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送货，一辆加长130卡车，驮着我、小吴……七拐八拐地去派出所报到。
　　开不进胡同。正打愣儿的工夫，从胡同的拐弯儿处，走来几位青年警察：上白下蓝苏式警服，红领章；正赶下坡儿，身子后仰，皮鞋有回音，显得个个儿器宇轩昂。来者探身从槽帮里拎起被窝卷儿、装脸盆的网兜儿，转身就走。我等是六男二女，赶紧了一样的警服，跟着，尽量走得有点儿气势——别太给公安学校丢份儿！
　　后來才知，接我们的“师兄”，也就早到一年多，晚点儿的不过早到仨俩月。
　　我和小吴住一屋。老旧平房，两个床铺（不是床）外加一张三屉桌，还得给炉子腾出地儿。工作呢？当片儿警。
　　我们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全所只有两种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除了这两种，就剩下食堂大师傅了——大师傅可能也是党员。
　　一天，开会。只要一宣布是党员的会，都含入党积极分子，人员不用动，即业务改党务了。那天的会，由指导员兼支部书记主持。该发言讨论了……奇怪，全场沉默！让我们这些准备发言的新警察，心里直纳闷儿，也不敢问。
　　喝水的、卷叶子烟的、歪头掏耳朵的、起身上厕所的……就是没有说话的。到该吃晌午饭时，主持人耷拉着脸宣布：散会！
　　回屋时，碰上所长老张开会刚回来。他，京东通州人，1949年前参加革命，公安学校第一批学员。
　　工夫不大，就听他喊：“所有的共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全给我回会议室！通通回来！”都回来了。所长掩饰不住愤怒：“这是党的会议！对谁有意见，可以提，甚至可以越级反映。但，决不允许……”目光一扫，谁敢造次？
　　嚯，你说、他说、我也说，半天儿的冷场，没了。
　　这里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不久，党员老圣，也是最难崴咕的老警察之一，道出缘由：上次涨工资——只涨半级，这五十多人的大派出所，也只给了五六个名额。指导员想给自己再调上半级——四五块钱。老警察不同意，说他条件不够。正像相邻的派出所，民警老翟冲着副所长说：这几块钱，你涨，涨的是酒钱；我涨，涨的是窝头钱。能一样吗？
　　指导员没给自己涨上，就把这几个指标退回分局了，说是“不需要”。这下炸窝了！“沉默”，就是报复之一。
　　“这与你们新来的没关系。甭掺和，该怎哏儿还怎哏儿（音）。”北京话的意思是：别因听说这事儿影响入党积极性。老圣，姓圣，绝非圣人，但基本党性还是有的。
　　我们这批派出所里的学生警察，一直在“积极”。不提面对火枪、片儿刀的工作，就党的会，一回不落。那会儿，北京人艺正排演李龙云创作的话剧《小井胡同》，作家让演片儿警的张福元，到自己长大、居住的老窝儿——我们所的管片儿，体验生活。张福元跟小吴“下片儿”十多天。投桃报李。彩排时，人艺邀请民警当观摩嘉宾。小吴拉上我。可我俩又为难了——上午十点半，有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我出主意：先去人艺，掐着点儿赶回来。
　　蹬着自行车玩儿命往回蹽，还是迟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老孙——消防兵转业的片儿警，拿大眼珠子狠狠地剜我，怒其不争地挤出一句话：“你竟敢迟到，还想不想入党了？”
　　可，那次观摩，也是我人生的唯一。后来我写剧本、当导演，在公安部、中央电视台、全国大赛获过不少次奖，仅是那次在北京人艺看了一个钟头：排戏是什么样儿。
　　打拼了四年多，我和小吴仍旧不是党员——这个派出所也没发展一名新党员！分局党委通报批评，支部书记——那位指导员，因工作不力被撤职、调离……
　　到了1985年，小吴调到分局秘书室（办公室前身）；随后，我也调去，俩人又一屋了。6月，他入党；9月，我入党。我们，按电影《董存瑞》里的台词：我早该是了……
　　一晃儿三十多年。当年的一车“货”，命运各异。比如小吴，像练家子走梅花桩，蹦跳着在几个公安分局当政委、当局长；我呢，多年来扛着钢笔爬格子，干警察宣传、警察文艺、警察期刊……至今“高老师”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