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汴京:柳永词与都城文学话语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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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词是历代都城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包括献颂应制词、汴京生活词、羁旅忆京词等类型。从基本主题和内容细节来看,柳永词书写汴京并不具备足够的新意和优势;从词汇使用和修辞手法运用来看,柳词同样不够精彩。其创造力与魅力主要体现在结构技巧,即叙写天气和描述行走。相比于汉唐诗赋,柳永词不再注重刻画都城的空间特征,而是着力表现时间特征与身体经验,说明其都城观念由“塑造权威”转为“表现风俗”。此观念与“天子与民同乐”的政治风气紧密相联;相关结构技巧的形成,则是柳永斟酌文体的结果。综合技巧和观念来看,柳永制造出“都城词”话语系统,深刻影响后世词乃至“俗文学”,为都城文学话语提供了新的开展方向。从话语系统视角解析柳永词及都城文学,更利于凸显文学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文学产生于都城,同时也制造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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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马丁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文学定义、文学意义等问题做出新的阐释和探索,为我们展现了21世纪语言文论发展的新的可能图景。他采用辛迪卡关于语言的两种观点——“语言作为普遍媒介”和“语言作为微积分”,分别对20世纪占据支配地位的语言观做了总结并提出了替代方案,即建立以可能世界为前提和框架的新语言观。新语言观揭示了语言的可能性本质,由此初步构建起与20世纪语言文论存在鲜明差别的新语言文论雏形,为当前处于低潮的语言文论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美育”的概念史事关东亚现代性的核心难题。“明治-五四”作为整全的历史思想视野,有助于澄清世界“美育”的跨文化逻辑,昭示中日“现代”的认识论起源。“世界美学空间”揭露了美育解释背后的现实动能及权力争夺,重建了美的话语、东亚民族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间的关系想象。美的意识进入东亚,以明治日本三位一体地架构“美术-美学-美育”为开端。作为思想装置的“明治”,不仅内在于日本现代史,同时对现代中国产生值得推究的影响。东亚视角的引入,为重新界定五四以降“美育”的中国故事带来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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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的影响,将文学视为内在心理真实的表现,其表现方法借鉴古典诗歌的“情生文,文生情”,创造了“梦的真实与美”的诗文学。这一文学形态所表现的废名的“内在自我”,是一个以“家”为中介与乡村生命伦理血脉相连,精神上永远系恋于故乡的乡村“读书人”形象。当20年代新文化阵营分化时期,这一形象为废名的都市知识分子批判提供了道德立场,将“五四”思想革命推进至基于自然本性的伦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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