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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病体，和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来到北京图书订货会。
“我的胃的情况非常不好，医生要求我每两三个月做一次胃镜，随时接受胃全切除的手术。”梁晓声这样说着，让读者都为他的健康捏了一把汗。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缺席这场发布会，为了他的新书《中国的人性与人生》。
从扛木头到当编辑
梁晓声是知名的知青作家，他早年的作品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作品脍炙人口，特别是《雪城》等小说，经过影视剧改编的推波助澜而家喻户晓。
知青生活，是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迹。梁晓声的家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栋老房子里，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朴素而寂静，玄关处的一幅“松林”，描绘的是静静的松柏，月光与雪光交织，这是黑龙江常见的景致。
很多知青都是懵懵懂懂就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而梁晓声不同，他去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所以‘青春无悔’这句话，别人说，我也说，但我说和别人说的含义不尽相同。”
1968年，未满19岁的他，背着母亲赶制的被褥，乘坐火车来到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县，成为当年哈尔滨市二十九中仅有的两名知青之一。在建设兵团，这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因为他下乡前读过一些书，也因为他人缘不错，为人处世比较容易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
人缘好，不等于就没有原则，在一个极左的年代，难得像梁晓声这样还能对极左保持足够的警觉。然而团里终于容不下这样理性的人，他又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去干活。8个人抬轻则五六百斤、重则一千斤的木头，“完全支持不住，甚至想回山东老家插队”。
就是在这时候，他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只是想解解乏。万般无奈之下，梁晓声给亦师亦友的兵团崔干事写了一封信，两个月之后，崔干事出现在政治部的办公室里，让梁晓声惊喜不已。要知道，那个年代，从佳木斯过哈尔滨、嫩江，经黑河再来到团里，要走整整5天。在崔干事的帮助下，梁晓声前往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有半年时间可以逃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那时候，梁晓声已经在兵团的《战士报》上发表作品，很偶然的机会，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陈老师读到了他的作品，颇为激赏，竟然千里迢迢找到他。而此时，梁晓声正扛着大木头，还患着肝炎，对未来充满迷惘。突然有人来和他谈文学了，他感到异常的温暖，并多少有些诧异，好像对方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上海，又似乎非常遥远，那时候，他连上海到底离他所在的兵团到底有多少距离都不清楚。
1974年，梁晓声终于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这段经历，成为他第一部作品《从复旦到北影》的内容。
随后，他开始回眸自己的知青岁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接连出炉，那火热的岁月，带着他的青春、眼泪和热血，喷涌而出，那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插队落户的农村里摸爬滚打，让同龄人为之共鸣和感动。
三部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引起极大轰动。刘欢为《雪城》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风靡一时传唱至今。可是梁晓声本人却并没有从影视作品中得到太多经济收益。《今夜有暴风雪》改编成电视剧前，导演给梁晓声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他说可以，事情就这样定了。而这个导演，他们连面都没见过。《雪城》拍成电视剧后，剧组给梁晓声送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已经让梁晓声受宠若惊。直到1992年的《年轮》，他才拿到了剧本改编的费用：每集剧本酬劳是2500元。
尽管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深刻的痕迹，但实际上，知青文学在梁晓声的全部创作中，只占约五分之一。
近年来，梁晓声的一系列作品，比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生存启示录》以及这本新书《中国的人性与人生》，关注的都是当下社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文学界评价他：“逐渐完成了由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向现实批判者的角色转变”。
功成名就之后，梁晓声并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这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这部最新的作品《中国的人性与人生》也是又一部全面解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国民性的心理的著作。就像之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样，犀利点评，激扬文字，不改知识分子本色。
想着14万分之一的读者
从小，梁晓声的家境就比较困难，初中毕业后就到北大荒插队落户，读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这反而让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去寻找书，去阅读文学作品，从而走上文学写作道路。
“在当时那个年代，读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但是我比较幸运一些。我从小喜欢读书，只是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免费生——享受助学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开体育会、或者春游的时候，别的同学可以买一支冰棍，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就不可以。那时候一支冰棍是3分錢，家境贫困的家庭就吃不起，我兜里确实没有那3分钱。”梁晓声说，“有一次开体育会的时候，我兜里有2分钱买了一小碗山钉子果汁，这是山上一种很小的野果榨的汁，我自己买来也分给同学吃，还会有同学汇报给老师，还要受到老师的批评。因为你享受助学金，每个学期由政府给予你3元钱，而且你是免费读书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喜欢读书，“书里的世界太丰富了，可以全方位满足一个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我家里也没有收音机，我有时候就坐在邻居家的窗下，听他们家的收音机，听到小说连播，那真是入迷。我家里穷，靠捡碎玻璃、牙膏片、橡胶鞋胶鞋垫来卖钱买书。到中学以后，我差不多把国内能找到的优秀长篇小说都读遍了。”
梁晓声特别看重书对人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他青少年时读的那些书都是经典，对自己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名著，不论是文学性还是价值观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人生。“到‘文革’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受到批判，我的教导主任也受到了批评，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我对他们表现出格外的敬意。那一年，我从北京回到我的中学母校，在走廊里见到我的语文老师，他从厕所出来，给剃了头发，我见到他，给他鞠躬，向他问好，我们教导主任也在扫雪，我也坚持一定要到他跟前给他鞠躬。我觉得这是书籍给我最好的教诲，我还是相信书籍、文化对人的影响力。”
“我的胃的情况非常不好，医生要求我每两三个月做一次胃镜，随时接受胃全切除的手术。”梁晓声这样说着，让读者都为他的健康捏了一把汗。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缺席这场发布会，为了他的新书《中国的人性与人生》。
从扛木头到当编辑
梁晓声是知名的知青作家，他早年的作品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作品脍炙人口，特别是《雪城》等小说，经过影视剧改编的推波助澜而家喻户晓。
知青生活，是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迹。梁晓声的家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栋老房子里，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朴素而寂静，玄关处的一幅“松林”，描绘的是静静的松柏，月光与雪光交织，这是黑龙江常见的景致。
很多知青都是懵懵懂懂就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而梁晓声不同，他去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所以‘青春无悔’这句话，别人说，我也说，但我说和别人说的含义不尽相同。”
1968年，未满19岁的他，背着母亲赶制的被褥，乘坐火车来到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县，成为当年哈尔滨市二十九中仅有的两名知青之一。在建设兵团，这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因为他下乡前读过一些书，也因为他人缘不错，为人处世比较容易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
人缘好，不等于就没有原则，在一个极左的年代，难得像梁晓声这样还能对极左保持足够的警觉。然而团里终于容不下这样理性的人，他又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去干活。8个人抬轻则五六百斤、重则一千斤的木头，“完全支持不住，甚至想回山东老家插队”。
就是在这时候，他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只是想解解乏。万般无奈之下，梁晓声给亦师亦友的兵团崔干事写了一封信，两个月之后，崔干事出现在政治部的办公室里，让梁晓声惊喜不已。要知道，那个年代，从佳木斯过哈尔滨、嫩江，经黑河再来到团里，要走整整5天。在崔干事的帮助下，梁晓声前往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有半年时间可以逃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那时候，梁晓声已经在兵团的《战士报》上发表作品，很偶然的机会，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陈老师读到了他的作品，颇为激赏，竟然千里迢迢找到他。而此时，梁晓声正扛着大木头，还患着肝炎，对未来充满迷惘。突然有人来和他谈文学了，他感到异常的温暖，并多少有些诧异，好像对方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上海，又似乎非常遥远，那时候，他连上海到底离他所在的兵团到底有多少距离都不清楚。
1974年，梁晓声终于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这段经历，成为他第一部作品《从复旦到北影》的内容。
随后，他开始回眸自己的知青岁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接连出炉，那火热的岁月，带着他的青春、眼泪和热血，喷涌而出，那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插队落户的农村里摸爬滚打，让同龄人为之共鸣和感动。
三部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引起极大轰动。刘欢为《雪城》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风靡一时传唱至今。可是梁晓声本人却并没有从影视作品中得到太多经济收益。《今夜有暴风雪》改编成电视剧前，导演给梁晓声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他说可以，事情就这样定了。而这个导演，他们连面都没见过。《雪城》拍成电视剧后，剧组给梁晓声送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已经让梁晓声受宠若惊。直到1992年的《年轮》，他才拿到了剧本改编的费用：每集剧本酬劳是2500元。
尽管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深刻的痕迹，但实际上，知青文学在梁晓声的全部创作中，只占约五分之一。
近年来，梁晓声的一系列作品，比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生存启示录》以及这本新书《中国的人性与人生》，关注的都是当下社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文学界评价他：“逐渐完成了由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向现实批判者的角色转变”。
功成名就之后，梁晓声并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这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这部最新的作品《中国的人性与人生》也是又一部全面解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国民性的心理的著作。就像之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样，犀利点评，激扬文字，不改知识分子本色。
想着14万分之一的读者
从小，梁晓声的家境就比较困难，初中毕业后就到北大荒插队落户，读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这反而让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去寻找书，去阅读文学作品，从而走上文学写作道路。
“在当时那个年代，读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但是我比较幸运一些。我从小喜欢读书，只是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免费生——享受助学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开体育会、或者春游的时候，别的同学可以买一支冰棍，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就不可以。那时候一支冰棍是3分錢，家境贫困的家庭就吃不起，我兜里确实没有那3分钱。”梁晓声说，“有一次开体育会的时候，我兜里有2分钱买了一小碗山钉子果汁，这是山上一种很小的野果榨的汁，我自己买来也分给同学吃，还会有同学汇报给老师，还要受到老师的批评。因为你享受助学金，每个学期由政府给予你3元钱，而且你是免费读书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喜欢读书，“书里的世界太丰富了，可以全方位满足一个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我家里也没有收音机，我有时候就坐在邻居家的窗下，听他们家的收音机，听到小说连播，那真是入迷。我家里穷，靠捡碎玻璃、牙膏片、橡胶鞋胶鞋垫来卖钱买书。到中学以后，我差不多把国内能找到的优秀长篇小说都读遍了。”
梁晓声特别看重书对人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他青少年时读的那些书都是经典，对自己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名著，不论是文学性还是价值观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人生。“到‘文革’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受到批判，我的教导主任也受到了批评，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我对他们表现出格外的敬意。那一年，我从北京回到我的中学母校，在走廊里见到我的语文老师，他从厕所出来，给剃了头发，我见到他，给他鞠躬，向他问好，我们教导主任也在扫雪，我也坚持一定要到他跟前给他鞠躬。我觉得这是书籍给我最好的教诲，我还是相信书籍、文化对人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