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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觉得读书有意思，还得是从金庸开始
饶晓志的老家在贵州，是遵义市下面的一个县城。他的父母都是老师，会给他订阅《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
每个月收到邮局寄来的这两份刊物，是饶晓志童年最快活的时刻。那是他在这个偏远县城，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盼望。杂志里，会有大城市的孩子写他们的生活，这些文字帮助童年饶晓志完成了他对于城市的想象。
但到了青少年期，这些杂志又被他定义为“父母给的书”，“他们肯定逼我读过四大名著，这是他们眼中的传统，但那时我确实读不进去。从小我的作文就不错，写的都是范文，还是校报的写手。上了中学之后我才有自主选择权，去看那些他们不让看的闲书。我真正觉得读书有意思，还得是从金庸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有一种租书摊，往往离学校很近，少年饶晓志就天天去租书，“看金庸是从《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开始的，然后读古龙，他的人物都写得很好，我特别喜欢楚留香。其实琼瑶的书我都看过，甚至岑凯伦，他们都是租书摊上常见的名字。那些霸道总裁的故事我也不断地看，一个个故事翻下去。”
他一边看故事，一边还爱跟同学讲故事。“我爱跟身边的人讲我看过的电影、小说，甚至说着说着，就带上几句台词，在他们面前表演了起来。有位学音乐的师兄告诉我，可以去艺校学表演，我这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选择。但我起先没有上中戏，而是在貴州念了两年艺术学院。”
后来这位学音乐的师兄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了一年，回来就和饶晓志讲学校里的很多故事，讲老师和学生是如何排练创作的。饶晓志一脸羡慕，那是他所生活和学习的城市不曾给予过他的。
“最后师兄拍拍我，说我挺有中戏范儿的。”这句话饶晓志听进去了。正好那时候李亚鹏主演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全国热播，他就是中戏毕业的，于是饶晓志心里就想着“我也要往中戏去”。那时的他未曾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话剧版《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导演。
在艺术学院读书时，有一位老师对饶晓志非常关照，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导演在培养，给他布置的作业跟班里其他学生都不太一样。“别的同学写剧本他要求写500字，到我这儿，他就要求我写1500字，真的是明目张胆地给我开小灶。我第一次进电影剧组就是他带我去的。他当副导演，安排我当录音助理，想给我多一些看世界的机会。实际上，是他给了我自信心，也是他观察到了我身上的某些特点。我考上中戏后，还有一位在他的影响和栽培下成为演员的学生，就是章宇。”
电影《无名之辈》去贵州做路演时，导演饶晓志与主演章宇一起上台感谢了他们共同的这位老师。
小说有很多形容词，剧本则都是动词
进入中戏，每个人都会收到一套书，放在一个纸箱子里。这就是被中戏师生称为“中戏六十本”的60个剧本，里面有古希腊剧作、莎士比亚剧作、古典主义剧作、象征主义剧作……
饶晓志刚进学校、开始学着写剧本时，并没有被 “中戏六十本”影响到。“那时候，我把它当成一种痛苦，当成某种要考试的东西，被动地去学习和赏析。刚开始写剧本时会觉得有很多内容想法喷薄而出，但久而久之还是会绕回到这些经典剧作的逻辑中，那时就会感叹，大师们在那么多年前就已经写出经典传世的作品，而且看得这么远。”
从开始写剧本起，饶晓志看书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看故事，现在他开始找寻故事里的钩子。
在他看来，很多小说都可以改编成电影或戏剧，关键是看它的那个“钩子”有没有钩到自己。“我们做剧本，在好莱坞有个说法叫hook，就是那个钩子能不能钩住你的欲望，会不会钩着你想要探究这些人物是如何发展的。”
如今已经成为了电影导演的饶晓志，常常会收到别人递给他的原创小说。“读小说和看电影一样，要看开篇能否打动你。有些电影刚看了开头就不想看了，不是说电影不好看，可能只是不适合我。其实有很多都没有怎么看，就是钩子不够。”
在那些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里，饶晓志很喜欢《活着》，“还有根据《动物凶猛》改编而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作品，我都是先看他的小说，再去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只有《霸王别姬》，是先看了电影，又找了李碧华的小说来看。但到了《教父》，看完电影，我再找小说看时，可能因为翻译的问题，就觉得小说不如电影好看”。
饶晓志也曾想过自己写一本小说，连名字都起好了：《在世界还年轻的时候》。但很快，他就被别人劝止了。朋友对他说，“求你了，你还是继续当导演吧，你去玩你去应酬，你去感受这个世界，不要写小说！”
他们跟他说，写小说需要足够的时间，得每天都写，养成一个写作的习惯。写剧本的饶晓志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虽然他一直跟合作的编剧们强调剧本不能随意。“我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我来提供骨架结构，编剧们填充血肉使其丰富多彩。我写剧本更像是写个故事或者短篇小说，有很多我自己写了开头，甚至写到中间的故事，但因为没有形成剧本模式，就放下了。剧本和小说的区别在于，小说有很多形容词，但剧本都是动词。”
在饶晓志看来，小说是需要意向的，它起码得给人以比喻，类似“疑是地上霜”这样的比喻。“但一个编剧如果写了太多这些，那就是个错误，会变成不值钱的东西。当演员和导演拿到你的剧本，就应该直接照着去做，不能有负担。”
导演是一个不断帮人解决问题的人
饶晓志把家和工作室都安在了北京。他和陈建斌、王学兵、编剧雷志龙还有一位国家话剧院的导演，常常会碰头开策划会，有工作时谈工作，没工作时就成了一个饭局。他们把这五人组称为“复眼文学组”。
“复眼文学组”会互相策划剧本，讨论最近彼此看了什么书。饶晓志强调这并不是一个读书会，“我们都是在讨论看到的某个故事，某一个人物，而不是整本书。这是我们一个松散的朋友组合”。
他们也不时会翻出一些契诃夫、贝克特的剧本读上一读。“老陈（陈建斌）的第二部电影叫《第十一回》。在策划这部电影时，我们读的最多的就是契诃夫。老陈是我身边的朋友中特别爱看书的一个，他最喜欢契诃夫，还写了首歌叫作《契诃夫来到我身边》。我前阵子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到契诃夫就是在描写一无是处的人，通过描写这些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生活的意义。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爱契诃夫的原因。”
饶晓志去年还监制了一部电影，就是徐磊执导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在一次聚会上，刁亦男导演向饶晓志介绍了作家双雪涛：“他是《平原上的摩西》的作者。”结果饶晓志不知道这部小说，他想着《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导演是河北人，于是就问双雪涛：“你也是中原人吗？”这个故事被刁亦男他们一帮人嘲笑了很久，“什么平原中原的，人家是东北人。我记得这次见面，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惭愧。后来我知道双雪涛的作品很棒，为人也非常谦逊”。
无论是之前做话剧还是现在做电影，饶晓志都需要东奔西跑。去国外的时候，他会去二手市场，但不大去书店，他自称英文不太行，“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旧书，你看不懂内容，但光看封面就觉得它经过了很多人之手，会有冲动买上一本”。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和朋友一起去台北玩。两个人半夜睡不着就跑去外边逛书店，有24小时不打烊的，“我们在那儿看了通宵，还买了一本叫作《性爱宝典》的书，包装特别精美也特别厚。我俩把这么沉的一本书带回了北京。俩大小伙子特别有仪式感地约在了一个晚上，在家把蜡烛点上，给酒杯倒上酒，把塑封膜拆开……我们傻眼了，里面根本没有图，全是英文单词！”
饶晓志对于书始终有敬畏之感，“去年我拍戏的时候身体出了一些小问题，所以每天除了拍戏还要健身，精力完全不够，没有完整的时间去读书，阅读量下降了不少。坦白讲，我去外地拍戏都会带书，但读书需要空间和氛围，需要进入那个世界，特别有意思的部分还应该做笔记，这才是读书。”
饶晓志的老家在贵州，是遵义市下面的一个县城。他的父母都是老师，会给他订阅《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
每个月收到邮局寄来的这两份刊物，是饶晓志童年最快活的时刻。那是他在这个偏远县城，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盼望。杂志里，会有大城市的孩子写他们的生活，这些文字帮助童年饶晓志完成了他对于城市的想象。
但到了青少年期，这些杂志又被他定义为“父母给的书”，“他们肯定逼我读过四大名著，这是他们眼中的传统，但那时我确实读不进去。从小我的作文就不错，写的都是范文，还是校报的写手。上了中学之后我才有自主选择权，去看那些他们不让看的闲书。我真正觉得读书有意思，还得是从金庸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有一种租书摊，往往离学校很近，少年饶晓志就天天去租书，“看金庸是从《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开始的，然后读古龙，他的人物都写得很好，我特别喜欢楚留香。其实琼瑶的书我都看过，甚至岑凯伦，他们都是租书摊上常见的名字。那些霸道总裁的故事我也不断地看，一个个故事翻下去。”
他一边看故事，一边还爱跟同学讲故事。“我爱跟身边的人讲我看过的电影、小说，甚至说着说着，就带上几句台词，在他们面前表演了起来。有位学音乐的师兄告诉我，可以去艺校学表演，我这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选择。但我起先没有上中戏，而是在貴州念了两年艺术学院。”
后来这位学音乐的师兄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了一年，回来就和饶晓志讲学校里的很多故事，讲老师和学生是如何排练创作的。饶晓志一脸羡慕，那是他所生活和学习的城市不曾给予过他的。
“最后师兄拍拍我，说我挺有中戏范儿的。”这句话饶晓志听进去了。正好那时候李亚鹏主演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在全国热播，他就是中戏毕业的，于是饶晓志心里就想着“我也要往中戏去”。那时的他未曾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话剧版《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导演。
在艺术学院读书时，有一位老师对饶晓志非常关照，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导演在培养，给他布置的作业跟班里其他学生都不太一样。“别的同学写剧本他要求写500字，到我这儿，他就要求我写1500字，真的是明目张胆地给我开小灶。我第一次进电影剧组就是他带我去的。他当副导演，安排我当录音助理，想给我多一些看世界的机会。实际上，是他给了我自信心，也是他观察到了我身上的某些特点。我考上中戏后，还有一位在他的影响和栽培下成为演员的学生，就是章宇。”
电影《无名之辈》去贵州做路演时，导演饶晓志与主演章宇一起上台感谢了他们共同的这位老师。
小说有很多形容词，剧本则都是动词
进入中戏，每个人都会收到一套书，放在一个纸箱子里。这就是被中戏师生称为“中戏六十本”的60个剧本，里面有古希腊剧作、莎士比亚剧作、古典主义剧作、象征主义剧作……
饶晓志刚进学校、开始学着写剧本时，并没有被 “中戏六十本”影响到。“那时候，我把它当成一种痛苦，当成某种要考试的东西，被动地去学习和赏析。刚开始写剧本时会觉得有很多内容想法喷薄而出，但久而久之还是会绕回到这些经典剧作的逻辑中，那时就会感叹，大师们在那么多年前就已经写出经典传世的作品，而且看得这么远。”
从开始写剧本起，饶晓志看书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看故事，现在他开始找寻故事里的钩子。
在他看来，很多小说都可以改编成电影或戏剧，关键是看它的那个“钩子”有没有钩到自己。“我们做剧本，在好莱坞有个说法叫hook，就是那个钩子能不能钩住你的欲望，会不会钩着你想要探究这些人物是如何发展的。”
如今已经成为了电影导演的饶晓志，常常会收到别人递给他的原创小说。“读小说和看电影一样，要看开篇能否打动你。有些电影刚看了开头就不想看了，不是说电影不好看，可能只是不适合我。其实有很多都没有怎么看，就是钩子不够。”
在那些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里，饶晓志很喜欢《活着》，“还有根据《动物凶猛》改编而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作品，我都是先看他的小说，再去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只有《霸王别姬》，是先看了电影，又找了李碧华的小说来看。但到了《教父》，看完电影，我再找小说看时，可能因为翻译的问题，就觉得小说不如电影好看”。
饶晓志也曾想过自己写一本小说，连名字都起好了：《在世界还年轻的时候》。但很快，他就被别人劝止了。朋友对他说，“求你了，你还是继续当导演吧，你去玩你去应酬，你去感受这个世界，不要写小说！”
他们跟他说，写小说需要足够的时间，得每天都写，养成一个写作的习惯。写剧本的饶晓志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虽然他一直跟合作的编剧们强调剧本不能随意。“我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我来提供骨架结构，编剧们填充血肉使其丰富多彩。我写剧本更像是写个故事或者短篇小说，有很多我自己写了开头，甚至写到中间的故事，但因为没有形成剧本模式，就放下了。剧本和小说的区别在于，小说有很多形容词，但剧本都是动词。”
在饶晓志看来，小说是需要意向的，它起码得给人以比喻，类似“疑是地上霜”这样的比喻。“但一个编剧如果写了太多这些，那就是个错误，会变成不值钱的东西。当演员和导演拿到你的剧本，就应该直接照着去做，不能有负担。”
导演是一个不断帮人解决问题的人
饶晓志把家和工作室都安在了北京。他和陈建斌、王学兵、编剧雷志龙还有一位国家话剧院的导演，常常会碰头开策划会，有工作时谈工作，没工作时就成了一个饭局。他们把这五人组称为“复眼文学组”。
“复眼文学组”会互相策划剧本，讨论最近彼此看了什么书。饶晓志强调这并不是一个读书会，“我们都是在讨论看到的某个故事，某一个人物，而不是整本书。这是我们一个松散的朋友组合”。
他们也不时会翻出一些契诃夫、贝克特的剧本读上一读。“老陈（陈建斌）的第二部电影叫《第十一回》。在策划这部电影时，我们读的最多的就是契诃夫。老陈是我身边的朋友中特别爱看书的一个，他最喜欢契诃夫，还写了首歌叫作《契诃夫来到我身边》。我前阵子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到契诃夫就是在描写一无是处的人，通过描写这些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生活的意义。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爱契诃夫的原因。”
饶晓志去年还监制了一部电影，就是徐磊执导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在一次聚会上，刁亦男导演向饶晓志介绍了作家双雪涛：“他是《平原上的摩西》的作者。”结果饶晓志不知道这部小说，他想着《平原上的夏洛克》的导演是河北人，于是就问双雪涛：“你也是中原人吗？”这个故事被刁亦男他们一帮人嘲笑了很久，“什么平原中原的，人家是东北人。我记得这次见面，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惭愧。后来我知道双雪涛的作品很棒，为人也非常谦逊”。
无论是之前做话剧还是现在做电影，饶晓志都需要东奔西跑。去国外的时候，他会去二手市场，但不大去书店，他自称英文不太行，“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旧书，你看不懂内容，但光看封面就觉得它经过了很多人之手，会有冲动买上一本”。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和朋友一起去台北玩。两个人半夜睡不着就跑去外边逛书店，有24小时不打烊的，“我们在那儿看了通宵，还买了一本叫作《性爱宝典》的书，包装特别精美也特别厚。我俩把这么沉的一本书带回了北京。俩大小伙子特别有仪式感地约在了一个晚上，在家把蜡烛点上，给酒杯倒上酒，把塑封膜拆开……我们傻眼了，里面根本没有图，全是英文单词！”
饶晓志对于书始终有敬畏之感，“去年我拍戏的时候身体出了一些小问题，所以每天除了拍戏还要健身，精力完全不够，没有完整的时间去读书，阅读量下降了不少。坦白讲，我去外地拍戏都会带书，但读书需要空间和氛围，需要进入那个世界，特别有意思的部分还应该做笔记，这才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