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0年，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南方某边防总队。边防部队工作高度紧张，因为我们要与走私贩毒团伙打交道，防止违禁物品入境。
　　边境检查站连我一起有六名女兵。值勤的时候，我们英姿飒爽威风凛凛，丝毫不比男兵逊色;不值勤的时候，我们也像普通女孩子一样，爱聚在一起谈论男兵。
　　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朱炜。
　　朱炜是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是总队最帅最酷的男兵，有名的神枪手，总队的散打冠军，侦察和追捕能力一流……听得多了，我对朱炜的故事耳熟能详，但他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却总是很模糊，我到边境检查站四个月，都没能见上他一面。所以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看到他。
　　直到12月，有一天中午我不当值，正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洗衣服，有个姐妹突然碰了碰我说：“你不是说想见朱副大队长吗？他来了。”顺着她的目光，只见五个全副武装的男兵和一个西装革履的商人从宿舍旁走过去。我的目光在那些男兵身上搜索，却并没发现谁显得特别，倒是觉得那个商人气定神闲，气质不凡。
　　我遗憾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两个姐妹笑作一团，原来那个“商人”就是朱炜！因为身份特殊，他很少穿军装，总是根据工作需要打扮成不同类型的人——商人、大学生、知识分子、毒贩，不管他打扮成什么类型的人，都让人难辨真假。

2

　　第二次见到朱炜，是在2001年2月。
　　春节刚过，那天我们正吃午饭，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站长说，据可靠情报，有一个贩毒团伙要在今天偷运毒品入境，除当值的兵力继续在1号道值勤外，其他人员立即赶往2号道和3号道增援打埋伏。
　　我们的检查站设在直通境外的公路上，我们习惯将这条公路称为1号道;另外，在山上，还有两条羊肠小道，可以翻越边境，我们就称那两条其实叫不上道的“道”为2号和3号。2号道可以走人也可以走毛驴，3号道要想通过，就只能手脚并用地爬了。
　　我的任务是到3号道，埋伏在离边境线一个射程的地方。检查站与我同去的有四个人，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侦察大队的战友埋伏在那里，我们只是增援。
　　我趴在灌木丛中一动不动，三个小时过去了，才望见边境那边有个人影在晃动。我紧张地等待着，以为那人会过来，但他晃来晃去，整整一个小时，就是不过来。
　　一小时后，他终于跨过了边境线，往我这边走来，走了几步他突然掏出枪，朝我们这边开了一枪，接着是第二枪、第三枪。我立即举枪还击，那人就像兔子一样跑到边境那边去了。
　　这时我身边有人轻声但不满地叫起来：“谁开的枪？赶快换地方！”我没听，仍在举着枪搜寻目标，一个人影扑过来，将我压到了地上，这时，就听身边子弹嗖嗖飞过。我推开那人，才发现，他是朱炜，他的手臂已经中弹，鲜血直流。
　　原来对方早就埋伏了人，那人朝我这边开枪只是试探，等我的枪一响，对方埋伏的人就一齐向我开枪了。是朱炜救了我一命。
　　朱炜拉我挪了地方，这时他的对讲机响了，是2号道那边打来的，说他们听到枪声，要不要增援。朱炜说：“千万别过来，很明显他们开枪的目的就是吸引注意力。”
　　果然，2号道那边抓住了四名毒贩子和两头驮毒品的毛驴。而3号道这边，虽然那些歹徒拼命开枪，但因为没有目标，我们这边除了朱炜受伤外，再无伤亡。

3

　　那一次，我以为会受到纪律处分，但站长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会后才知道，总队本来是要给我处分的，是朱炜为我辩解，说我开枪还击并没有错，错的是我缺少经验，中了對方的诡计。
　　我跑到医院去看朱炜，看他手臂上缠着绷带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忍不住像个小孩子似的哭了。朱炜却笑起来，说：“哭什么？这是好事呀！我早就想休假了。”
　　我每天都去医院看朱炜，接触得多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幽默的男人，很会讲笑话，往往逗得我和护士们前仰后合。但谈起那些犯罪分子时，他就很严肃，深恶痛绝。他擅长猜别人的心思，几乎不需要我和护士们说话，他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说，要想当好一名侦察员，首先就要善于了解人。
　　虽然他这么说，但他并没看透我的心思。我爱上了他。
　　到朱炜出院的那天，我知道，如果再不向他表白，以后就很难有机会，所以我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朱炜，我，我……”这是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以前我都是叫他副大队。朱炜递过来一个袋子，说：“你想帮我提袋子对不对？那，拿着。”
　　我接过袋子，张了张嘴，才说了个“我”字，朱炜就说：“别说了，我们走吧。”我知道，走出病房，我就不再有机会。我鼓起勇气，说：“我爱你。”声音很轻，但很坚决。说完了，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
　　朱炜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立即说：“亚琴，这是不可能的。”说完这一句，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4

　　遭到朱炜如此直白的拒绝，我很受伤，但我心犹不甘。我向姐妹们打听朱炜的个人情况，姐妹们告诉我，朱炜28岁，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是他读军校时的同学，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分了手，后来朱炜就再没谈过女朋友。
　　我一连向上级首长递了三封申请书，要求调到侦察大队去，只有调到侦察大队，我才能天天看到朱炜。但总队领导一直没有答应我的要求。
　　我开始给朱炜写信，每半个月一封。前面的几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直到寄出第五封信后，朱炜主动来找我了，他将我带到公路旁的树荫下谈话。也就是那一次，他告诉我，他与以前的女友分手的原因。他的女友不要他在边防总队当侦察员，说那样太危险，并通过关系要调他到后方工作，他没去，就这样，两个人分手了。
　　他说，由那件事他想明白了，女孩子都希望有安稳的生活，而他的工作危险性太大，如果他与谁结婚，哪一天他光荣了，他就害了人家。所以他决定，没从侦察大队退下来的时候，就不谈个人问题。他请我别在他身上浪费感情浪费青春。 　　我说：“我不考虑这些，我爱你。”
　　他说：“但我要考虑。我要为爱我的人负责。”说完这话他就走了，头也没回。
　　他越是这样，我越是铁了心要爱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很强责任心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任何女孩子去追求。我一如既往地给他写信。
　　这样过了一年，直到2002年3月的一天，我的战友张晓红生日，我到她宿舍去送生日礼物，却意外地发现她在给人写信，我只瞄了一眼开头，心里就一阵紧缩。信开头第一句就是：“朱炜，你好！”看到我，张晓红有些慌乱，很快将信折起来揣进了裤兜里。
　　我这才发现，并不是只有我爱上了朱炜。那段日子我痛苦不堪，没再给朱炜写信。
　　2002年5月4日，我突然接到朱炜的电话，他说：“等一下，你能不能站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我还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电话就被他挂断了。我打过去，他的手机竟关了。
　　当我还在琢磨他那句没头没尾的话是什么意思时，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而且是由总队首长亲自向我们讲话，我一下子明白了，将有非同寻常的任务。首长说，我们要去抓两个正在交易的毒贩子，但他同时严厉地告诫大家，不能真抓住他们，要让他们逃掉。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开枪，得到开枪的命令也不能打中那两个人，要往偏里打。
　　我们赶到离边境检查站十多公里的一个汽车修理站，在那里埋伏了起来。一个小时后，两个毒贩子出现了。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个竟是朱炜。我一下子明白了总队首长再三告诫不能击中他们的意图。朱炜是在做卧底！
　　他们刚开始交易，我们就从围墙外探出头来，高喊：“不许动！”朱炜掏出手枪，但我发现，他举着枪有些犹豫，一直在寻找什么。我不知道他在犹豫什么，但我忽然想起了那通电话，他让我站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我直起身，露出上半身，向他高喊：“放下枪！”朱炜一下就瞄准了我，没有犹豫，接着，枪响了，我只觉得右臂一麻，我的枪掉到了地上，血，从我的手臂上流了出来。
　　枪响的那一刻，我明白了朱炜那通电话的目的。
　　我住进医院，医生从我的手臂里取出了一枚弹头，那是朱炜送给我的。总队的首长到医院来看望我，他们告诉我，为了使朱炜卧底成功，他们向朱炜下达了命令，要他向战友开枪，打伤一名战友，以取得毒贩子的充分信任。我将那枚带着自己鲜血的弹头攥在手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温暖，因为他事先只拜托了我，而不是张晓红，也不是别人。
　　第三天，朱炜到医院来看我，他告诉我，因为我的配合，他们成功地端掉了一个三年来大家一直没能端掉的特大贩毒团伙。他捧着我受伤的手问我疼不疼，还说，因为我受伤才使计划成功，总队打算给我记功。
　　我对记不记功并不在乎，当一名边防军人就会有流血，甚至有牺牲。我明知故问：“你为什么选择向我开枪，而不是向别人？”他轻轻抚摸着我的伤口，说：“因为，我只能牺牲我的亲人。”我笑了，问：“我是你的亲人吗？难道我是你的妹妹？”他摇了摇头，双眼直视我，说：“不是。你是我的爱人。”
　　那一刻，我的泪汹涌而下。
　　〔本刊责任編辑 袁小玲〕
　　〔原载《故事世界》
　　2010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