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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卞先生给我写过的三篇序言
卞先生一共给我三本书写过序言，对我而言是十分荣幸的。第一本是2003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法篆刻集，卞先生以《治史求“通”，为艺求“清”》为题，记录了我们的交往和他对我的殷切期望，后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2006年第4期上。内容为：
余虽衰朽，而承青年学者与书印家不弃，常来谈文论艺。朱君天曙，其一也。朱君既治史，又工书印，兼有两种身份，故与余尤为契合。丙子岁，天曙于扬州大学获史学学士后，又于庚辰秋至金陵，师从吾乡风斋黄惇教授攻读书印硕士、博士。风斋教授于学问艺术，皆所擅长，造诣甚深，蜚声海内外，余之畏友。天曙从其游，得其教诲，幸也。清儒章实斋尝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近观天曙所作明人宋仲温研究，能得其意。盖天曙能综合文化史与艺术史而观察其流变，书外求书，印外求印，举一反三，不囿于一，此天曙治史求“通”之例也。余曾以吾师仲沄范文澜先生“专通坚虚”“天圆地方”之治学要旨勉天曙，又与其同赏敝斋所藏书画印谱，其乐融融。天曙学书，于秦汉碑版、晋宋法帖，多有汲取，融会己意。余观其作品，大抵篆隶质朴清雅，行草秀逸生动，无时人丑怪之习。其印得汉铸凿、封泥印之古味，又具晚清印人之意韵，以隽永清雅胜，为余所治“孝萱长寿”印，洵如板桥所言“此间清味谁分得”！此天曙为艺求“清”之证也。天曙字亮工，号南楼，生于板桥故里，又于盂城、广陵、金陵、海上游学，转益多师，学识日广。天曙年方三十，正发奋有为之时，精进不已，他日当与吾乡先贤相比肩！后之博雅君子，当不以余言为私也。癸未初夏，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
此书为我出版的第一本小的作品集。卞先生写此序极快，我和他通完电话，隔日先生即写好。当时我刚完成明代书家宋克书法研究的硕士论文，因为过去没有人专题研究过，卞先生鼓励我做成一部书。后来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2011年交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卞先生喜欢篆刻，我为卞先生刻过一方“孝萱长寿”印，他非常高兴，文中提到了这件事。2005年我已经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先生曾来上海师大讲学，晚上与许全胜兄和我三人在酒店相聚，先生鼓励我说：“南京是学习的好地方，上海、北京是工作的好地方，平台高，要好好努力。”令我记忆犹新。又说：“序中‘吾乡先贤’有学者，有书画家，你要兼而有之。”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鞭策与鼓励。
我编校整理的《周亮工全集》十八册2008年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求卞先生作序壮色。卞先生十分精要地指出编校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祥符周亮工栎园氏，积学能文，著述等身。内容丰富，涉猎广泛。颇有深造之诣，不乏独见之明。张之洞《书目答问》之艺术类，举历代典要可资者二十七种，列入周氏《读画录》《印人传》二书，可见其为儒流所重。周氏由明入清，当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周氏屡踬屡起，不死为幸。但周氏好士怜才，交游甚广，《读画录》《赖古堂书画跋》二书所记者，皆其交游之人。前者“专言绘事，兼及交情，读之使人忘倦，而遗闻轶事，亦赖以不坠，洵画史最好资料也”。后者“多叙其交游情事，烟霞之契，投赠之雅，犹可得其仿佛也”（见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可见周氏著述，有助于知人论
世，可供考索。清乾隆时，周氏著述，横遭禁毁，原书难觅。后世流传之本，每与原本有异，世以为憾。朱天曙君立志网罗放佚，不辞艰辛，编成《周亮工全集》，共十八册。如《通烬集》《全潍纪略》《白浪河上集》《万山中诗》《瑞木记》《杨升庵朱郁仪著述目录》等，或为孤本，
或为珍稀本;如《因树屋书影》《同书》《读画录》《印人传》《闽小记》等，选最早刻本。又收集周氏所輯之书，如《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赖古堂文选》《赖古堂藏书》《赖古堂印谱》等。更从清代以来之典籍中，辑录《赖古堂集》外之作品，作为补编。并汇合周氏之传记、集评等，附录于后。洵可谓备载靡遗，集周氏著述及生平资料之大成。朱君先后在扬州、南京学习，获博士学位，与余谈文论艺，甚为契合，今值《周亮工全集》出版，欢喜赞叹，不辞老拙而为之序。戊子谷雨，卞孝萱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有五。
《周亮工全集》十八册是在我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编校而成。2004年秋，黄惇先生知道我和卞先生的来往，曾邀请卞先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工作，对周亮工研究作了具体指导，故他对此书编校工作较为了解。《周亮工全集》由蒋寅先生建议编校，因而此书有两序，一为卞先生，一为蒋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我的《感旧：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一书，202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出版我的《周亮工年谱长编》，和《周亮工全集》一起构成周亮工研究的三部书，正是用卞先生专题研究与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方法来做的。序中可见卞先生对清初文人文献相当精熟。
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整理出版我在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讲稿，成《中国书法史》一书，我又请卞先生作序。先生在序中对我鼓励尤多：
纵观中国书法之发展，实有书体之变迁与流派之殊异也。《周礼·地官》“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即有“六书”。秦书八体，汉六体书，皆古之文字。李斯工篆，汉隶盛行。东汉以来，书法成为文人之重要一艺。魏钟繇创真书，然尚有隶意。东晋王羲之“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张怀瓘《书断》），后世尊称为“书圣”。经唐太宗提倡，王书成为全国书法正统。鉴真东渡，带去二王书迹，在日本皇室之倡导下，右军书体为日本书道之主流。历宋、元、明，流派纷呈。清代金石之学大盛，自阮元至包世臣、康有为，皆崇尚碑学，倡言北宗，开书艺又一脉。南宗雅正，北宗雄强，言书艺者不可混为一谈也。
兴化朱君天曙，自幼笃嗜书艺，好古敏求，勤劬过人。师事吾乡风斋黄惇教授治书印之学，得其精髓。近著《中国书法史》，可视为风斋之学之延伸。此书卷帙无多，而新见迭出。以余所见，特色有三：一曰叙述书体演变、风格差异、流派现象，评骘精当得体，详前人所略，略前人所详。下限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简明书史之最新力作。二曰艺术观念与文化现象相结合，以点带面，纲举目张，如书体之“隶变”、东晋之刻石、颜柳之书风、宋代金石学之兴起、明清之刻帖与著录风气，及不同时期之书论等，皆不囿陈见，自出机杼，切中要害。三曰附录“中国书法基本书目三十种”，分工具书、丛辑、书史、理论、鉴定、图录六类，作扼要说明，对研究书史大有裨益。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云：“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朱君此著，述书史之变迁，扬书艺之精神，有承先启后之功焉。 《中国书法史》今将问世，朱君远道来书，丐余一言，冠诸篇首。余端居治文史，酷喜金石书画，昔年亲炙于范文澜、章士钊二先生，又与黄宾虹先生通函，得其教诲，今虽衰老，乐此不疲。朱君负笈金陵时，常与余过从，质疑问难，赏书论印，其乐融融。孔子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余嘉朱君日新又新，必能自立，于光大中国书法文化，有厚望焉。爰为数语，以谂读者。卞孝萱戊子岁杪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有五。
这是卞先生生前为我写的最后一篇序言。开头一段就是一部书法史的概述，卞先生提出“南宗雅正，北宗雄强”，“碑”与“帖”各有面貌，不能混为一谈，厚此薄彼，这个看法是很开明的。他推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曾有专文论此书价值，收录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这里他用柳诒徵“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嘉勉，对后学寄予厚望。后文说我“负笈金陵时，常与余过从，质疑问难，赏书论印，其乐融融”，回忆了我们的交往，十分感人。2020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增订版，中国社科院陈智超研究员在增订版序中还专门引用了卞先生此序的看法。此序卞先生写好，我请在南大读研究生的王继荣兄专门去卞先生港龙园家中去取的，此為我所存先生的最后手稿，字迹微颤，当时他年岁已高，精力大不如从前了。
五、 卞先生和我做客西泠印社
2003年10月，在西泠印社百年庆典之际，我曾有机会和卞先生做了一次西泠之行。
西泠印社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的雅誉，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印人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发起创建，著名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任第一任社长。
西泠印社百年社庆期间，举办了“百年名社，千秋印学”为主题的国际印学研讨会，卞先生写了《高时显与丁辅之》一文，我写了《吴让之与包世臣、姚正镛交游考论》一文，两文都作为会议的优秀论文在会上宣读。
丁辅之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人们对他在出版上的贡献关注不够，高时显也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但平生材料很少。卞先生在文中说，1949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都是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收书336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种书上，都印着“杭县高时显辑校”“杭县丁辅之监造”。高时显曾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中华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高时显、丁辅之有重要贡献。卞先生论高时显，从生卒、室名、画梅、刻印、藏印、藏书、印书、兄弟、子嗣九个方面加以讨论，补充了叶为铭《广印人传》和《西泠印社志稿》记载的不足。论丁辅之则从家世、生年、名号、室名、绘画、刻印、藏印、印社、藏书、著书十个方面进行讨论，有助于人们对西泠印社创始人和早期印人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我研究的印人吴让之是扬州人，卞先生十分高兴，对我说，扬州印人多，值得细细研究，把文章放在西泠印社介绍非常好，能够让更多的学者关心清代扬州文化。后来，卞先生和我的两篇文章都收录在《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中，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会议期间正在下雨，我给卞先生打伞，一起游西泠印社。我给卞先生拍了不少照片，他在《郑板桥丛考》中的一张照片就是在西泠印社休息时拍的。印社在孤山南麓，东至白堤，西近西泠桥，我们边走边看，印社亭台楼阁因山势高低而建，错落有致，我们游览了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有朴精庐等，在汉三老石室前，我们细细地看了这块浙江发现最早的东汉刻石，有约两千年的历史。我们还细细品味了金莲池、印泉、石交亭、剔藓亭、小龙泓洞等掩映于绿树丛中的景点，众多匾额、碑刻、楹联让我们流连忘返。卞先生有着景点记录的习惯，西泠印社四照阁有副楹联“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印人传地地传人”，是1914年叶翰仙撰的，卞先生觉得联语好，就在随身带的小纸片上记录下来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碰到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田先生，朱先生是唐代书史专家，对卞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十分熟悉的。我告诉他卞先生也来参加活动了，朱先生立即表示，应该安排卞先生坐主席台，大会会务组工作人员不熟悉他。我转告卞先生，他淡然一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普通会议代表。”
2006年10月，卞先生《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把他在西泠百年庆典中的论文改为《〈四部备要〉辑校、监造人考》和《〈四部备要〉的实用价值》两文，一起作为附录收录在书中，还收录了他在文中提到的高时显《墨梅图》，这件作品是高时显赠送给卞先生的，上面有咏梅诗，款称“孝萱仁兄两政”。卞先生十八岁离开学校，谋生养母，白天劳动，晚间学习，他与《四部备要》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与辑校者高时显有过往来。高时显赠卞先生《墨梅图》时，正是他学术刚刚起步之时。
六、 卞先生的板桥情结
我是兴化人，卞先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即开始研究郑板桥，我从小写字画画，郑板桥的艺术和思想给我很大影响。每次和卞先生在一起，都要谈到郑板桥。
2002年，兴化市人民政府请卞先生到兴化谈郑板桥的民本思想，卞先生就打电话告诉我，希望我也写一篇谈郑板桥民本思想的文章，他也写一篇，让我从艺术创作角度谈，他从家庭环境、早年生活和文化传统角度谈。后来，卞先生写成了文章，把郑板桥民本思想的表现概括为“忧国忧民”“农夫第一”“务本勤民”“泽加于民”“扶危济困”“教子忠厚”“画慰劳人”七个方面。我认真学习了郑板桥的文集和存世作品，写成《也谈郑板桥的民本思想》一文，文中我把郑板桥的民本思想做了分期，分别为早年（读书、应笔、授徒）的形成时期、中年（做官）的实践期、晚年（墨官卖画）的皈依期。这个说法是我读板桥作品后想出来的，后向卞先生汇报我的学习心得，他说概括得非常好，我在文中把你的看法提一下，不展开了，你可以大加发挥。在卞先生的鼓励下，我又将文章进一步充实，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郑板桥民本思想进行诠释。会议之后，卞先生把我的文章和他的文章一起推荐给《淮阴师院学报》的主编张强先生，两篇同题的文章在该刊2002年第4期发表了。可以说，没有卞先生的鼓励，我是不会写这篇论文的。 在兴化期间，我还陪同卞先生考察了兴化东门的老城墙，板桥故居、纪念馆等，我们边看，卞先生边讲。我学到了很多和郑板桥有关的知识。
2003年，辽海出版社要卞先生把关于郑板桥研究的论文给出版社，作为“辽海学术文库”中的一种，该丛书已出版了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等，卞先生这部郑板桥研究的书在这套文库中也很有分量。
有一次在卞先生南山路的家中，他问我书名是叫“郑板桥丛考”好还是“郑板桥新考”好？我建议叫“丛考”，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此前您没有专门出过郑板桥研究的书，不如叫“丛考”，他点了点头，又问我，这本书找谁题签好？我说，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公也研究艺术，他题比较合适。他说，我和饶先生有来往，我给他写信，本来我是准备请冯其庸先生题的，说完哈哈大笑。过了几周，饶先生把题签寄来了，卞先生专门给我复印了一份作纪念。他又把编好的目录给我看，包括家世考、生平考、交游考、《板桥集》版本考、《诗钞》铲版考、《诗钞》人名选释、《印册》注、《印册》补、秦祖永辑《板桥印跋》考辨、《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板桥画派、书派考等二十一篇论文，十分丰富。他把原稿的复印件交给我说：“小朱，我要请你做一件事，你把这些文章都看一下，写一篇书评，我要把文章收录在这部书后面。”我接到这个任务，觉得这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认真学习了卞先生的研究文章，写成《平生板桥最深情——卞孝萱教授和他的郑板桥研究》长文，文本提到：“他幼承家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即致力于乡贤郑板桥的研究，40多年来，对郑板桥的诗文、书画、印章、家世、生平、交游、思想等进行了资料整理，并通过钩沉辑佚、正误校勘、考证辨伪，获得郑板桥的新材料，解决了郑板桥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求得历史的‘真事实’。畴昔不认为与板桥有关之史迹者，今则认之;而认为板桥之材料者，则重加辨别，叙事简赅，有史实、有方法，阐幽发微，判断准确，是当代郑板桥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并在文中概括出卞先生“以印论史”“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三大特色。文章写完后交卞先生，卞先生给予了很多肯定。他在《郑板桥丛考》后记中认真地写了一段话加以鼓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研究生朱天曙同志，后起之秀。他与郑板桥同乡，因崇敬郑板桥，而注意到我对郑板桥的考证、研究成果，遵照顾炎武‘采山之铜’的高标准，撰为书评，谨录于后，供读者参考。”他特意和我说，你这篇书评很全面，很准确，我用了一个“谨”字在后记中，以表重视。卞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收录了我的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更加感激先生的提携之恩。
台北艺术大学庄素娥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史家，长期从事扬州八怪研究。2004年夏天，她请我向卞先生求了一册丛考，庄教授专门写来回信说：“特别要谢谢您还请了卞教授签署题赠，请代我向卞教授致谢。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相当扎实。我三十年前当学生时，即已常阅读他的文章。尤其他所提的凌霞《天隐堂集》的《扬州八怪歌》，曾让我在台遍寻，都找不到。现在读了您的书评，才知此书为卞家藏书。”可见卞先生的郑板桥研究在台湾的影响。后来，庄教授从台北到南京，我专门从上海回南京，陪她去南大拜访了卞先生。如今，两位前辈均归道山，唏嘘之情，不能自已。
卞先生的郑板桥研究还体现在他主编的《郑板桥全集》一书上。1985年，卞先生编成此书由齐鲁出版社出版，收录板桥诗钞、词钞、小唱、家书、题画等板桥集中的内容，又收录板桥集外诗文、传记、家谱、题画像、诗词书信、评语、书画目等，大大推进了郑板桥的研究。
2012年，卞岐先生又在原编基础上充实若干新资料和图版，编成增补本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嘉惠艺林。卞先生研究郑板桥重文献、重考订的方法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周亮工全集》也借鉴了卞先生所编《郑板桥全集》的体例。
卞先生研究扬州书画，除郑板桥外，以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高翔为最多。在艺术史研究上，除了“扬州八怪”外，卞先生還有鉴真东渡的二王墨迹研究、《瘗鹤铭》研究等，都有很多独到的发现。我在扬州生活了八年，对清代扬州艺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主要做了周亮工、石涛和金农的研究，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这与卞先生研究扬州艺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2008年，卞先生邀请我参加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组编、卞先生和周群教授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丛书中的《书法金石》一书的写作，还专门邀请我到南大召开这套书的编撰会议。此书虽为普及类的著作，但卞先生要求我从文化史的角度对书画金石进行介绍，不要落入具体技法的窠臼中，我深受教益。2009年秋天，此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我得到样书时，先生已归道山，我感到十分遗憾，不能再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
卞先生一共给我三本书写过序言，对我而言是十分荣幸的。第一本是2003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法篆刻集，卞先生以《治史求“通”，为艺求“清”》为题，记录了我们的交往和他对我的殷切期望，后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2006年第4期上。内容为：
余虽衰朽，而承青年学者与书印家不弃，常来谈文论艺。朱君天曙，其一也。朱君既治史，又工书印，兼有两种身份，故与余尤为契合。丙子岁，天曙于扬州大学获史学学士后，又于庚辰秋至金陵，师从吾乡风斋黄惇教授攻读书印硕士、博士。风斋教授于学问艺术，皆所擅长，造诣甚深，蜚声海内外，余之畏友。天曙从其游，得其教诲，幸也。清儒章实斋尝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近观天曙所作明人宋仲温研究，能得其意。盖天曙能综合文化史与艺术史而观察其流变，书外求书，印外求印，举一反三，不囿于一，此天曙治史求“通”之例也。余曾以吾师仲沄范文澜先生“专通坚虚”“天圆地方”之治学要旨勉天曙，又与其同赏敝斋所藏书画印谱，其乐融融。天曙学书，于秦汉碑版、晋宋法帖，多有汲取，融会己意。余观其作品，大抵篆隶质朴清雅，行草秀逸生动，无时人丑怪之习。其印得汉铸凿、封泥印之古味，又具晚清印人之意韵，以隽永清雅胜，为余所治“孝萱长寿”印，洵如板桥所言“此间清味谁分得”！此天曙为艺求“清”之证也。天曙字亮工，号南楼，生于板桥故里，又于盂城、广陵、金陵、海上游学，转益多师，学识日广。天曙年方三十，正发奋有为之时，精进不已，他日当与吾乡先贤相比肩！后之博雅君子，当不以余言为私也。癸未初夏，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
此书为我出版的第一本小的作品集。卞先生写此序极快，我和他通完电话，隔日先生即写好。当时我刚完成明代书家宋克书法研究的硕士论文，因为过去没有人专题研究过，卞先生鼓励我做成一部书。后来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2011年交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卞先生喜欢篆刻，我为卞先生刻过一方“孝萱长寿”印，他非常高兴，文中提到了这件事。2005年我已经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先生曾来上海师大讲学，晚上与许全胜兄和我三人在酒店相聚，先生鼓励我说：“南京是学习的好地方，上海、北京是工作的好地方，平台高，要好好努力。”令我记忆犹新。又说：“序中‘吾乡先贤’有学者，有书画家，你要兼而有之。”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鞭策与鼓励。
我编校整理的《周亮工全集》十八册2008年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求卞先生作序壮色。卞先生十分精要地指出编校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祥符周亮工栎园氏，积学能文，著述等身。内容丰富，涉猎广泛。颇有深造之诣，不乏独见之明。张之洞《书目答问》之艺术类，举历代典要可资者二十七种，列入周氏《读画录》《印人传》二书，可见其为儒流所重。周氏由明入清，当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周氏屡踬屡起，不死为幸。但周氏好士怜才，交游甚广，《读画录》《赖古堂书画跋》二书所记者，皆其交游之人。前者“专言绘事，兼及交情，读之使人忘倦，而遗闻轶事，亦赖以不坠，洵画史最好资料也”。后者“多叙其交游情事，烟霞之契，投赠之雅，犹可得其仿佛也”（见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可见周氏著述，有助于知人论
世，可供考索。清乾隆时，周氏著述，横遭禁毁，原书难觅。后世流传之本，每与原本有异，世以为憾。朱天曙君立志网罗放佚，不辞艰辛，编成《周亮工全集》，共十八册。如《通烬集》《全潍纪略》《白浪河上集》《万山中诗》《瑞木记》《杨升庵朱郁仪著述目录》等，或为孤本，
或为珍稀本;如《因树屋书影》《同书》《读画录》《印人传》《闽小记》等，选最早刻本。又收集周氏所輯之书，如《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赖古堂文选》《赖古堂藏书》《赖古堂印谱》等。更从清代以来之典籍中，辑录《赖古堂集》外之作品，作为补编。并汇合周氏之传记、集评等，附录于后。洵可谓备载靡遗，集周氏著述及生平资料之大成。朱君先后在扬州、南京学习，获博士学位，与余谈文论艺，甚为契合，今值《周亮工全集》出版，欢喜赞叹，不辞老拙而为之序。戊子谷雨，卞孝萱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有五。
《周亮工全集》十八册是在我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编校而成。2004年秋，黄惇先生知道我和卞先生的来往，曾邀请卞先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工作，对周亮工研究作了具体指导，故他对此书编校工作较为了解。《周亮工全集》由蒋寅先生建议编校，因而此书有两序，一为卞先生，一为蒋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我的《感旧：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一书，202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又出版我的《周亮工年谱长编》，和《周亮工全集》一起构成周亮工研究的三部书，正是用卞先生专题研究与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方法来做的。序中可见卞先生对清初文人文献相当精熟。
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整理出版我在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讲稿，成《中国书法史》一书，我又请卞先生作序。先生在序中对我鼓励尤多：
纵观中国书法之发展，实有书体之变迁与流派之殊异也。《周礼·地官》“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即有“六书”。秦书八体，汉六体书，皆古之文字。李斯工篆，汉隶盛行。东汉以来，书法成为文人之重要一艺。魏钟繇创真书，然尚有隶意。东晋王羲之“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张怀瓘《书断》），后世尊称为“书圣”。经唐太宗提倡，王书成为全国书法正统。鉴真东渡，带去二王书迹，在日本皇室之倡导下，右军书体为日本书道之主流。历宋、元、明，流派纷呈。清代金石之学大盛，自阮元至包世臣、康有为，皆崇尚碑学，倡言北宗，开书艺又一脉。南宗雅正，北宗雄强，言书艺者不可混为一谈也。
兴化朱君天曙，自幼笃嗜书艺，好古敏求，勤劬过人。师事吾乡风斋黄惇教授治书印之学，得其精髓。近著《中国书法史》，可视为风斋之学之延伸。此书卷帙无多，而新见迭出。以余所见，特色有三：一曰叙述书体演变、风格差异、流派现象，评骘精当得体，详前人所略，略前人所详。下限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简明书史之最新力作。二曰艺术观念与文化现象相结合，以点带面，纲举目张，如书体之“隶变”、东晋之刻石、颜柳之书风、宋代金石学之兴起、明清之刻帖与著录风气，及不同时期之书论等，皆不囿陈见，自出机杼，切中要害。三曰附录“中国书法基本书目三十种”，分工具书、丛辑、书史、理论、鉴定、图录六类，作扼要说明，对研究书史大有裨益。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云：“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朱君此著，述书史之变迁，扬书艺之精神，有承先启后之功焉。 《中国书法史》今将问世，朱君远道来书，丐余一言，冠诸篇首。余端居治文史，酷喜金石书画，昔年亲炙于范文澜、章士钊二先生，又与黄宾虹先生通函，得其教诲，今虽衰老，乐此不疲。朱君负笈金陵时，常与余过从，质疑问难，赏书论印，其乐融融。孔子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余嘉朱君日新又新，必能自立，于光大中国书法文化，有厚望焉。爰为数语，以谂读者。卞孝萱戊子岁杪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有五。
这是卞先生生前为我写的最后一篇序言。开头一段就是一部书法史的概述，卞先生提出“南宗雅正，北宗雄强”，“碑”与“帖”各有面貌，不能混为一谈，厚此薄彼，这个看法是很开明的。他推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曾有专文论此书价值，收录在《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这里他用柳诒徵“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嘉勉，对后学寄予厚望。后文说我“负笈金陵时，常与余过从，质疑问难，赏书论印，其乐融融”，回忆了我们的交往，十分感人。2020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增订版，中国社科院陈智超研究员在增订版序中还专门引用了卞先生此序的看法。此序卞先生写好，我请在南大读研究生的王继荣兄专门去卞先生港龙园家中去取的，此為我所存先生的最后手稿，字迹微颤，当时他年岁已高，精力大不如从前了。
五、 卞先生和我做客西泠印社
2003年10月，在西泠印社百年庆典之际，我曾有机会和卞先生做了一次西泠之行。
西泠印社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的雅誉，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印人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发起创建，著名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任第一任社长。
西泠印社百年社庆期间，举办了“百年名社，千秋印学”为主题的国际印学研讨会，卞先生写了《高时显与丁辅之》一文，我写了《吴让之与包世臣、姚正镛交游考论》一文，两文都作为会议的优秀论文在会上宣读。
丁辅之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人们对他在出版上的贡献关注不够，高时显也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但平生材料很少。卞先生在文中说，1949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都是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收书336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种书上，都印着“杭县高时显辑校”“杭县丁辅之监造”。高时显曾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中华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高时显、丁辅之有重要贡献。卞先生论高时显，从生卒、室名、画梅、刻印、藏印、藏书、印书、兄弟、子嗣九个方面加以讨论，补充了叶为铭《广印人传》和《西泠印社志稿》记载的不足。论丁辅之则从家世、生年、名号、室名、绘画、刻印、藏印、印社、藏书、著书十个方面进行讨论，有助于人们对西泠印社创始人和早期印人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我研究的印人吴让之是扬州人，卞先生十分高兴，对我说，扬州印人多，值得细细研究，把文章放在西泠印社介绍非常好，能够让更多的学者关心清代扬州文化。后来，卞先生和我的两篇文章都收录在《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中，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会议期间正在下雨，我给卞先生打伞，一起游西泠印社。我给卞先生拍了不少照片，他在《郑板桥丛考》中的一张照片就是在西泠印社休息时拍的。印社在孤山南麓，东至白堤，西近西泠桥，我们边走边看，印社亭台楼阁因山势高低而建，错落有致，我们游览了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有朴精庐等，在汉三老石室前，我们细细地看了这块浙江发现最早的东汉刻石，有约两千年的历史。我们还细细品味了金莲池、印泉、石交亭、剔藓亭、小龙泓洞等掩映于绿树丛中的景点，众多匾额、碑刻、楹联让我们流连忘返。卞先生有着景点记录的习惯，西泠印社四照阁有副楹联“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印人传地地传人”，是1914年叶翰仙撰的，卞先生觉得联语好，就在随身带的小纸片上记录下来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在路上碰到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田先生，朱先生是唐代书史专家，对卞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十分熟悉的。我告诉他卞先生也来参加活动了，朱先生立即表示，应该安排卞先生坐主席台，大会会务组工作人员不熟悉他。我转告卞先生，他淡然一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普通会议代表。”
2006年10月，卞先生《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把他在西泠百年庆典中的论文改为《〈四部备要〉辑校、监造人考》和《〈四部备要〉的实用价值》两文，一起作为附录收录在书中，还收录了他在文中提到的高时显《墨梅图》，这件作品是高时显赠送给卞先生的，上面有咏梅诗，款称“孝萱仁兄两政”。卞先生十八岁离开学校，谋生养母，白天劳动，晚间学习，他与《四部备要》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与辑校者高时显有过往来。高时显赠卞先生《墨梅图》时，正是他学术刚刚起步之时。
六、 卞先生的板桥情结
我是兴化人，卞先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即开始研究郑板桥，我从小写字画画，郑板桥的艺术和思想给我很大影响。每次和卞先生在一起，都要谈到郑板桥。
2002年，兴化市人民政府请卞先生到兴化谈郑板桥的民本思想，卞先生就打电话告诉我，希望我也写一篇谈郑板桥民本思想的文章，他也写一篇，让我从艺术创作角度谈，他从家庭环境、早年生活和文化传统角度谈。后来，卞先生写成了文章，把郑板桥民本思想的表现概括为“忧国忧民”“农夫第一”“务本勤民”“泽加于民”“扶危济困”“教子忠厚”“画慰劳人”七个方面。我认真学习了郑板桥的文集和存世作品，写成《也谈郑板桥的民本思想》一文，文中我把郑板桥的民本思想做了分期，分别为早年（读书、应笔、授徒）的形成时期、中年（做官）的实践期、晚年（墨官卖画）的皈依期。这个说法是我读板桥作品后想出来的，后向卞先生汇报我的学习心得，他说概括得非常好，我在文中把你的看法提一下，不展开了，你可以大加发挥。在卞先生的鼓励下，我又将文章进一步充实，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郑板桥民本思想进行诠释。会议之后，卞先生把我的文章和他的文章一起推荐给《淮阴师院学报》的主编张强先生，两篇同题的文章在该刊2002年第4期发表了。可以说，没有卞先生的鼓励，我是不会写这篇论文的。 在兴化期间，我还陪同卞先生考察了兴化东门的老城墙，板桥故居、纪念馆等，我们边看，卞先生边讲。我学到了很多和郑板桥有关的知识。
2003年，辽海出版社要卞先生把关于郑板桥研究的论文给出版社，作为“辽海学术文库”中的一种，该丛书已出版了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等，卞先生这部郑板桥研究的书在这套文库中也很有分量。
有一次在卞先生南山路的家中，他问我书名是叫“郑板桥丛考”好还是“郑板桥新考”好？我建议叫“丛考”，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此前您没有专门出过郑板桥研究的书，不如叫“丛考”，他点了点头，又问我，这本书找谁题签好？我说，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公也研究艺术，他题比较合适。他说，我和饶先生有来往，我给他写信，本来我是准备请冯其庸先生题的，说完哈哈大笑。过了几周，饶先生把题签寄来了，卞先生专门给我复印了一份作纪念。他又把编好的目录给我看，包括家世考、生平考、交游考、《板桥集》版本考、《诗钞》铲版考、《诗钞》人名选释、《印册》注、《印册》补、秦祖永辑《板桥印跋》考辨、《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板桥画派、书派考等二十一篇论文，十分丰富。他把原稿的复印件交给我说：“小朱，我要请你做一件事，你把这些文章都看一下，写一篇书评，我要把文章收录在这部书后面。”我接到这个任务，觉得这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认真学习了卞先生的研究文章，写成《平生板桥最深情——卞孝萱教授和他的郑板桥研究》长文，文本提到：“他幼承家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即致力于乡贤郑板桥的研究，40多年来，对郑板桥的诗文、书画、印章、家世、生平、交游、思想等进行了资料整理，并通过钩沉辑佚、正误校勘、考证辨伪，获得郑板桥的新材料，解决了郑板桥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求得历史的‘真事实’。畴昔不认为与板桥有关之史迹者，今则认之;而认为板桥之材料者，则重加辨别，叙事简赅，有史实、有方法，阐幽发微，判断准确，是当代郑板桥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并在文中概括出卞先生“以印论史”“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三大特色。文章写完后交卞先生，卞先生给予了很多肯定。他在《郑板桥丛考》后记中认真地写了一段话加以鼓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研究生朱天曙同志，后起之秀。他与郑板桥同乡，因崇敬郑板桥，而注意到我对郑板桥的考证、研究成果，遵照顾炎武‘采山之铜’的高标准，撰为书评，谨录于后，供读者参考。”他特意和我说，你这篇书评很全面，很准确，我用了一个“谨”字在后记中，以表重视。卞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收录了我的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更加感激先生的提携之恩。
台北艺术大学庄素娥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史家，长期从事扬州八怪研究。2004年夏天，她请我向卞先生求了一册丛考，庄教授专门写来回信说：“特别要谢谢您还请了卞教授签署题赠，请代我向卞教授致谢。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相当扎实。我三十年前当学生时，即已常阅读他的文章。尤其他所提的凌霞《天隐堂集》的《扬州八怪歌》，曾让我在台遍寻，都找不到。现在读了您的书评，才知此书为卞家藏书。”可见卞先生的郑板桥研究在台湾的影响。后来，庄教授从台北到南京，我专门从上海回南京，陪她去南大拜访了卞先生。如今，两位前辈均归道山，唏嘘之情，不能自已。
卞先生的郑板桥研究还体现在他主编的《郑板桥全集》一书上。1985年，卞先生编成此书由齐鲁出版社出版，收录板桥诗钞、词钞、小唱、家书、题画等板桥集中的内容，又收录板桥集外诗文、传记、家谱、题画像、诗词书信、评语、书画目等，大大推进了郑板桥的研究。
2012年，卞岐先生又在原编基础上充实若干新资料和图版，编成增补本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嘉惠艺林。卞先生研究郑板桥重文献、重考订的方法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周亮工全集》也借鉴了卞先生所编《郑板桥全集》的体例。
卞先生研究扬州书画，除郑板桥外，以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高翔为最多。在艺术史研究上，除了“扬州八怪”外，卞先生還有鉴真东渡的二王墨迹研究、《瘗鹤铭》研究等，都有很多独到的发现。我在扬州生活了八年，对清代扬州艺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主要做了周亮工、石涛和金农的研究，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这与卞先生研究扬州艺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2008年，卞先生邀请我参加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组编、卞先生和周群教授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丛书中的《书法金石》一书的写作，还专门邀请我到南大召开这套书的编撰会议。此书虽为普及类的著作，但卞先生要求我从文化史的角度对书画金石进行介绍，不要落入具体技法的窠臼中，我深受教益。2009年秋天，此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我得到样书时，先生已归道山，我感到十分遗憾，不能再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