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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美籍华人，著名作家、学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其遗著《龙云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2月第1版)中谈到龙云第三子龙绳曾之死时写道：
1949年，大陆解放前不久，龙绳曾自任西南游击总司令，独树一帜，公开反共。卢汉宣布起义。他不惜抄卢汉的家，以示反抗。中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率兵进驻昆明，委任龙绳曾为滇东军区副司令员，借资安抚，俾达消弭与收编的目的。但是，仍无法避免一场悲剧：绳曾一家被乱枪杀死。
由于江南先生对龙绳曾其人其事显然并不清楚，他这段话的来源多为道听途说，因而与历史真相出入较大。尤其是他称龙绳曾之死是“一场悲剧”，更易令人产生误解，造成不好的影响。有鉴于此，为避免以讹传讹，笔者依据大量可靠的史料，如中共昭通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写出版的《四十三师在昭通》一书，以及该室翟昭明同志撰写的《试论昭通地区的剿匪斗争》等，对龙绳曾之死的真相作一介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9年8月13日，曾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先生与黄绍 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欢迎，并被列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来到北京。同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走向光明。与乃父所走的光明道路相反，时在昭通割据一方的所谓“西南人民革命军”司令、龙云之子龙绳曾却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秘密担任了所谓“滇东北军政长官”、“川滇黔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走上了誓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最后自取灭亡，实属罪有应得。
1950年2月28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进驻昭通，宣告国民党对昭通反动统治的结束。此时的龙绳曾却与昭通反动上层人物安纯三、龙奎垣、陇承尧等人紧密勾结，搜罗特务、反动军官、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成数达8万多人的土匪武装，举行了数百次武装暴乱，企图“保粮、保枪、保地盘”，建立反革命基地，顽固地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抗。仅1950年4、5两个月，龙绳曾、安纯三等人就制造了“威宁黑石头事件”、“镇雄牛场事件”、“永善大井坝事件”、“会泽支锅山事件”和各地抗粮暴动等一系列流血事件，造成我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的重大伤亡。如为解决昭通人民及部队日常生活用品的困难，担任昆明市警备任务的三十七师一个排40余人，护送18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到昭通，途经贵州威宁黑石头地区，遭到了由龙绳曾、安纯三策划，由安尊三率领的近千名叛匪的伏击。该部英勇抗击，激战4小时，消灭敌人1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光，除4名战士外，全部壮烈牺牲，物资全部被抢，汽车全部被捣毁。此即“威宁黑石头事件”。
鉴于龙绳曾、安纯三等人在昭通解放时曾宣布“起义”，我军代表在谴责其破坏起义、抗拒接管、制造暴乱的罪行的同时，仍以大局为重，给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促其回心转意，可谓仁至义尽。西南军区、云南省军区和昭通地委、昭通警备区对龙绳曾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省军区、省委领导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还亲自接见龙绳曾等人，并寄予厚望，委以重任。西南军区批准将龙绳曾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总队”，任命他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兼总队长，且内定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任命安纯三为省政府参议，龙奎垣到昆明安排工作。龙绳曾等人理应借机立功赎罪，但他们却在合法身份掩护下伪装起来，继续暗地扩充实力，组织叛乱。龙、安等人玩弄种种政治阴谋，犯下累累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引起我指战员的高度警惕。我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政委薛韬多次邀请他们到司令部协商解决在昭通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暴动事件，做其工作，但他们仍执迷不悟，龙绳曾还抵赖说：“不知道有此事发生。”我军要求龙、安等人把部队集中到昭通来，但他就是不干，还玩弄政治花招，说：“各县保安团队，集则成武，散则为民，保卫乡里，看守家门尚可，背井远离恐怕散矣，宜缓图之。”公开抗拒整编，抗拒改造。就在龙绳曾私自移动部队位置，占领昭通城内制高点，在监狱附近及昭通警备司令部周围遍布便衣的千钧一发之时刻，我四十三师领导还促其悬崖勒马，及早悔悟，但均遭拒绝。此时龙绳曾率匪部首先向我军开火，并杀害我军派驻该部的军代表三人，突击至昭通城西南。至此，我军最后争取无效，不得不实行武力解决。经过两小时激战，当场击毙匪首龙绳曾以下219人，俘其副司令唐声周以下1628人，解除龙奎垣300余人的武装。缴获六零炮两门，各种炮弹46发，子弹21230发，各种长短枪1356支，炸药108公斤，以及电台、电话等。
平息龙绳曾叛乱后，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给中央的电报中说：“龙匪被扑灭，大凉山彝民及川、康、滇、黔边区工作，今后好做些。”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来电说：“你们打得好，为民族除了一害。”龙匪叛变被击毙的消息，迅速传遍滇东北大地和云南全省，广大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云南日报》于1950年6月23日，即击毙龙匪后的第六天，发表了云南军区司令部公报，称：“龙匪绳曾经争取无效，已予全部歼灭。在扑灭龙绳曾叛变战斗中，缴获龙匪来往信件多种，证明龙匪蓄意叛变并非一日……”
综上所述，龙绳曾在昭通解放时伪装“起义”，暗地里却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在昭通地区策划、组织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为敌，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当我军既往不咎，仍做其工作，促其转变时，龙绳曾竟残杀我军代表三人，并率先向我军开火。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最后争取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武力解决，将其击毙并全歼其匪部，为民除一大害，实为大快人心之举，并非如江南先生所说的是“一场悲剧”。至于江南先生所说“龙绳曾一家被乱枪杀死”更系道听途说，没有任何依据。
(责编 兴 柱)
1949年，大陆解放前不久，龙绳曾自任西南游击总司令，独树一帜，公开反共。卢汉宣布起义。他不惜抄卢汉的家，以示反抗。中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率兵进驻昆明，委任龙绳曾为滇东军区副司令员，借资安抚，俾达消弭与收编的目的。但是，仍无法避免一场悲剧：绳曾一家被乱枪杀死。
由于江南先生对龙绳曾其人其事显然并不清楚，他这段话的来源多为道听途说，因而与历史真相出入较大。尤其是他称龙绳曾之死是“一场悲剧”，更易令人产生误解，造成不好的影响。有鉴于此，为避免以讹传讹，笔者依据大量可靠的史料，如中共昭通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写出版的《四十三师在昭通》一书，以及该室翟昭明同志撰写的《试论昭通地区的剿匪斗争》等，对龙绳曾之死的真相作一介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9年8月13日，曾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先生与黄绍 等44人，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欢迎，并被列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来到北京。同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走向光明。与乃父所走的光明道路相反，时在昭通割据一方的所谓“西南人民革命军”司令、龙云之子龙绳曾却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秘密担任了所谓“滇东北军政长官”、“川滇黔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走上了誓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最后自取灭亡，实属罪有应得。
1950年2月28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进驻昭通，宣告国民党对昭通反动统治的结束。此时的龙绳曾却与昭通反动上层人物安纯三、龙奎垣、陇承尧等人紧密勾结，搜罗特务、反动军官、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成数达8万多人的土匪武装，举行了数百次武装暴乱，企图“保粮、保枪、保地盘”，建立反革命基地，顽固地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抗。仅1950年4、5两个月，龙绳曾、安纯三等人就制造了“威宁黑石头事件”、“镇雄牛场事件”、“永善大井坝事件”、“会泽支锅山事件”和各地抗粮暴动等一系列流血事件，造成我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的重大伤亡。如为解决昭通人民及部队日常生活用品的困难，担任昆明市警备任务的三十七师一个排40余人，护送18辆满载物资的汽车到昭通，途经贵州威宁黑石头地区，遭到了由龙绳曾、安纯三策划，由安尊三率领的近千名叛匪的伏击。该部英勇抗击，激战4小时，消灭敌人1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光，除4名战士外，全部壮烈牺牲，物资全部被抢，汽车全部被捣毁。此即“威宁黑石头事件”。
鉴于龙绳曾、安纯三等人在昭通解放时曾宣布“起义”，我军代表在谴责其破坏起义、抗拒接管、制造暴乱的罪行的同时，仍以大局为重，给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促其回心转意，可谓仁至义尽。西南军区、云南省军区和昭通地委、昭通警备区对龙绳曾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省军区、省委领导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还亲自接见龙绳曾等人，并寄予厚望，委以重任。西南军区批准将龙绳曾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总队”，任命他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兼总队长，且内定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任命安纯三为省政府参议，龙奎垣到昆明安排工作。龙绳曾等人理应借机立功赎罪，但他们却在合法身份掩护下伪装起来，继续暗地扩充实力，组织叛乱。龙、安等人玩弄种种政治阴谋，犯下累累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引起我指战员的高度警惕。我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政委薛韬多次邀请他们到司令部协商解决在昭通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暴动事件，做其工作，但他们仍执迷不悟，龙绳曾还抵赖说：“不知道有此事发生。”我军要求龙、安等人把部队集中到昭通来，但他就是不干，还玩弄政治花招，说：“各县保安团队，集则成武，散则为民，保卫乡里，看守家门尚可，背井远离恐怕散矣，宜缓图之。”公开抗拒整编，抗拒改造。就在龙绳曾私自移动部队位置，占领昭通城内制高点，在监狱附近及昭通警备司令部周围遍布便衣的千钧一发之时刻，我四十三师领导还促其悬崖勒马，及早悔悟，但均遭拒绝。此时龙绳曾率匪部首先向我军开火，并杀害我军派驻该部的军代表三人，突击至昭通城西南。至此，我军最后争取无效，不得不实行武力解决。经过两小时激战，当场击毙匪首龙绳曾以下219人，俘其副司令唐声周以下1628人，解除龙奎垣300余人的武装。缴获六零炮两门，各种炮弹46发，子弹21230发，各种长短枪1356支，炸药108公斤，以及电台、电话等。
平息龙绳曾叛乱后，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给中央的电报中说：“龙匪被扑灭，大凉山彝民及川、康、滇、黔边区工作，今后好做些。”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来电说：“你们打得好，为民族除了一害。”龙匪叛变被击毙的消息，迅速传遍滇东北大地和云南全省，广大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云南日报》于1950年6月23日，即击毙龙匪后的第六天，发表了云南军区司令部公报，称：“龙匪绳曾经争取无效，已予全部歼灭。在扑灭龙绳曾叛变战斗中，缴获龙匪来往信件多种，证明龙匪蓄意叛变并非一日……”
综上所述，龙绳曾在昭通解放时伪装“起义”，暗地里却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在昭通地区策划、组织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为敌，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当我军既往不咎，仍做其工作，促其转变时，龙绳曾竟残杀我军代表三人，并率先向我军开火。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最后争取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武力解决，将其击毙并全歼其匪部，为民除一大害，实为大快人心之举，并非如江南先生所说的是“一场悲剧”。至于江南先生所说“龙绳曾一家被乱枪杀死”更系道听途说，没有任何依据。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