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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河的城市，故事总是沿着河发生。上海的故事里，逃不脱苏州河和黄浦江的缠绵。然而，现实里的苏州河并没有娄烨电影中里的美人鱼。苏州河是江南古典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交融之所——河船曾将苏南的鱼米丝绸载到上海，而小火轮又将外洋的现代工业品发送到内地。
王安忆的小说《富萍》中，呈现了20世纪中期的苏州河，那宽仅数十米的河道，在小说家笔下竟然“变成了一条大河”，现实中，即使两岸人同时听得到汽笛声，闸北与河南岸的静安、黄浦也是完全两个世界。比如梅雨时节，闸北的棚户，地势低，积水深，当年的孩子们甚至要划着“脚盆”进出弄堂;而在南岸石库门弄堂甚或公寓大楼里，有孩子听着雨声与汽笛声在强寻少年愁。甚至两岸人口音亦完全不同，犹如长江南北……
同在上海，跨越苏州河，让闸北与静安合并，在当年来说，绝对是件难事。
然而，在真正完成跨越的时候，那跨越竟然如此自然而然，似乎苏州河上的流水，亦不见更多的涟漪，这时没有河船，唯有车轮滚滚过桥来，犹如一步之遥。11月4日中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刚刚完毕。大会宣布，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背后
传闻已久，特别是今年9月上旬，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透露，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网上的段子由此而来——“电视剧《上海滩》里，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的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今天丁力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繁华闹市中的静安寺，是静安区的地标之一。
从电视剧的幻梦中走出来，为何如今闸北区和静安区要“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静安区呢？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是事关上海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紧抓住这次区划调整的良好契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尽管就全国来说，行政区划调整屡见不鲜，在上海也时有所闻。近年成功的案例，比如2010年北京的崇文区、东城区，宣武区、西城区两两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西城区;还比如2011年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2009年浦东新区、南汇区合并成立新的浦东新区，2000年黄浦区和南市区合并等。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案例，比如湖北荆州与沙市的合并，合并后成立荆沙市，后又更名荆州市，更名背后，则是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出现排异反应。
如今静安区与闸北区合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京四区并两区类似，也与15年前上海黄浦、南市合并以及2011年黄浦、卢湾合并类似，都是市中心区域的合并。然而，这次合并仍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本是上海面积最小区的静安区，其辖内大多是从前上海人所谓“上只角”地段;另一方面现实中静安区一些经济指标在沪上首屈一指;还有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次闸北、静安之合并，成为市中心城区中首次跨越苏州河的整合，即便两区都是原本的老市区，都是城市化区域，然而两区的云泥之别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印象里，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单以经济指标数据来看。比如2013年的GDP，静安区虽然以660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市各区县第14位，可人均GDP达到258418元，以美元算达到41726美元。这一人均GDP指标都快赶上日本、德国了，且是上海人均GDP的三倍有余。而在总GDP上达到656.67亿元人民币的闸北，虽然在此数据上紧随静安，但摊到人均，仅有76660元，以美元算则是12378美元，未及静安区的三分之一，并且尚未达到上海人均GDP 89444元的水准，在传统市区各区中仅仅高于普陀区。“贫富高下”顯而易见。
在闸北、静安合并的第一天，即有记者采访闸北区市民。“希望闸北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向静安靠拢。”闸北区第四中心小学一位张姓家长表达了很多家长的共同心声。从小住在彭浦新村的曹女士，则特别期待更好的医疗服务配套设施，她说，“父亲病着，希望两区合并后这些配套设施能跟上。”彭浦新村的陈先生则表达得更加直白：“有可能的话，静安带一下闸北。”
印度裔学者塞斯则说出了他的观感。这位荷兰鹿特丹大学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的教授，这次来上海，系应华东理工大学之邀，参加“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暨华理社会学学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赛斯提到：“印度较多的案例是分，经济上比较弱的地方反而要求把自己拆分出去。最近的例子是安得拉邦。其特伦甘纳地区的人民希望从安得拉邦分离，成立新邦。我很羡慕中国，你们的政府通盘考虑，为人民考虑，而老百姓又对政府比较信任。”在塞斯看来，印度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不希望与富裕的地方在一起。“而中国人似乎更团结，中国政府也从更高的立意出发，注重发展。在中国，往往经济上较弱的地区，有靠拢经济上较强地方谋求发展的诉求，这才有了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的行动。”塞斯说。
来自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尼沙贝札教授（Prof. LungisileNtsebeza）也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南非也有类似的例子，但与上海两区合并不同，南非是原来的四个省变作了九个省，这当中有种族和宗教的原因。我很羡慕上海能成功并区，我也羡慕中国人的团结。这样，行政效率会提高，国家机器也将更有效率。”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上指出，闸北、静安两区“撤二建一”，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重要发展契机。一是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更好地体现“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二是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配置，统一产业规划和功能布局，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和能级，增强发展后劲。三是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优质资源向北辐射，加快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推进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均衡化，促进民生改善。
这“三个有利于”，道出了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的缘由，其未来的成果终会显现。回看历史，赛斯在《对中印发展路径的思考》主题演讲中说道：“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79年，当时浦东没有任何高楼大厦，我当时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过来的。中国和印度，像是孪生兄弟一样，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当时两国都是农业国，国情很相似，而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2倍，看其他的相应指标，中国也是领先于印度。中国制度的好处是，中国的政府反应灵敏，在应该改变什么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而中国的人民会跟着政府走。从这次区划调整来看，我很看好未来的上海。”
细看经济格局融合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看来，近年来几次城市区的归并，显露出行政区划范围越来越大的端倪。不仅是合并区，包括街道、镇的归并也有类似特征。
“行政区划调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因应客观发展需要。”张兆安告訴《新民周刊》：“原本的静安区，经济指标很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然而，其空间越来越小。这也成为此次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涵。”
在张兆安看来，原本静安区面积狭小，而闸北区面积足够大，两区合并后，新的静安区将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因为合并，使得整个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至于优势互补，在原本同为市区的闸北、静安区域，可以不再在某些方面展开竞争——比如一些领域的招商引资，比如一些商业格局的架构，可以统筹考虑，甚至一些原本两区之间的断头路都可能迅速整合开通。
原本，静安区的楼宇经济比较发达，比如已经颇为著名的南京西路金三角“梅恒泰”，更有人称之为“东方香榭丽舍”。但原静安区恰恰缺乏闸北所拥有的一些工业园区。在张兆安看来，闸北诸如市北工业园区、大宁绿地周边的服务业聚集区等，将通过苏河湾与老静安的经济逐步更紧密融合，达到健全产业链的效果，使得原静安的楼宇经济为闸北的园区直接提供服务。
当然，诸如楼宇经济与园区经济融合等，在目前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绝非单纯为增加新的GDP。“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看到，与全国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上海已经开始从原来的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要依靠创新去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上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变，经济要转型，结构要优化，产业要升级等，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才能支撑上海继续往前进。”这是前不久张兆安所言。如何让闸北、静安合并后，迸发出新的创新驱动之能量，恐怕是未来新静安区的题中之义。
跨越苏州河的南北高架。 
位于闸北区的“新客站”。
提及转型，如今的铁路上海站地区，自1980年代上海站落成以后，即被上海人亲热地称为“新客站”，直到如今新客站落成近30年，上海人仍如此称谓，哪怕比之更新更大作用也已经更突出的高铁虹桥站已经建成运行多年。在新客站投入使用后，诸如站南的太平洋百货开业，曾经是1990年代时颇为轰动的事件，因为闸北终于有了像模像样的中高端百货商场了！当年，南广场的图书批发市场也非常有名。还有照相器材城等等。后来又有了不夜城。然而，几经整合，上海站地区的开发如今仍不尽如人意，甚至略有疲态。如今，上海站的铁路客流已经不如虹桥高铁站，此地其实也正迎来转型发展的契机，特别是两区合并以后。
从历史上看，闸北、静安同在大上海之内，却几乎从未在一个区划中。闸北脱胎于历史上的宝山县，而静安脱胎于上海县。闸北在上海开埠以后，属于华界，而静安因为当年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特别是富裕阶层在此开建别墅、高级公寓等，显得洋气。然而，在作家王唯铭眼里，闸北恰恰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在他的新著《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中，记叙了湖州商人黄佐卿在浙江路老闸桥附近的创业史。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部缫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缫丝厂，由此，闸北的民族纺织工业开始勃兴。之后，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当然，除了缫丝等工业以外，凡是民族资本力所能及的行业，在闸北都有所反映。比如1904年，华商董甫卿投资3000元，在闸北永兴路首创裕茂皂厂，生产双嘉、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比如来自无锡的荣氏企业于1912年租下光复路新闸桥堍的地基、厂房，创办了其在上海的第一家工厂——福新机器面粉厂。比如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场，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一年之后，1917年，刘达三与姚慕莲合资亦在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再比如开设在虬江路的恒昌火柴厂。 至于官营资本介入者，诸如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后，在北站附近设立的机务段、车辆段等铁路机车车辆维修工厂;还有1911年上海道台蔡伯浩、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出面，在当时叉袋角、恒丰路广肇山庄北首，亦即如今铁路上海站一带创办闸北水电公司。其中有些企业延续至今。
在王唯铭眼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闸北从来不是“下只角”，而是代表着上海的“前夜”。虽然两次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争，将闸北破坏殆尽，但绝不能由此认为闸北的繁荣不曾存在过。苏州河畔，曾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无论河的北岸地处闸北的福新面粉厂，还是长期在河的南岸开办的上海牙膏厂等等，都已载入史册。然而，纵使河两岸不过相聚数十米，却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如隔数重天。比如1937年淞沪抗战时，闸北的国军拼死杀敌，而苏州河南岸的外国记者可以端着咖啡观战。战火让闸北一度成为废墟，战火又让内地难民水流而下在河边搭起“滚地龙”，继而艰难生存。
回看清末民初，之所以闸北有着许多工厂，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交通便利。闸北不仅有当年上海最大的火车站——堪称上海门户的上海北站，更有一座货运火车站，亦即在如今上海火车站位置的麦根路货站。随着吴淞江航运的发展，清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闸北商埠开辟。光绪三十四年沪宁铁路通车，吴淞江的水路运输和沪宁铁路联系到了一起。面对铁路这一当年的新经济模式，相对航运而言较高的收入水平，码头挑夫中有些人跳槽投奔铁路。清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新闸和租界之间的道路得到拓展，民國元年也就是1912年，铁路西侧已发展为商业集市，逐渐向城市演化。这样一来，由沪宁铁路运输的物资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租界。于是，1913年货站建成对外营业，由于货主大多来自租界，他们总是要通过苏州河以南的麦根路到达车站，这个车站就取名为麦根路货站。
麦根路货站，这个叫法很奇怪，因为车站位于闸北，而闸北在上海开埠后的历史上，一直属于华界，也就是说，这一直是中国人的地盘。当时所谓麦根路，位于苏州河南面的地方，如今是静安区康定南路。麦根路货站隔着苏州河，与麦根路遥遥相望，并不搭界，却硬起了头皮起了个洋名。至于苏州河，在麦根路站落成之前就已经有非常热闹的码头，并且拥有了不少沿河而设的仓库。后来比较著名的则是“八一三”抗战期间国军在上海市区最后一个“堡垒”四行仓库。
当年码头的挑夫从闸北到租界，从租界到闸北，往来穿梭。这些挑夫很多来自苏北和湖南农村，渐渐也居住到附近，形成了一个叫做蕃瓜弄的“滚地龙”社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告诉记者：“蕃瓜即南瓜，因其原产南洋而被叫做‘蕃瓜’，又因为贫穷人家在青黄不接时用此瓜作主食，而被称为‘饭瓜’。由于当时荒芜的空地还不少，最早到此居住的棚户居民在空地上垦荒，大多种上蕃瓜以代口粮，外出谋业的居民晚上归来时，常常抱一南瓜，‘蕃瓜弄’因此得名。”
随着麦根路站落成，原先附近的自然村落陆家宅、谭家宅和沈家宅逐渐瓦解。蕃瓜弄和麦根路站附近新形成的潘家湾、潭子湾、药水弄等，成为了上海当时最大的“贫民窟”。这里在当时就难找到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特别是苏北农村闹饥荒的那几年，那里的老百姓拖家带口，驾着自己家的船，从苏北来到上海，在苏州河上依船而居，有的将船拆了，使用拆下的材料，在苏州河边搭起了窝棚。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窝棚逐渐连接起来，巍为壮观，人称“滚地龙”。
后来划归普陀区的潘家湾、潭子湾、药水弄等处，在21世纪初经过商品房开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其中比较有名的楼盘是中远两湾城。当然，当地如今也有更为优质的楼盘诸如半岛花园等。比起潘家湾等的改造走商品房路线，船民后代亦动迁别处，属于闸北的蕃瓜弄改造时间更早，并采取了居民原拆原还的政策。如今，虽然比起中远两湾城等来，蕃瓜弄又一次属于老旧社区，然而这些老公房的老居民，却依然能享受着市区生活的便利。
蕃瓜弄以南，则是近年开发的卓悦居等高端楼盘。卓悦居南面，更有上海人才大厦。人才大厦里，经办着全上海一些关于人事管理、职称管理等方面的事务。早前，这样市级的机构很少有设在闸北的。而如今，就在地铁1号线汉中路站边上，相关人士前来办事相当方便。“闸北？静安？开车的话要通过苏州河上的恒丰路桥，如果坐地铁，根本感受不到区别。似乎就是在一个区域内。”一位前来人才大厦办理留学学历认证者，对记者如是说。
“曾记得上海刚解放那会儿，既有闸北区、北站区，还有一些区域当年属于大场区。那时候，公务员配有公务自行车，传个信息、文件什么的，有时候就需要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一位年已八旬的退休公务员告诉记者，“后来十区十县格局延续了好多年，因为那时候的经济体量、人口数量等等长期没什么变化，所以行政区划也没必要跟着变，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 ’时代了，现在机关里连电报、传真都很少用了，直接E-mail，多方便。”
在张兆安看来，如今在行政区划调整方面，完全不用考虑是否横跨苏州河。换言之，在真正实现跨越之际，那轻轻一跨，是那么地自然而然，完全不费力。“跨区合并，好处良多。”张兆安说，“比如原本属于苏州河北岸的一些区域，和苏州河南岸的一些区域，可以统筹开发利用。如果南岸和北岸属于两个区，有时候很难一盘棋通盘考量，现在南北两岸都是一个区，对整个苏州河的利用来说，大有好处。”
而在王唯铭看来，闸北与静安合并成立新的静安区，将有可能带动苏州河的“复活”。在苏州河停止大规模航运以后，特别是河两岸建造了太多商品房等以后，苏州河在视觉上看起来细小很多，同时沉静了，即便时而有水上观光巴士之类的呼声，但总的来说，早已经消失了往日的繁忙。王唯铭认为，假如学习法国人从戛纳到尼斯海岸的管理方式，借助自然地势来建立亲水平台等，恢复河流的审美意义，就能让苏州河“复活”。希望曾经属于上海“前夜”的闸北，与静安合并后，能迎来新一轮的日出。 中国梦底蕴培源
因为闸北区曾经有着不少“滚地龙”房子，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争中又遭到大规模破坏，使得人们对其“下只角”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上海话中对苏州河北岸闸北、普陀二区，有着几乎恶毒的谐音戏谑——“赤膊区”、“破大区”。
在王唯铭看来，这是一种歧视。“对于‘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我坚决反对。所有生活在所谓‘上只角’的人，没有资格自命不凡，生活在此处者，不该为这个地方的历史负责。每个人都有属于个人的记忆，作为上海人，自当有一个不同凡响之处，那就是海纳百川的心态。应该有目光及海的辽阔视野。穿越不同时空，可以看到，行政区划的命名，许多是采用了不同时空里的美好东西。”就闸北来说，其得名，来源于清代康熙十四年（1675年），于今福建路桥附近的苏州河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老闸以北，自然称作闸北。可见，“闸北”二字，代表了康熙年间上海的繁荣景象。
何况闸北自有属于闸北的文化遗存，比如吴昌硕故居，比如以中国当代茶圣吴觉侬为发端的闸北茶文化。闸北更有闸北的底蕴，这底蕴甚至是民国肇始以来，中国人自强乃至寻找中国梦的发端。宋教仁墓、上海总工会旧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等，哪个单列出来不是一种中国人自强寻梦的痕迹？
更不论曾经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还有东方图书馆。1920年4月18日下午，访华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聚会。乐声起处，泰戈尔身着黑色长袍，戴着红帽，走出来进行演说。演说之后，泰戈尔欣赏了周映湖现场演奏的中国古琴曲。很可惜，如今在闸北寻访，已找不到泰戈尔此行所往的商务印书馆建筑了。“‘一·二八’抗战期间，”王唯铭说，“53万册图书毁于一旦，其中不少珍本孤本，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毁，那灰烬遮天蔽日甚至飞到了苏州河以南。那么繁荣的闸北，就这么被摧残了！”
药水弄今昔对比图。
在王唯铭看来，如果上海没有经历大的战争，那么闸北的繁荣将被延续。由此，20世纪中叶的上海很有可能向北发展，一路延伸到吴淞口，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中所谓的市中心，也许真的能够成为市中心。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淞沪铁路的原因，公共租界当年也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只是因为铁路横亘在城市中间，使得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由此，有了静安寺的繁荣。”《火车老站地图》一书的作者刘建春曾如此表示。在有关老北站的一个章节中，刘建春写道：“19世纪的上海，一直沿黄浦江北上，向虹口、闸北、江湾、吴淞纵向发展，假如可以从空中俯瞰，我们发现当时的上海是纵向的，狭长的。而20世纪的上海，特别是老北站建成以后，上海的北上势头戛然而止，转而向西面去了，于是有了静安寺、卢家湾、虹桥、徐家汇的西区时代。假如不是老北站，或许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不是生活在静安寺附近的弄堂里，而是生活在宝山的洋房里。”
当然，即便有了老北站和沪宁铁路横亘区域内，造成区内南北交通一些阻隔，闸北的生机仍然显现。比如位于塘沽路的闸北钱业会馆，清末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建了一座“打唱台”，專为钱商表演京昆戏剧。1974年因为市政动迁，古戏台移建入南市的豫园内。这座诞生于闸北的古戏台，乃是如今上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清代戏台。
虽然闸北一直以来是华界，和当年属于租界的静安相比，似乎许多地方有些落伍，乃至有媒体竟然将闸北与静安的这次“结合”称作工人阶级和富家小姐的拉郎配。然而，同属于大上海的闸北和静安，在文化上其实也有接近之处。比如建筑。传统中国式建筑都坐北朝南，然而，细心者会发现，比如老静安常德路上的常德公寓，这一作家张爱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与闸北老北站的大楼类似，全都是坐西朝东。原来，这两幢楼都是英式。
英伦三岛由于常年的湿冷，让人对太阳更加向往，外加大西洋海风的关系，使得英式建筑逐渐地统一坐西朝东了起来，即使到了日不落帝国各处的殖民地，固执的英国佬依然秉承着家乡的习惯。当这样的习惯到了中国，无非是一种半殖民地文化上的反映。
而除了半殖民地文化，闸北的文化基因里，却也深藏着中华民族独立与崛起的因素。从老静安跨越苏州河，即是汉中路。这里不但有汉中路，还有西藏路、蒙古路、新疆路，以及曾叫做满洲路的晋元路，如同枝丫一般散开。这些马路存在已有近百年了。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临时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时定的国旗就是五色旗，象征汉、藏、蒙、回、满五族共和。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扩展到苏州河南岸，而苏州河北边的闸北市政厅，管理着上海的华界。当时的闸北苏州河沿岸，属于城乡接合部，辛亥革命后，开始开发。1913年，与租界北西藏路相邻的四条新筑马路，分别被命名为汉中路、满洲路、蒙古路、新疆路的时候，闸北已经成了上海的陆上大门——上海火车站就在当时的满洲路东北面。
而如今的汉中路地铁站西边，就是曾经的恒丰路长途汽车站。最近记者路过那里，看到建筑仍在，却有点儿人去楼空的味道——围墙内并无一辆大巴车，两栋烂尾的居民楼在围墙外，窗户上布满了灰。当年，这里的噪杂，丝毫不逊色于上海火车站。当这座车站经历了兴废，回头再看附近的共和新路、中华新路等等寄托共和美好前景的路名，以及通向苏州河以南的恒丰路桥，横跨苏州河的新的静安区已经闪现在眼前。而中国梦培源之所的闸北，虽说不再是上海一个区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属于闸北的光荣也绝不会消散。
两区合并，段子手的又一创作题材！
●在全世界人民还在追公交时，“屌丝男”闸北已经追上了“白富美”静安。
●下面为大家推荐静安人气美食：彭浦第一炸。
●《上海滩》里，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的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今天丁力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侬住啊里的额？”
“静安区额！”
“嘎巧啊吾啊是额，吾住了嘉里中心帮比额，侬静安撒地方？”
“彭浦新村！”
●“丈母娘，我在静安有套房。”
“哪里？”
“彭浦新村。”
“……”
●你上班在静安的啊？我也是！
我在静安恒隆，你呢？
静安江杨南路。
●“啊？你也在静安区噢，那我们在静安寺碰头吧，我地铁过去只要2站……什么？你从富锦路过去要18站？”
●朋友说有套房子，离静安只有一路之隔。问他哪儿，他说就挨着静安。再问，说很近。继续问，答曰：宝山好不啦！
●闸北和静安合并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闸北土著，我的心情很复杂。我非常热爱闸北，我也从来没觉得闸北人不如其他区。我和所有其他区的上海人一样，努力工作，认真生活，为梦想打拼。我的梦想就是以后给我儿子买套静安的房子，现在看来实现了。
●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叫静安，富裕优雅美丽，小家碧玉，纤柔的本地文化，从小国际化的思想教育融合，一直娇养着。长宁是她的好闺蜜，徐汇是青梅竹马，喜欢过黄浦，可黄浦娶了卢湾，婚后很似恩爱。如今父母之命不可违，被婚配给了闸北，还是男方入赘。杨浦、虹口一声叹息，浦东闵行金山松江嘉定青浦南汇崇明直呼屌丝逆袭！
（应琛 整理）
王安忆的小说《富萍》中，呈现了20世纪中期的苏州河，那宽仅数十米的河道，在小说家笔下竟然“变成了一条大河”，现实中，即使两岸人同时听得到汽笛声，闸北与河南岸的静安、黄浦也是完全两个世界。比如梅雨时节，闸北的棚户，地势低，积水深，当年的孩子们甚至要划着“脚盆”进出弄堂;而在南岸石库门弄堂甚或公寓大楼里，有孩子听着雨声与汽笛声在强寻少年愁。甚至两岸人口音亦完全不同，犹如长江南北……
同在上海，跨越苏州河，让闸北与静安合并，在当年来说，绝对是件难事。
然而，在真正完成跨越的时候，那跨越竟然如此自然而然，似乎苏州河上的流水，亦不见更多的涟漪，这时没有河船，唯有车轮滚滚过桥来，犹如一步之遥。11月4日中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刚刚完毕。大会宣布，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背后
传闻已久，特别是今年9月上旬，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透露，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网上的段子由此而来——“电视剧《上海滩》里，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的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今天丁力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从电视剧的幻梦中走出来，为何如今闸北区和静安区要“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静安区呢？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是事关上海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紧抓住这次区划调整的良好契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尽管就全国来说，行政区划调整屡见不鲜，在上海也时有所闻。近年成功的案例，比如2010年北京的崇文区、东城区，宣武区、西城区两两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西城区;还比如2011年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2009年浦东新区、南汇区合并成立新的浦东新区，2000年黄浦区和南市区合并等。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案例，比如湖北荆州与沙市的合并，合并后成立荆沙市，后又更名荆州市，更名背后，则是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出现排异反应。
如今静安区与闸北区合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京四区并两区类似，也与15年前上海黄浦、南市合并以及2011年黄浦、卢湾合并类似，都是市中心区域的合并。然而，这次合并仍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本是上海面积最小区的静安区，其辖内大多是从前上海人所谓“上只角”地段;另一方面现实中静安区一些经济指标在沪上首屈一指;还有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次闸北、静安之合并，成为市中心城区中首次跨越苏州河的整合，即便两区都是原本的老市区，都是城市化区域，然而两区的云泥之别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印象里，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单以经济指标数据来看。比如2013年的GDP，静安区虽然以660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市各区县第14位，可人均GDP达到258418元，以美元算达到41726美元。这一人均GDP指标都快赶上日本、德国了，且是上海人均GDP的三倍有余。而在总GDP上达到656.67亿元人民币的闸北，虽然在此数据上紧随静安，但摊到人均，仅有76660元，以美元算则是12378美元，未及静安区的三分之一，并且尚未达到上海人均GDP 89444元的水准，在传统市区各区中仅仅高于普陀区。“贫富高下”顯而易见。
在闸北、静安合并的第一天，即有记者采访闸北区市民。“希望闸北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向静安靠拢。”闸北区第四中心小学一位张姓家长表达了很多家长的共同心声。从小住在彭浦新村的曹女士，则特别期待更好的医疗服务配套设施，她说，“父亲病着，希望两区合并后这些配套设施能跟上。”彭浦新村的陈先生则表达得更加直白：“有可能的话，静安带一下闸北。”
印度裔学者塞斯则说出了他的观感。这位荷兰鹿特丹大学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的教授，这次来上海，系应华东理工大学之邀，参加“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暨华理社会学学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赛斯提到：“印度较多的案例是分，经济上比较弱的地方反而要求把自己拆分出去。最近的例子是安得拉邦。其特伦甘纳地区的人民希望从安得拉邦分离，成立新邦。我很羡慕中国，你们的政府通盘考虑，为人民考虑，而老百姓又对政府比较信任。”在塞斯看来，印度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不希望与富裕的地方在一起。“而中国人似乎更团结，中国政府也从更高的立意出发，注重发展。在中国，往往经济上较弱的地区，有靠拢经济上较强地方谋求发展的诉求，这才有了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的行动。”塞斯说。
来自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尼沙贝札教授（Prof. LungisileNtsebeza）也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南非也有类似的例子，但与上海两区合并不同，南非是原来的四个省变作了九个省，这当中有种族和宗教的原因。我很羡慕上海能成功并区，我也羡慕中国人的团结。这样，行政效率会提高，国家机器也将更有效率。”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上指出，闸北、静安两区“撤二建一”，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重要发展契机。一是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更好地体现“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二是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配置，统一产业规划和功能布局，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和能级，增强发展后劲。三是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优质资源向北辐射，加快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推进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均衡化，促进民生改善。
这“三个有利于”，道出了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的缘由，其未来的成果终会显现。回看历史，赛斯在《对中印发展路径的思考》主题演讲中说道：“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79年，当时浦东没有任何高楼大厦，我当时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过来的。中国和印度，像是孪生兄弟一样，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当时两国都是农业国，国情很相似，而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2倍，看其他的相应指标，中国也是领先于印度。中国制度的好处是，中国的政府反应灵敏，在应该改变什么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而中国的人民会跟着政府走。从这次区划调整来看，我很看好未来的上海。”
细看经济格局融合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看来，近年来几次城市区的归并，显露出行政区划范围越来越大的端倪。不仅是合并区，包括街道、镇的归并也有类似特征。
“行政区划调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因应客观发展需要。”张兆安告訴《新民周刊》：“原本的静安区，经济指标很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然而，其空间越来越小。这也成为此次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涵。”
在张兆安看来，原本静安区面积狭小，而闸北区面积足够大，两区合并后，新的静安区将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因为合并，使得整个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至于优势互补，在原本同为市区的闸北、静安区域，可以不再在某些方面展开竞争——比如一些领域的招商引资，比如一些商业格局的架构，可以统筹考虑，甚至一些原本两区之间的断头路都可能迅速整合开通。
原本，静安区的楼宇经济比较发达，比如已经颇为著名的南京西路金三角“梅恒泰”，更有人称之为“东方香榭丽舍”。但原静安区恰恰缺乏闸北所拥有的一些工业园区。在张兆安看来，闸北诸如市北工业园区、大宁绿地周边的服务业聚集区等，将通过苏河湾与老静安的经济逐步更紧密融合，达到健全产业链的效果，使得原静安的楼宇经济为闸北的园区直接提供服务。
当然，诸如楼宇经济与园区经济融合等，在目前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绝非单纯为增加新的GDP。“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看到，与全国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上海已经开始从原来的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要依靠创新去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上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变，经济要转型，结构要优化，产业要升级等，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才能支撑上海继续往前进。”这是前不久张兆安所言。如何让闸北、静安合并后，迸发出新的创新驱动之能量，恐怕是未来新静安区的题中之义。
提及转型，如今的铁路上海站地区，自1980年代上海站落成以后，即被上海人亲热地称为“新客站”，直到如今新客站落成近30年，上海人仍如此称谓，哪怕比之更新更大作用也已经更突出的高铁虹桥站已经建成运行多年。在新客站投入使用后，诸如站南的太平洋百货开业，曾经是1990年代时颇为轰动的事件，因为闸北终于有了像模像样的中高端百货商场了！当年，南广场的图书批发市场也非常有名。还有照相器材城等等。后来又有了不夜城。然而，几经整合，上海站地区的开发如今仍不尽如人意，甚至略有疲态。如今，上海站的铁路客流已经不如虹桥高铁站，此地其实也正迎来转型发展的契机，特别是两区合并以后。
从历史上看，闸北、静安同在大上海之内，却几乎从未在一个区划中。闸北脱胎于历史上的宝山县，而静安脱胎于上海县。闸北在上海开埠以后，属于华界，而静安因为当年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特别是富裕阶层在此开建别墅、高级公寓等，显得洋气。然而，在作家王唯铭眼里，闸北恰恰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在他的新著《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中，记叙了湖州商人黄佐卿在浙江路老闸桥附近的创业史。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部缫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缫丝厂，由此，闸北的民族纺织工业开始勃兴。之后，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当然，除了缫丝等工业以外，凡是民族资本力所能及的行业，在闸北都有所反映。比如1904年，华商董甫卿投资3000元，在闸北永兴路首创裕茂皂厂，生产双嘉、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比如来自无锡的荣氏企业于1912年租下光复路新闸桥堍的地基、厂房，创办了其在上海的第一家工厂——福新机器面粉厂。比如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场，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一年之后，1917年，刘达三与姚慕莲合资亦在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再比如开设在虬江路的恒昌火柴厂。 至于官营资本介入者，诸如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后，在北站附近设立的机务段、车辆段等铁路机车车辆维修工厂;还有1911年上海道台蔡伯浩、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出面，在当时叉袋角、恒丰路广肇山庄北首，亦即如今铁路上海站一带创办闸北水电公司。其中有些企业延续至今。
在王唯铭眼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闸北从来不是“下只角”，而是代表着上海的“前夜”。虽然两次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争，将闸北破坏殆尽，但绝不能由此认为闸北的繁荣不曾存在过。苏州河畔，曾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无论河的北岸地处闸北的福新面粉厂，还是长期在河的南岸开办的上海牙膏厂等等，都已载入史册。然而，纵使河两岸不过相聚数十米，却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如隔数重天。比如1937年淞沪抗战时，闸北的国军拼死杀敌，而苏州河南岸的外国记者可以端着咖啡观战。战火让闸北一度成为废墟，战火又让内地难民水流而下在河边搭起“滚地龙”，继而艰难生存。
回看清末民初，之所以闸北有着许多工厂，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交通便利。闸北不仅有当年上海最大的火车站——堪称上海门户的上海北站，更有一座货运火车站，亦即在如今上海火车站位置的麦根路货站。随着吴淞江航运的发展，清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闸北商埠开辟。光绪三十四年沪宁铁路通车，吴淞江的水路运输和沪宁铁路联系到了一起。面对铁路这一当年的新经济模式，相对航运而言较高的收入水平，码头挑夫中有些人跳槽投奔铁路。清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新闸和租界之间的道路得到拓展，民國元年也就是1912年，铁路西侧已发展为商业集市，逐渐向城市演化。这样一来，由沪宁铁路运输的物资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租界。于是，1913年货站建成对外营业，由于货主大多来自租界，他们总是要通过苏州河以南的麦根路到达车站，这个车站就取名为麦根路货站。
麦根路货站，这个叫法很奇怪，因为车站位于闸北，而闸北在上海开埠后的历史上，一直属于华界，也就是说，这一直是中国人的地盘。当时所谓麦根路，位于苏州河南面的地方，如今是静安区康定南路。麦根路货站隔着苏州河，与麦根路遥遥相望，并不搭界，却硬起了头皮起了个洋名。至于苏州河，在麦根路站落成之前就已经有非常热闹的码头，并且拥有了不少沿河而设的仓库。后来比较著名的则是“八一三”抗战期间国军在上海市区最后一个“堡垒”四行仓库。
当年码头的挑夫从闸北到租界，从租界到闸北，往来穿梭。这些挑夫很多来自苏北和湖南农村，渐渐也居住到附近，形成了一个叫做蕃瓜弄的“滚地龙”社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告诉记者：“蕃瓜即南瓜，因其原产南洋而被叫做‘蕃瓜’，又因为贫穷人家在青黄不接时用此瓜作主食，而被称为‘饭瓜’。由于当时荒芜的空地还不少，最早到此居住的棚户居民在空地上垦荒，大多种上蕃瓜以代口粮，外出谋业的居民晚上归来时，常常抱一南瓜，‘蕃瓜弄’因此得名。”
随着麦根路站落成，原先附近的自然村落陆家宅、谭家宅和沈家宅逐渐瓦解。蕃瓜弄和麦根路站附近新形成的潘家湾、潭子湾、药水弄等，成为了上海当时最大的“贫民窟”。这里在当时就难找到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特别是苏北农村闹饥荒的那几年，那里的老百姓拖家带口，驾着自己家的船，从苏北来到上海，在苏州河上依船而居，有的将船拆了，使用拆下的材料，在苏州河边搭起了窝棚。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窝棚逐渐连接起来，巍为壮观，人称“滚地龙”。
后来划归普陀区的潘家湾、潭子湾、药水弄等处，在21世纪初经过商品房开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其中比较有名的楼盘是中远两湾城。当然，当地如今也有更为优质的楼盘诸如半岛花园等。比起潘家湾等的改造走商品房路线，船民后代亦动迁别处，属于闸北的蕃瓜弄改造时间更早，并采取了居民原拆原还的政策。如今，虽然比起中远两湾城等来，蕃瓜弄又一次属于老旧社区，然而这些老公房的老居民，却依然能享受着市区生活的便利。
蕃瓜弄以南，则是近年开发的卓悦居等高端楼盘。卓悦居南面，更有上海人才大厦。人才大厦里，经办着全上海一些关于人事管理、职称管理等方面的事务。早前，这样市级的机构很少有设在闸北的。而如今，就在地铁1号线汉中路站边上，相关人士前来办事相当方便。“闸北？静安？开车的话要通过苏州河上的恒丰路桥，如果坐地铁，根本感受不到区别。似乎就是在一个区域内。”一位前来人才大厦办理留学学历认证者，对记者如是说。
“曾记得上海刚解放那会儿，既有闸北区、北站区，还有一些区域当年属于大场区。那时候，公务员配有公务自行车，传个信息、文件什么的，有时候就需要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一位年已八旬的退休公务员告诉记者，“后来十区十县格局延续了好多年，因为那时候的经济体量、人口数量等等长期没什么变化，所以行政区划也没必要跟着变，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 ’时代了，现在机关里连电报、传真都很少用了，直接E-mail，多方便。”
在张兆安看来，如今在行政区划调整方面，完全不用考虑是否横跨苏州河。换言之，在真正实现跨越之际，那轻轻一跨，是那么地自然而然，完全不费力。“跨区合并，好处良多。”张兆安说，“比如原本属于苏州河北岸的一些区域，和苏州河南岸的一些区域，可以统筹开发利用。如果南岸和北岸属于两个区，有时候很难一盘棋通盘考量，现在南北两岸都是一个区，对整个苏州河的利用来说，大有好处。”
而在王唯铭看来，闸北与静安合并成立新的静安区，将有可能带动苏州河的“复活”。在苏州河停止大规模航运以后，特别是河两岸建造了太多商品房等以后，苏州河在视觉上看起来细小很多，同时沉静了，即便时而有水上观光巴士之类的呼声，但总的来说，早已经消失了往日的繁忙。王唯铭认为，假如学习法国人从戛纳到尼斯海岸的管理方式，借助自然地势来建立亲水平台等，恢复河流的审美意义，就能让苏州河“复活”。希望曾经属于上海“前夜”的闸北，与静安合并后，能迎来新一轮的日出。 中国梦底蕴培源
因为闸北区曾经有着不少“滚地龙”房子，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争中又遭到大规模破坏，使得人们对其“下只角”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上海话中对苏州河北岸闸北、普陀二区，有着几乎恶毒的谐音戏谑——“赤膊区”、“破大区”。
在王唯铭看来，这是一种歧视。“对于‘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我坚决反对。所有生活在所谓‘上只角’的人，没有资格自命不凡，生活在此处者，不该为这个地方的历史负责。每个人都有属于个人的记忆，作为上海人，自当有一个不同凡响之处，那就是海纳百川的心态。应该有目光及海的辽阔视野。穿越不同时空，可以看到，行政区划的命名，许多是采用了不同时空里的美好东西。”就闸北来说，其得名，来源于清代康熙十四年（1675年），于今福建路桥附近的苏州河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老闸以北，自然称作闸北。可见，“闸北”二字，代表了康熙年间上海的繁荣景象。
何况闸北自有属于闸北的文化遗存，比如吴昌硕故居，比如以中国当代茶圣吴觉侬为发端的闸北茶文化。闸北更有闸北的底蕴，这底蕴甚至是民国肇始以来，中国人自强乃至寻找中国梦的发端。宋教仁墓、上海总工会旧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等，哪个单列出来不是一种中国人自强寻梦的痕迹？
更不论曾经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还有东方图书馆。1920年4月18日下午，访华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聚会。乐声起处，泰戈尔身着黑色长袍，戴着红帽，走出来进行演说。演说之后，泰戈尔欣赏了周映湖现场演奏的中国古琴曲。很可惜，如今在闸北寻访，已找不到泰戈尔此行所往的商务印书馆建筑了。“‘一·二八’抗战期间，”王唯铭说，“53万册图书毁于一旦，其中不少珍本孤本，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毁，那灰烬遮天蔽日甚至飞到了苏州河以南。那么繁荣的闸北，就这么被摧残了！”
在王唯铭看来，如果上海没有经历大的战争，那么闸北的繁荣将被延续。由此，20世纪中叶的上海很有可能向北发展，一路延伸到吴淞口，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中所谓的市中心，也许真的能够成为市中心。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淞沪铁路的原因，公共租界当年也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只是因为铁路横亘在城市中间，使得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由此，有了静安寺的繁荣。”《火车老站地图》一书的作者刘建春曾如此表示。在有关老北站的一个章节中，刘建春写道：“19世纪的上海，一直沿黄浦江北上，向虹口、闸北、江湾、吴淞纵向发展，假如可以从空中俯瞰，我们发现当时的上海是纵向的，狭长的。而20世纪的上海，特别是老北站建成以后，上海的北上势头戛然而止，转而向西面去了，于是有了静安寺、卢家湾、虹桥、徐家汇的西区时代。假如不是老北站，或许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不是生活在静安寺附近的弄堂里，而是生活在宝山的洋房里。”
当然，即便有了老北站和沪宁铁路横亘区域内，造成区内南北交通一些阻隔，闸北的生机仍然显现。比如位于塘沽路的闸北钱业会馆，清末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建了一座“打唱台”，專为钱商表演京昆戏剧。1974年因为市政动迁，古戏台移建入南市的豫园内。这座诞生于闸北的古戏台，乃是如今上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清代戏台。
虽然闸北一直以来是华界，和当年属于租界的静安相比，似乎许多地方有些落伍，乃至有媒体竟然将闸北与静安的这次“结合”称作工人阶级和富家小姐的拉郎配。然而，同属于大上海的闸北和静安，在文化上其实也有接近之处。比如建筑。传统中国式建筑都坐北朝南，然而，细心者会发现，比如老静安常德路上的常德公寓，这一作家张爱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与闸北老北站的大楼类似，全都是坐西朝东。原来，这两幢楼都是英式。
英伦三岛由于常年的湿冷，让人对太阳更加向往，外加大西洋海风的关系，使得英式建筑逐渐地统一坐西朝东了起来，即使到了日不落帝国各处的殖民地，固执的英国佬依然秉承着家乡的习惯。当这样的习惯到了中国，无非是一种半殖民地文化上的反映。
而除了半殖民地文化，闸北的文化基因里，却也深藏着中华民族独立与崛起的因素。从老静安跨越苏州河，即是汉中路。这里不但有汉中路，还有西藏路、蒙古路、新疆路，以及曾叫做满洲路的晋元路，如同枝丫一般散开。这些马路存在已有近百年了。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临时政府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时定的国旗就是五色旗，象征汉、藏、蒙、回、满五族共和。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扩展到苏州河南岸，而苏州河北边的闸北市政厅，管理着上海的华界。当时的闸北苏州河沿岸，属于城乡接合部，辛亥革命后，开始开发。1913年，与租界北西藏路相邻的四条新筑马路，分别被命名为汉中路、满洲路、蒙古路、新疆路的时候，闸北已经成了上海的陆上大门——上海火车站就在当时的满洲路东北面。
而如今的汉中路地铁站西边，就是曾经的恒丰路长途汽车站。最近记者路过那里，看到建筑仍在，却有点儿人去楼空的味道——围墙内并无一辆大巴车，两栋烂尾的居民楼在围墙外，窗户上布满了灰。当年，这里的噪杂，丝毫不逊色于上海火车站。当这座车站经历了兴废，回头再看附近的共和新路、中华新路等等寄托共和美好前景的路名，以及通向苏州河以南的恒丰路桥，横跨苏州河的新的静安区已经闪现在眼前。而中国梦培源之所的闸北，虽说不再是上海一个区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属于闸北的光荣也绝不会消散。
两区合并，段子手的又一创作题材！
●在全世界人民还在追公交时，“屌丝男”闸北已经追上了“白富美”静安。
●下面为大家推荐静安人气美食：彭浦第一炸。
●《上海滩》里，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的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今天丁力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侬住啊里的额？”
“静安区额！”
“嘎巧啊吾啊是额，吾住了嘉里中心帮比额，侬静安撒地方？”
“彭浦新村！”
●“丈母娘，我在静安有套房。”
“哪里？”
“彭浦新村。”
“……”
●你上班在静安的啊？我也是！
我在静安恒隆，你呢？
静安江杨南路。
●“啊？你也在静安区噢，那我们在静安寺碰头吧，我地铁过去只要2站……什么？你从富锦路过去要18站？”
●朋友说有套房子，离静安只有一路之隔。问他哪儿，他说就挨着静安。再问，说很近。继续问，答曰：宝山好不啦！
●闸北和静安合并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闸北土著，我的心情很复杂。我非常热爱闸北，我也从来没觉得闸北人不如其他区。我和所有其他区的上海人一样，努力工作，认真生活，为梦想打拼。我的梦想就是以后给我儿子买套静安的房子，现在看来实现了。
●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叫静安，富裕优雅美丽，小家碧玉，纤柔的本地文化，从小国际化的思想教育融合，一直娇养着。长宁是她的好闺蜜，徐汇是青梅竹马，喜欢过黄浦，可黄浦娶了卢湾，婚后很似恩爱。如今父母之命不可违，被婚配给了闸北，还是男方入赘。杨浦、虹口一声叹息，浦东闵行金山松江嘉定青浦南汇崇明直呼屌丝逆袭！
（应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