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微笑贴在防护服上一个摄影项目在新冠疫情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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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方学院艺术与艺术史学教授玛丽·贝丝·赫弗南。图/Marc Campos / 西方学院

  2014年9月,正在巴黎度假的美国西方学院艺术与艺术史学教授玛丽·贝丝·赫弗南(Mary Beth Heffernan)从新闻中得知埃博拉疫情正在西非蔓延,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新闻照片中医护人员身上那“令人恐惧”的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以下简称PPE)——从头到脚包裹着,只露出眼睛一条细缝,“看起来就像半兽人。”她还从一则报道中看到,有些人因为对PPE的恐惧而放弃寻求治疗。有时,患者面对“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忘了正在照顾他们的是跟自己一样的“人类”。
  赫弗南心中萦绕着西非病人的孤独和恐惧,再也无心欣赏欧洲美景。她凭多年从事摄影的直觉迸发出一个想法——如果把医护人员的肖像制作成一次性标签,贴在防护服外边,能否化解这种恐惧感?这个想法随后演变成PPE肖像项目,并于2015年应用到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的实践中。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想法,几乎简单到‘愚蠢’,”赫弗南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我的直觉源于几十年来围绕着身体及其象征意义的艺术创作。我想知道,一张人脸的照片能否建立起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信任,化解隔离治疗中患者的孤独感?能否使医护人员充分人性化以激活患者本身的康复机制?”

增加“温暖”的感觉


  如今,当另一种传染病——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际,赫弗南的PPE肖像项目再次引发关注。包括斯坦福大学Express Care中心和麻省大学姑息治疗中心等美国多家医疗机构,已经将该项目应用到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当中。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初级卫生保健和人口健康研究专家卡蒂·布朗·约翰逊(Cati Brown Johnson)博士将PPE项目带入Express Care中心,目前这里的全部医护人员都在使用PPE肖像贴纸。“我希望患者能感到尽可能的舒适,医护人员能尽可能的人性化,”约翰逊博士说。此前,该中心已经围绕新冠肺炎做了一系列创新,例如首先创建了直通式检测帐篷(drive-through testing tents),每天大概有一百多人次前来检测;创建了CROWN Clinic门诊,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约翰逊博士还从理论上印证了PPE项目的可行性——一项对安慰剂作用的心理学研究显示,临床能力(clinician competence )和温暖(warmth)是临床医生帮助激活人体自身康复机制的关键部分。“尽管PPE可能表示出‘能力’,但它削弱了人们对‘温暖’的看法。我们希望PPE Portraits能够增加‘温暖’的感觉,从而激活患者自己的康复机制。”
  麻省大学姑息治疗中心主任詹妮弗·里迪(Jennifer Reidy)也主动联系了赫弗南。里迪博士在医院的时事通讯中说:“在疾病大流行期间,我们正在试图与患者构建更加人性化的沟通方式,包括视频技术和PPE 肖像等。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医护人员不仅要照顾病人的身体,还要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医护人员喜欢这些肖像。姑息治疗中心的护士南希·麦库尔(Nancy McCool)说:“对病人来说,住进医院已经够恐怖了,还要跟许多看不见的人待在一起。现在,我佩戴自己微笑的照片,它增强了我与病人之间的互动,使他们感到自己被听到、理解和关心。”

让医护人员“直视镜头热情微笑”


  PPE肖像这个看似简单的构想,付诸实践并不容易。肖像的拍摄是最关键的步骤,既要易于操作,又要发挥连接医护和患者的纽带作用。为此,赫弗南在2014年阅读了大量医学、心理学文献,研究了传染源隔离的心理影响以及积极的社交姿态如何对身体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還对即将前往的利比里亚做了人类学和历史方面的研究。
  在此期间,她读到一篇感染埃博拉病毒后幸存下来的利比里亚医生奥蒙加(Senga Omeonga)的自述,使她更加确信PPE肖像项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奥蒙加在自述中说:“当我因为疾病处于极度虚弱和沮丧时,我渴望来自人类的接触,哪怕只是医生来抽血化验的短暂接触。我想念人类的触摸。但同时,我知道医生需要用PPE来保护自己……就像你生活在地狱里,唯一能看到的人是护士,但在你们交谈时,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与你保持距离。所以你觉得他们……也许是鬼。出院时,我甚至无法认出他们的脸。”
2015年,赫弗南在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培训医护人员制作和打印PPE肖像贴纸

  综合各种信息,赫弗南最终确认——PPE肖像的最佳效果是让患者感受到这张照片是专门为他们提供的。最佳的拍摄方式就是让医护人员“直视镜头热情微笑”,以使患者感觉到“直接的接触”。赫弗南将PPE肖像描述为“两个人的剧场”——病人和医护人员都是演员,也都是观众。它创造了一个短暂的空间,减少了疏离,让患者与医生感觉到一种可信赖的相互依存。
  赫弗南为肖像拍摄者提出了易于遵循的指南:使用朴素的背景和漫反射光,不要使用传统肖像那种魅力的表情,不要采用自拍照的3/4俯视视角。不要暗示照片是为其他目的拍摄的:比如,度假的背景不会为患者带来舒适感。不在画面中彰显医护人员的个性和自我。她还建议将肖像贴在医护人员的心脏位置,“以传达这种关心是发自心底的。”   该项目的目的是使每个参与机构都有能力拍摄自己的PPE肖像,因此任何拥有手机摄像头、打印机和贴纸的人都可以操作。赫弗南将操作过程简化为三步:为医护人员拍摄一张笑容灿烂的头像;将相机连接到便携式打印机,在大贴纸上打印出一叠副本照片;医护人員每次穿防护服时,都可以在胸前贴一张。
2015年,赫弗南在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为护士佩戴PPE肖像

2015年,一位佩戴PPE肖像的护士在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图/Marc Campos / 西方学院

利比里亚的尝试


  整个2014年秋季,赫弗南在研究文献的同时,接触了七十多名公共卫生官员、医生、大使和国际卫生组织,征求对项目的反馈并寻求合作。
  救治埃博拉病人的利比里亚医生首先意识到这一项目的潜在价值,有意将之付诸医疗实践。2015年2月,赫弗南接受利比里亚国防部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的邀请,飞往首都蒙罗维亚。她用基金会的资助购买了六套完整的肖像制作设备,包括打印机、标签纸和墨盒。带着满满12箱器材和行李,开启了为期三周的利比里亚之行。
  但项目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由于电源适配器不匹配,好几台打印机被烧毁。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赫弗南工作的第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人员非常喜欢这些照片贴纸,将它们私自带回家中,贴到冰箱、手机和孩子的背包上。
  “起初,我感到沮丧和难以置信,居然有人会优先考虑个人使用而不是患者的利益。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为抗击埃博拉疫情持续工作了九个月,这是巨大的个人奉献和牺牲,很多人连续数月无薪工作。纸质照片在利比里亚很难得,因为打印机、墨水和纸张都很稀有,于是他们把这些标签照片当作一种福利。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使项目顺利进展,但这些工作人员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想从埃博拉中抽离,哪怕只有一会儿。”赫弗南意识到将来应该带上普通的照片纸,以便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带回家。
  PPE肖像项目经历了一些波折,终于开始正常运行。赫弗南在治疗中心“绿色区域”拍摄了所有医护人员的肖像。她穿着橡胶靴穿过出入口,全天经常洗手,离开时对所有装备彻底消毒。“制作和分发照片时有很多乐趣。我确保每个医护人员都有自己喜欢的照片,我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工作带来的压抑。”
  利比里亚农村地区一个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感染控制负责人珍妮弗·乔瓦尼说,“这些照片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对于患者,我觉得自己现在是跟人类一起工作,而不是一群白色僵尸。”
麻省大学姑息治疗中心主任Jennifer Reidy佩戴PPE肖像

麻省大学姑息治疗中心护士Michaela Essam-Agbesi佩戴PPE肖像。图/ 麻省大学姑息治疗中心提供

“社会雕塑”的精神


  赫弗南在构想PPE肖像项目时,不停地思考它是否艺术,但她只能确定它是被迫切需要的,而她正在涉足超出自己专业的领域:医学、流行病学、全球公共卫生等。
  “这种艺术不是在博物馆内或医院的墙壁上,它是病人和医生之间无形但明显的纽带。世界上许多艺术家都在寻求打破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障碍,人文艺术与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跨学科合作。就我而言,艺术家在医疗领域中进行干预似乎是大胆的,但我看到了其他卫生工作者没有发现或者认为不重要的空白,着手解决了它。事实证明,PPE肖像项目解决了人类的一项重要需求。”赫弗南说。
  2018年,该项目被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医学研究院列为应对埃博拉疫情中艺术与医学合作的典范。
  赫弗南为项目的成功感到欣慰,但她同时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该项目,“我确实希望这一项目不会被遗忘,我将继续为推广和宣传它而努力,比如将它进一步扩大应用到癌症和移植患者的治疗过程中。”
  通过摄影和身体来反映现实、刻画人性贯穿了赫弗南的创作生涯。创作《士兵的皮肤》时,她前往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附近的文身店,拍下士兵为纪念逝去的战友而做的文身。此时,士兵的皮肤成为哀悼过去和警示未来的载体。
  谈到灵感来源,赫弗南说:“我对那些‘看起来不像艺术’的创作方式很有感情。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对我尤其有吸引力,它是PPE肖像项目灵感来源之一,因为它将艺术延伸到了日常生活领域。社会本身是一件艺术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做出创造性的贡献。艺术涉及行动,改变社会,创造历史,这就是‘社会雕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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