。既然有人检举揭发，四清工作队就立案调查，还找我们这些学生取证。那时候，我已到县城上中学，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剥削，也多少知道事情的轻重，就说，我们帮芹姐干过活是真，都是课间自愿的，而且还吃了芹姐不少的西瓜，中午带饭的同学也没少吃芹姐弄的菜。工作组的人说，那是你们还小，划不清界限，甘愿接受剥削。后来我才听人说，是有人想着张先生的这个位置，找机会整治张先生，好取而代之。
不让张先生教书了，张先生又不能下田干农活，看在张先生立过军功的份上，上面仍留张先生在坝上小学干些杂活。这杂活除了协助芹姐收拾教室，就是上课吹号，下课吹哨。坝上小学的号声虽然仍在空旷的原野回荡，但听起来却没有以前那么敞亮。有一次，我从县中回家，路过坝上小学，看见张先生拄着拐棍正在吹号，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张先生吹得很用劲，正在课间活动的学生，听见号声，像风吹落叶一样，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张先生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铜号，像河滩上一棵孤零零的柳树，兀立在寒风之中。
代替张先生的是个年轻的女孩，听说是公社某个领导的儿媳。女先生也姓章，但姓的不是弓长张，而是立早章。当地的方言分不清张和章，就把张先生叫大张先生，把章先生叫小张先生，听起来都是个张。听村人说，这小张先生倒是挺和氣，也没怎么为难大张先生，相反，却给了大张先生许多照顾，只是书教得不怎么样。证据之一，就是常念错别字，大张先生在教室外实在听不下去，就帮她纠正了几回。次数多了，连大张先生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私下对学生说，你们晚上到我家来，我教你们再念一遍。有一次，刚好被小张先生碰上了，大张先生觉得十分尴尬。哪知小张先生却大大方方地端个板凳在旁边坐下来，跟着大张先生一个一个地念课文上的生字。事后，还跟大张先生说，我本来就没好好上过学，是他们赶鸭子上架，硬要我来教书。从此，大张先生就收了这个特殊的学生，晚上手把手地教她备课，白天一字一句地听她讲课。只是上课的时候，一个在教室里，一个在教室外，一个是正牌的先生，一个是吹号扫地的杂工。村人都夸大张先生好气量，大张先生说，把小张先生教好了，她才能把你们的孩子教好，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没有亲眼得见，但是，有一个顺口溜，我放假回家，却听得真真切切，心里很不是滋味：坝上小学真奇怪，夜里打货日里卖。卖课的学生在屋里，教课的先生在屋外。
1958年搞一大二公，队上收走了芹姐开的自留地，说是资本主义残余，不能保留。三年困难时期，小张先生不忍心大张先生一家挨饿，又到公社帮忙要了回来，靠着芹姐开的这片荒地，一家人才度过了饥荒。只是经过几年的折腾，坝上小学的那两间教室，已破旧不堪，上面没有拨款，队上也无力翻修，终于有一天，连日暴雨，暴涨的河水漫上河坝，冲垮了教室的泥墙，把住在披厦里的张先生一家，都压在屋架下面，芹姐和孩子虽然被救出来了，但张先生却不知为什么跑到教室里，被两棵弯弯曲曲、歪歪扭扭的柳树课桌夹在中间，怎么也拉不出来。芹姐哭着说，他这几天老念叨教室里那两块黑板，怕被水冲走了。众人忽然想起，教室墙上挂着的那两块黑板，原是区上发给坝上小学的奖品，难道在这风狂雨暴之夜，张先生是想去把它们取下来，为坝上小学保存这份荣誉。
三十多年后，在坝上小学的旧址上，一个曾经在坝上小学读过四年级的企业家捐资，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希望小学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面对那片长满柳树的河滩，巍峨耸立，很是气派。里面的课桌课椅和一应教学设施，都按标准配置，楼前树了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周都要举行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这位企业家要求，出旗前要吹紧急集合号，出旗曲要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有一年回乡，早晨起来，我突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在旷野上空响起，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索多多多多多，米米米米米，索米多，索米多。向前，向前，向前……，我默念着这熟悉的曲调和歌词，禁不住泪如雨下。
临街楼主曰：余少时受教，得之于民办教育者孔多，唯于张先生处，所得特异。张先生虽无今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观念，然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皆合此五育之精神。此无意插柳乎？故教育者，不徒在其理念，而在教育者之德能。惜乎张先生中年困厄，壮岁殒命，此吾乡为民办教育献身之第一人也。
责任编辑 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