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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古代家书方面，王阳明、曾国藩可谓是两座高峰，这两位经历相似，思想亦有交集，但具体而言，又有区别，那么他们的家书又有何异同呢，对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来对照一番看看。
关于科举：不必过于看重读书做人要紧
王阳明和曾国藩之所以能史上留名，颇有影响，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其实还是得感谢一项古老的制度：科举制度。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博得个人出身。科举制度在他们那个时代而言，还算是一项比较进步的制度。王阳明二十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二十二岁时考进士，未中，当时的学术大咖，内阁首辅李东阳对他说：“你这次没中状元，不过你写个状元赋试试看。”王阳明马上一挥而就，震惊当场。又过六年，公元1499年，王阳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第七。
再看看曾国藩的功名路。曾国藩小时候是个笨小孩，据说记性奇差，相传有天夜读，把一段文章反复读了若干遍，还是记不住， 连躲在暗处的小偷都忍不住了，说：“连我都记住了，怎么你还没记住呢。”这个传说并不靠谱，但是也说明曾同学年少时记忆力不太灵光。虽说曾国藩记忆力不突出，但他在功名路上也算是一帆风顺，一路考取秀才、举人，二十七岁考取进士，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比王阳明还早一岁。
王同学和曾同学对科举的态度又如何呢？王同学很小的时候似乎就有先见之明，当他还是十多岁的小朋友时，就对老师说：“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年第一次会试不中，王爸爸鼓励他再接再厉，他却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在王阳明的家书里，也表达了这种思想，他的《寄正宪男手墨》这样寄望于儿子，“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这时候的王阳明也是一位爸爸了，当时是1527年，王阳明在率师出征的路上，儿子托付给亲戚，他对于儿子的期望倒不在科举功名上，在信中，王阳明认为，读书考取举人进士，并非他对儿子的期望，只要儿子能够立志向上，他就觉得很高兴了。
同样，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儿子的期待，也不在考试中进士上。在1842年，曾国藩尚为京官，在正月十八他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认为弟弟们只要能够“发愤自立”，即使没有在科考场上得志，但也能成为他曾大哥的帮手，“虽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老曾甚至举例说老家湘乡有哪些大贤大儒，并无功名，但照样怡然自乐，乡里闻名。既然不以功名为念，那么老曾对于弟弟和子孙的期许是什么呢？在1856年（咸丰六年）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里这样说：“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说得很清楚，就是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二人的家书一对比，他们对于子弟的要求很明确：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考不考功名倒在其次。
关于修养：为人切忌一个“傲”字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做人原则，说到底就是做人不能傲，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里都提到这一点，而且都把“傲”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而来告诫子弟。
王阳明的《书正宪扇》有这么一段：“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当今人品德上的缺陷，主要就是“傲”，很多不良行为和罪恶都是因为傲慢产生的。因为傲慢，就会自以为是，不肯低下身姿。如果作为儿女傲慢，就不能尽孝；如果作为弟妹傲慢，就不能很好地和兄长姐姐相处。王阳明对于“傲”的危害，罗列得很详细，同时也认识得很深刻。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王阳明又谆谆教诲：“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你们想要学习进步，必须要除掉“傲”这个病根。
无独有偶，曾国藩对于“傲”也是极为警惕的，在道光二十四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见过一些颇有才华却不得志者，原因何在？就在于傲慢蒙蔽了他们的眼光，阻碍了他们的进步。曾国藩亲眼看到这些人的傲慢姿态，自己文章“实亦无过人之处”，但是却心高气傲，乡试的时候骂乡试题目一窍不通，会试的时候骂会试题目一窍不通，骂了同学骂考官，一路骂下去， “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因为傲慢，不肯谦虚求学，最后把自己的前途也骂完了，“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因此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这是传自他的祖父星冈公，他曾对曾国藩说：“尔若不傲，便好全了。”
可见王阳明和曾国藩都把谦虚戒傲列为品格修养的头等大事，只要不傲慢，其他良好品格就会随之而来。不傲是做人的基础。
关于人生始发点：最重要的是立志
王阳明从小就重立志，他小时候听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拉俘虏，就痛下决心立志，一定学好兵法，强国强兵，因此，他的志向就不在科举上。后来王阳明能率兵平定宁王的内乱，和他早年立志学兵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在《示弟立志说》就提到：“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学习一事，首要在于立志。如果没有立志，就如同种庄稼，没有先培植好植物的根，却徒然进行灌溉，再怎么辛苦，也无非是白白劳作一场。
曾国藩也把立志当成人生的根本和出发点，他认为人如果能立志，哪怕做圣贤豪杰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有志之人何必去借助他人成事呢？在道光二十二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提到读书之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志，“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了志，读书就会求上进，不会自甘于落后，可见这立志，也与竞争心理有一定关系。只要立志，哪怕是在“旷野之地，热闹之场”，都能精心读书。
关于科举：不必过于看重读书做人要紧
王阳明和曾国藩之所以能史上留名，颇有影响，除了他们个人的努力，其实还是得感谢一项古老的制度：科举制度。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博得个人出身。科举制度在他们那个时代而言，还算是一项比较进步的制度。王阳明二十岁时第一次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二十二岁时考进士，未中，当时的学术大咖，内阁首辅李东阳对他说：“你这次没中状元，不过你写个状元赋试试看。”王阳明马上一挥而就，震惊当场。又过六年，公元1499年，王阳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第七。
再看看曾国藩的功名路。曾国藩小时候是个笨小孩，据说记性奇差，相传有天夜读，把一段文章反复读了若干遍，还是记不住， 连躲在暗处的小偷都忍不住了，说：“连我都记住了，怎么你还没记住呢。”这个传说并不靠谱，但是也说明曾同学年少时记忆力不太灵光。虽说曾国藩记忆力不突出，但他在功名路上也算是一帆风顺，一路考取秀才、举人，二十七岁考取进士，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比王阳明还早一岁。
王同学和曾同学对科举的态度又如何呢？王同学很小的时候似乎就有先见之明，当他还是十多岁的小朋友时，就对老师说：“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年第一次会试不中，王爸爸鼓励他再接再厉，他却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在王阳明的家书里，也表达了这种思想，他的《寄正宪男手墨》这样寄望于儿子，“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这时候的王阳明也是一位爸爸了，当时是1527年，王阳明在率师出征的路上，儿子托付给亲戚，他对于儿子的期望倒不在科举功名上，在信中，王阳明认为，读书考取举人进士，并非他对儿子的期望，只要儿子能够立志向上，他就觉得很高兴了。
同样，曾国藩对于弟弟和儿子的期待，也不在考试中进士上。在1842年，曾国藩尚为京官，在正月十八他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认为弟弟们只要能够“发愤自立”，即使没有在科考场上得志，但也能成为他曾大哥的帮手，“虽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帮手”。老曾甚至举例说老家湘乡有哪些大贤大儒，并无功名，但照样怡然自乐，乡里闻名。既然不以功名为念，那么老曾对于弟弟和子孙的期许是什么呢？在1856年（咸丰六年）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里这样说：“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说得很清楚，就是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二人的家书一对比，他们对于子弟的要求很明确：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考不考功名倒在其次。
关于修养：为人切忌一个“傲”字
“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做人原则，说到底就是做人不能傲，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里都提到这一点，而且都把“傲”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而来告诫子弟。
王阳明的《书正宪扇》有这么一段：“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当今人品德上的缺陷，主要就是“傲”，很多不良行为和罪恶都是因为傲慢产生的。因为傲慢，就会自以为是，不肯低下身姿。如果作为儿女傲慢，就不能尽孝；如果作为弟妹傲慢，就不能很好地和兄长姐姐相处。王阳明对于“傲”的危害，罗列得很详细，同时也认识得很深刻。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王阳明又谆谆教诲：“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你们想要学习进步，必须要除掉“傲”这个病根。
无独有偶，曾国藩对于“傲”也是极为警惕的，在道光二十四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见过一些颇有才华却不得志者，原因何在？就在于傲慢蒙蔽了他们的眼光，阻碍了他们的进步。曾国藩亲眼看到这些人的傲慢姿态，自己文章“实亦无过人之处”，但是却心高气傲，乡试的时候骂乡试题目一窍不通，会试的时候骂会试题目一窍不通，骂了同学骂考官，一路骂下去， “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因为傲慢，不肯谦虚求学，最后把自己的前途也骂完了，“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因此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这是传自他的祖父星冈公，他曾对曾国藩说：“尔若不傲，便好全了。”
可见王阳明和曾国藩都把谦虚戒傲列为品格修养的头等大事，只要不傲慢，其他良好品格就会随之而来。不傲是做人的基础。
关于人生始发点：最重要的是立志
王阳明从小就重立志，他小时候听说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拉俘虏，就痛下决心立志，一定学好兵法，强国强兵，因此，他的志向就不在科举上。后来王阳明能率兵平定宁王的内乱，和他早年立志学兵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在《示弟立志说》就提到：“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学习一事，首要在于立志。如果没有立志，就如同种庄稼，没有先培植好植物的根，却徒然进行灌溉，再怎么辛苦，也无非是白白劳作一场。
曾国藩也把立志当成人生的根本和出发点，他认为人如果能立志，哪怕做圣贤豪杰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有志之人何必去借助他人成事呢？在道光二十二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提到读书之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志，“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了志，读书就会求上进，不会自甘于落后，可见这立志，也与竞争心理有一定关系。只要立志，哪怕是在“旷野之地，热闹之场”，都能精心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