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毛泽东批准解放区正式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法”之后，新生政权开始努力建立完善“新法”。1951年，教育部匆忙地挑选出“政治上可靠”的12名学生取“法”苏联。他们是：江平、陈汉章、穆谟、王叔文、吴建璠、司马念媛、魏敏、佟明晖、刘鉴、李延茂、陆思明、谢让柏。
　　相聚苏联
　　第一批留苏学生是在急急忙忙中选拔出来的。1951年7月6日，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6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首长亲自签字负责”。
　　这批留苏学生在北京燕京大学集中学习半个月，经过一次简单的政治审查考试后，中央为他们在北京饭店开了欢送会。会上，周恩来与各个小组的一名代表碰杯。但由于学法小组的学生是由周恩来亲自审批的，于是，从陈汉章起，周恩来挨个与最初8个人碰了杯。
　　实际上，最先准备派出的学法留学生是9名，有陈汉章、吴建璠、魏敏、陆思明、谢让柏、江平、穆谟和李延茂以及来自天津市政府的李昂，但李昂当时因历史问题不太清楚，未能去苏联留学。
　　8个学法学生到苏联喀山法学院后，中央又派来了刘鉴、王叔文、司马念媛、佟明晖等四名学生，使学法学生达到12人。
　　实际上，这批留苏学法学生先天是不足的。在去苏联之前，只有王叔文与吴建璠学过法律。王叔文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吴建璠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而陈汉章与法律关系不大，在华北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只是在1948年大学未毕业就调到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担任俄文秘书，后来他翻译了《苏联刑法典》。而其他9人都没有学过法律：江平在燕京大学时学新闻，穆谟曾在沈阳医学院学医。
　　12名学生最初在喀山法学院学习，只需四年就可毕业，除了江平、陈汉章外，其他人都需要先学一年俄语。当时苏联的法学专业分为两类，一种是专门的法学院，学制四年，如喀山法学院;另一种是综合大学的法律系，学制五年，如莫斯科大学。一年后，喀山法学院并入喀山大学，学制增加了一年。1953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应喀山大学法律系同学的要求，把他们转到了莫斯科大学。
　　相继归国
　　1954年4月，作为12人班长的穆谟因与司马念媛谈恋爱，被要求中断学业，提前回国。但司马念媛没有受处分，仍然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当时我是党员，司马念媛是团员。虽然是她主动的，但我提出要处分就处分我，不要处分司马念媛。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没有处分司马念媛。”穆谟解释说，“当时给我的书面理由是调换工作”。
　　在此前后，公安部派出的谢让柏，由于学习比较困难，未学成就回国了。这12人的小组党支部书记刘鉴，因年纪大、学俄语困难，也中途回国，去了华中工学院任职，后来没从事法律工作。
　　1956年，江平与陈汉章修满学业，比其他人早一年回国。江平去了北京政法学院，陈汉章到了国务院法制局。
　　一年后，剩下的几人也回了国。魏敏去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从事国际法研究。王叔文、吴建璠、佟明晖、司马念媛等四人都去了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法学所。吴建璠从事刑事诉讼法研究。司马念媛从事工会法研究。佟明晖后来离开社科院法学所，去了吉林大学，没再从事法律工作。而李延茂回国后也没有从事法律工作，在“文革”初期因遭迫害而自杀。陆思明回国后不知下落。
　　在12人中，只有江平、陈汉章、穆谟、魏敏、王叔文、吴建璠、司马念媛等7人从事法律工作。对此，江平感到十分可惜，“国家花了这么多钱来培养，最后在法学界工作的却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