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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工作围绕考古遗址展开，但遗址的复杂性、考古的专业性等为开展公众教育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绘图是记录和说明考古材料的方法之一，以图像的形式阐释遗址、遗物的相关问题，比文字、语言更为直观，不仅为考古工作所用，也有助于解决公众教育中的一些难题。近年来，考古绘图逐渐步入公众教育领域，并在其转化利用上有一定成果。文章尝试讨论考古绘图在公众教育应用上的经验做法，并提出一些创新思路。
关键词：遗址博物馆;考古绘图;公众教育;图像化
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主要是遗址本身，因此遗址是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教育的基础和中心。公众教育中最基本的，是要让公众理解遗址。但实际上，不少遗址内容复杂、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公众对遗址考古也不甚了解，导致向公众阐释遗址内容有一定困难，影响了公众教育的有效性。近年来，图像信息在公众教育、交流领域优势越来越大，比起传统的文字信息更为直观，接受度强。借助图像阐释遗址内容，能够将遗址信息形象化、简单化，且不受公众年龄、知识水平等限制，是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的一种新思路。
1 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的难题
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教育，目的是让公众理解遗址，并在此基础上对遗址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定认识。如果公众连遗址、遗物信息都难以理解，后续更为深入的教育工作也难以展开。事实上，考古遗址与公众所熟知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区别，而且涉及较多考古学的专业知识，阐释遗址具有一定难度。
首先是遗址的复杂性。比如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自下而上叠压从秦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遗迹类型丰富，包含建筑基址、排水设施、水井、宫苑等。这类遗址，不同年代的遗迹错综复杂，较难解释清楚。
其次是展示的局限性。比如汉阳陵、海昏侯墓等大型陵墓类遗址，虽然所属年代单一，遗迹容易辨认，但由于发掘条件、保护条件等限制，只能局部展示，公众对遗址的印象是碎片化的。
再次是历史的距离感。学界常以原址原物为遗址博物馆区别于一般博物馆的特色和优势，由于具有历史的现场，观众置身遗址之中，容易有身临其境的体会。①但如长沙铜官窑、广州南越国木构水闸等生产、设施类遗址，既年代久远，又非公众日常能接触、所熟知的事物，实际上很难产生历史共鸣。
最后，遗址依靠考古学进行阐释，但考古学及其相关的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等，都是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公众年龄、专业、文化程度不一，对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接受程度也有参差。如何以准确、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公众阐释遗址内容，是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教育值得思考的问题。
2 信息图像化在公众教育上的优势
近年来，学界流行“读图时代”的说法，即以图形、图像表现信息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字信息的主导地位。②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中所使用的图画书、漫画、动画、短视频等，都属于对图像的运用。
比起文字、语言，图像更加直观、可读性强。博物馆公众教育面对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讲解遗址、遗物时，语言文字可能涉及专业术语，未必所有人都能理解。而图像反映的是遗址、遗物的具体形态，更易于读懂。比如讲解晚期遗迹打破前期地层，用语言较难解释何为打破、如何打破，但借助图像，把打破关系以立体图或剖面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能一目了然。
图像还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人们阅读图像比阅读文字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图像在视觉与心理上更容易被关注和解读②，尤其对于青少年群体，图像比文字更容易抓住他们的眼球，从而留下更深的印象，加强教育效果。另外，由于图像能将遗址、遗物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不必局限在遗址现场开展教育，将图像资料通过印刷品、网络等方式传播，即可实现遗址信息的远程教育。
3 考古绘图对公众教育的适用度
3.1 考古绘图的特点
考古工作中，文字记录、考古绘图、测量与照相是记录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考古绘图利用制图学的理论和技术记录说明考古材料，其目的是准确、科学地记录遗址和遗物的实况。①
这几种方法中，考古绘图兼具直观性和准确性。语言、文字很难直观表达物体的形状、大小和花纹特征;照相虽然直观且有真实感，但难以反映各个部位的具体尺寸和准确的空间位置。②而考古绘图通过平面图、剖面图等的组合，不仅可记录遗址、遗物的结构、形状、大小、纹理等，还可记录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动态发掘过程，为后续研究提供第一手记录资料。③
3.2 考古绘图对于阐释遗址的作用
在考古工作的整理、研究阶段，考古绘图发挥着阐释遗址、遗物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考古发掘报告都离不开考古绘图：以遗址位置图、遗址分布图等说明遗址规模、布局;以遗址平面图、遗址剖面图等说明遗址结构、遗物分布情况;以地层剖面图等说明文化层叠压情况;以器物三视图、剖面图等说明器物形状、结构、材质等情况;以器物展开示意图等说明器物纹饰情况等。此外还可通过不同类型的考古绘图组合使用，说明更复杂的问题。
3.3 考古绘图对公众教育的适用度
如前所述，信息图像化在公众教育上具有一定优势。考古绘图既属于图像资料，又具有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能够运用于公众教育中。但是，由于考古绘图服务于考古学，其测绘方法、制图规范均为记录考古材料而设，专业性强。在公众教育中使用考古绘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考古绘图中的“隐藏信息”。考古绘图中有许多专业的制图规范，为业内共识，但行外的公众不易理解。比如在器物剖面图中，一般情况下，在剖面轮廓线内，陶器和瓷器等填充向左倾斜的45度平行线，铜器和铁器等则填充墨色，以区别质料的不同。④如果不了解制图规则，公众便无法解读图中特定符号、线条的“隐藏信息”。
二是制图严谨，但缺乏吸引力。以器物三视图来说，结构复杂的器物，需要读者有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才能将三视图组合、构建起器物的立体结构。再者，遗址平面圖、遗址分布图等中大量的图例、代表字符增加了阅读上的不便。当公众不能在短时间内读懂考古绘图中的信息时，考古绘图对他们来说便是难以理解且枯燥无趣的。 三是考古绘图不能完全脱离文字描述，需要与文字相互补充、对照阅读，才能准确、全面地说明遗址、遗物情况，因此在使用时多有不便。
4 考古绘图在公众教育上的应用
4.1 考古绘图的转化利用
对于大部分将博物馆视为业余学习、休闲之处的公众来说，他们倾向于“快餐式”的学习，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便可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但是，考古绘图因专业性强，不太适合公众的阅读习惯，需要做出适当的转化利用，才能发挥其图像资料的优势。以近几年博物馆在公众教育中引入考古繪图的经验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4.1.1 图像的分类、解构、标注
考古绘图反映遗址、遗物的真实情况，因此包含的信息也是混合一体的。应因教育需求对遗址、遗物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有助于清晰、简明地呈现要讲述的内容，避免过多信息的干扰，造成阅读不便。
比如，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500多口水井，考古绘图原图对水井年代的区分并不直观，但以不同颜色对不同年代水井做出标记，有助于直观地展示各年代水井的分布和数量情况（图1）。
又比如，良渚玉器中的冠状器，上面多饰以繁复的神像图案，公众一般不易区分神像的五官、饰物等。对该绘图进行解构处理，就能清楚地解析图案的组成部分和组合方法（图2）。
另外，对于考古绘图中隐藏的、需要与文字对照阅读的信息，直接以简短的文字标注在图中，能方便公众阅读。
4.1.2 图像的透视与情景复原
投影制图是考古绘图的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最广的是直角投影法，即正投影。正投影便于测绘，令测量数据更为准确。但是，正投影缺乏立体感，只能反映物体其中一面的情况，往往需要几个投影面图像组合，才能表示物体的形状和大小。②透视图则不同，透视是将立体的景物通过透视原理绘制到平面上的过程，能反映景物的立体空间。如考古绘图中有一种墓葬透视图，用于表示复杂的墓葬的结构关系③，比起正投影的平面图、剖面图更易于理解。
将考古绘图的正投影图转化成透视图，能帮助公众建立起遗址、遗物的立体空间，使图像更为直观、容易读懂，同时方便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加深印象。比如，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一口南越国渗水井出土南越木简，需要说明渗水井结构、木简位置、平移整取发掘方法等，涉及几张遗迹的平、剖面图（图3），但用透视图则可一次性说明多个知识点（图4）。此外，还可对遗址、遗物进行原来形态、生活情境的想象复原（图5）。
4.1.3 图像的组合使用
图像与图像、图像与照片的组合使用，可以使更多信息集合在一张图上，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比如，在较为抽象的遗址平面图上，添加遗迹的照片、器物图等，可便于公众将图像与遗迹、遗物对照理解，加深印象（图6）。
4.2 考古绘图在公众教育上的输出
考古绘图经过转化利用后，可作为公众教育的材料，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输出。常见的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平面静态图像，如学习纸、图画书、漫画、展板等。近年来出版的以考古绘图为参考材料的图书越来越多：方向明先生的《良渚玉器线绘》③，第一次将考古绘图作为普及读物的主角④;而《画说华之源》⑤《广州原点考古手记》⑥等，以考古绘图为依据进行再创作，以卡通画、情景复原图的形式呈现遗址、遗物，更容易为年轻的读者群体所接受。
二是平面动态图像，如动画、视频等。比如针对一些结构复杂、需要重点说明其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器物，在器物剖面图的基础上，对器物内部结构、工作原理以动画形式作出模拟复原。这类动画、视频在博物馆中已不少见。
三是立体图像，如VR虚拟技术、实物教具等。VR虚拟技术更适合墓葬类遗址、建筑类遗址使用，以考古绘图、摄影等图像资料为依据，建立虚拟的遗址空间，让公众有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感。
5 结论
遗址信息图像化是“读图时代”下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的一种工作思路，有利于以直观、形象的方式阐释遗址、遗物内容，满足公众“快餐式”的学习需求。考古绘图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同时也是图像化的考古资料，兼具准确性与直观性，对阐释遗址、遗物内容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考古绘图作为开展公众教育的资料，既帮助解决公众教育的难题，也有利于转化考古成果，让公众更多了解考古专业知识，推动公众考古的发展。
关键词：遗址博物馆;考古绘图;公众教育;图像化
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主要是遗址本身，因此遗址是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教育的基础和中心。公众教育中最基本的，是要让公众理解遗址。但实际上，不少遗址内容复杂、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公众对遗址考古也不甚了解，导致向公众阐释遗址内容有一定困难，影响了公众教育的有效性。近年来，图像信息在公众教育、交流领域优势越来越大，比起传统的文字信息更为直观，接受度强。借助图像阐释遗址内容，能够将遗址信息形象化、简单化，且不受公众年龄、知识水平等限制，是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的一种新思路。
1 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的难题
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教育，目的是让公众理解遗址，并在此基础上对遗址背后的历史文化有一定认识。如果公众连遗址、遗物信息都难以理解，后续更为深入的教育工作也难以展开。事实上，考古遗址与公众所熟知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区别，而且涉及较多考古学的专业知识，阐释遗址具有一定难度。
首先是遗址的复杂性。比如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自下而上叠压从秦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遗迹类型丰富，包含建筑基址、排水设施、水井、宫苑等。这类遗址，不同年代的遗迹错综复杂，较难解释清楚。
其次是展示的局限性。比如汉阳陵、海昏侯墓等大型陵墓类遗址，虽然所属年代单一，遗迹容易辨认，但由于发掘条件、保护条件等限制，只能局部展示，公众对遗址的印象是碎片化的。
再次是历史的距离感。学界常以原址原物为遗址博物馆区别于一般博物馆的特色和优势，由于具有历史的现场，观众置身遗址之中，容易有身临其境的体会。①但如长沙铜官窑、广州南越国木构水闸等生产、设施类遗址，既年代久远，又非公众日常能接触、所熟知的事物，实际上很难产生历史共鸣。
最后，遗址依靠考古学进行阐释，但考古学及其相关的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等，都是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公众年龄、专业、文化程度不一，对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接受程度也有参差。如何以准确、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公众阐释遗址内容，是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教育值得思考的问题。
2 信息图像化在公众教育上的优势
近年来，学界流行“读图时代”的说法，即以图形、图像表现信息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字信息的主导地位。②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中所使用的图画书、漫画、动画、短视频等，都属于对图像的运用。
比起文字、语言，图像更加直观、可读性强。博物馆公众教育面对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讲解遗址、遗物时，语言文字可能涉及专业术语，未必所有人都能理解。而图像反映的是遗址、遗物的具体形态，更易于读懂。比如讲解晚期遗迹打破前期地层，用语言较难解释何为打破、如何打破，但借助图像，把打破关系以立体图或剖面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能一目了然。
图像还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人们阅读图像比阅读文字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图像在视觉与心理上更容易被关注和解读②，尤其对于青少年群体，图像比文字更容易抓住他们的眼球，从而留下更深的印象，加强教育效果。另外，由于图像能将遗址、遗物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不必局限在遗址现场开展教育，将图像资料通过印刷品、网络等方式传播，即可实现遗址信息的远程教育。
3 考古绘图对公众教育的适用度
3.1 考古绘图的特点
考古工作中，文字记录、考古绘图、测量与照相是记录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考古绘图利用制图学的理论和技术记录说明考古材料，其目的是准确、科学地记录遗址和遗物的实况。①
这几种方法中，考古绘图兼具直观性和准确性。语言、文字很难直观表达物体的形状、大小和花纹特征;照相虽然直观且有真实感，但难以反映各个部位的具体尺寸和准确的空间位置。②而考古绘图通过平面图、剖面图等的组合，不仅可记录遗址、遗物的结构、形状、大小、纹理等，还可记录地层的叠压关系和动态发掘过程，为后续研究提供第一手记录资料。③
3.2 考古绘图对于阐释遗址的作用
在考古工作的整理、研究阶段，考古绘图发挥着阐释遗址、遗物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考古发掘报告都离不开考古绘图：以遗址位置图、遗址分布图等说明遗址规模、布局;以遗址平面图、遗址剖面图等说明遗址结构、遗物分布情况;以地层剖面图等说明文化层叠压情况;以器物三视图、剖面图等说明器物形状、结构、材质等情况;以器物展开示意图等说明器物纹饰情况等。此外还可通过不同类型的考古绘图组合使用，说明更复杂的问题。
3.3 考古绘图对公众教育的适用度
如前所述，信息图像化在公众教育上具有一定优势。考古绘图既属于图像资料，又具有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能够运用于公众教育中。但是，由于考古绘图服务于考古学，其测绘方法、制图规范均为记录考古材料而设，专业性强。在公众教育中使用考古绘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考古绘图中的“隐藏信息”。考古绘图中有许多专业的制图规范，为业内共识，但行外的公众不易理解。比如在器物剖面图中，一般情况下，在剖面轮廓线内，陶器和瓷器等填充向左倾斜的45度平行线，铜器和铁器等则填充墨色，以区别质料的不同。④如果不了解制图规则，公众便无法解读图中特定符号、线条的“隐藏信息”。
二是制图严谨，但缺乏吸引力。以器物三视图来说，结构复杂的器物，需要读者有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才能将三视图组合、构建起器物的立体结构。再者，遗址平面圖、遗址分布图等中大量的图例、代表字符增加了阅读上的不便。当公众不能在短时间内读懂考古绘图中的信息时，考古绘图对他们来说便是难以理解且枯燥无趣的。 三是考古绘图不能完全脱离文字描述，需要与文字相互补充、对照阅读，才能准确、全面地说明遗址、遗物情况，因此在使用时多有不便。
4 考古绘图在公众教育上的应用
4.1 考古绘图的转化利用
对于大部分将博物馆视为业余学习、休闲之处的公众来说，他们倾向于“快餐式”的学习，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便可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但是，考古绘图因专业性强，不太适合公众的阅读习惯，需要做出适当的转化利用，才能发挥其图像资料的优势。以近几年博物馆在公众教育中引入考古繪图的经验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4.1.1 图像的分类、解构、标注
考古绘图反映遗址、遗物的真实情况，因此包含的信息也是混合一体的。应因教育需求对遗址、遗物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有助于清晰、简明地呈现要讲述的内容，避免过多信息的干扰，造成阅读不便。
比如，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500多口水井，考古绘图原图对水井年代的区分并不直观，但以不同颜色对不同年代水井做出标记，有助于直观地展示各年代水井的分布和数量情况（图1）。
又比如，良渚玉器中的冠状器，上面多饰以繁复的神像图案，公众一般不易区分神像的五官、饰物等。对该绘图进行解构处理，就能清楚地解析图案的组成部分和组合方法（图2）。
另外，对于考古绘图中隐藏的、需要与文字对照阅读的信息，直接以简短的文字标注在图中，能方便公众阅读。
4.1.2 图像的透视与情景复原
投影制图是考古绘图的理论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最广的是直角投影法，即正投影。正投影便于测绘，令测量数据更为准确。但是，正投影缺乏立体感，只能反映物体其中一面的情况，往往需要几个投影面图像组合，才能表示物体的形状和大小。②透视图则不同，透视是将立体的景物通过透视原理绘制到平面上的过程，能反映景物的立体空间。如考古绘图中有一种墓葬透视图，用于表示复杂的墓葬的结构关系③，比起正投影的平面图、剖面图更易于理解。
将考古绘图的正投影图转化成透视图，能帮助公众建立起遗址、遗物的立体空间，使图像更为直观、容易读懂，同时方便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加深印象。比如，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一口南越国渗水井出土南越木简，需要说明渗水井结构、木简位置、平移整取发掘方法等，涉及几张遗迹的平、剖面图（图3），但用透视图则可一次性说明多个知识点（图4）。此外，还可对遗址、遗物进行原来形态、生活情境的想象复原（图5）。
4.1.3 图像的组合使用
图像与图像、图像与照片的组合使用，可以使更多信息集合在一张图上，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比如，在较为抽象的遗址平面图上，添加遗迹的照片、器物图等，可便于公众将图像与遗迹、遗物对照理解，加深印象（图6）。
4.2 考古绘图在公众教育上的输出
考古绘图经过转化利用后，可作为公众教育的材料，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输出。常见的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平面静态图像，如学习纸、图画书、漫画、展板等。近年来出版的以考古绘图为参考材料的图书越来越多：方向明先生的《良渚玉器线绘》③，第一次将考古绘图作为普及读物的主角④;而《画说华之源》⑤《广州原点考古手记》⑥等，以考古绘图为依据进行再创作，以卡通画、情景复原图的形式呈现遗址、遗物，更容易为年轻的读者群体所接受。
二是平面动态图像，如动画、视频等。比如针对一些结构复杂、需要重点说明其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器物，在器物剖面图的基础上，对器物内部结构、工作原理以动画形式作出模拟复原。这类动画、视频在博物馆中已不少见。
三是立体图像，如VR虚拟技术、实物教具等。VR虚拟技术更适合墓葬类遗址、建筑类遗址使用，以考古绘图、摄影等图像资料为依据，建立虚拟的遗址空间，让公众有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感。
5 结论
遗址信息图像化是“读图时代”下遗址博物馆公众教育的一种工作思路，有利于以直观、形象的方式阐释遗址、遗物内容，满足公众“快餐式”的学习需求。考古绘图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同时也是图像化的考古资料，兼具准确性与直观性，对阐释遗址、遗物内容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考古绘图作为开展公众教育的资料，既帮助解决公众教育的难题，也有利于转化考古成果，让公众更多了解考古专业知识，推动公众考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