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俄罗斯带给康拉德的不仅有创伤性记忆，更有窥探的诱惑。其《在西方目光下》中的俄罗斯有着多重形象：它是侵入“中心”、需要被驱散的幽灵，但作为“自尊心受辱”的民族的代表，它又被想象为一个能够部分抵抗西方欲望的独立世界。不同的文明价值与模式在被专制制度挤压的空间里发生激烈碰撞，最终为康拉德呈现人类生活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提供了绝佳范本；而对俄罗斯的书写，也反过来推动作家发掘出一些更为隐秘的自我意识。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俄罗斯带给康拉德的不仅有创伤性记忆，更有窥探的诱惑。其《在西方目光下》中的俄罗斯有着多重形象：它是侵入“中心”、需要被驱散的幽灵，但作为“自尊心受辱”的民族的代表，它又被想象为一个能够部分抵抗西方欲望的独立世界。不同的文明价值与模式在被专制制度挤压的空间里发生激烈碰撞，最终为康拉德呈现人类生活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提供了绝佳范本；而对俄罗斯的书写，也反过来推动作家发掘出一些更为隐秘的自我意识。
其他文献
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沙提斯豪宅及啤酒作坊的衰败和重建的空间书写,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历程。作坊与豪宅是中产阶级神话的叙事要素,也是其生产与消费特质的空间象征。作坊豪宅的“物”转化的诗化共情,巧妙隐喻了中产阶级“人”的身份转化。尽管要直面阶级间性的政治、道德和美学话语冲突,但是“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幸福”终成为中产阶级价值取向的理念内涵。消费欲望、自我认同和人性关怀的能量被注入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人性资本”,实现了“劳动、生命和语言的统一”。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地方特色一直为评论家所关注,但以往研究往往着眼于解读诗歌中与英国乡土传统联系紧密的场所,而忽略了第三乐章的伦敦地铁作为诺顿庄园和东库克村的对位意象的重要性。本文从文学社会史入手,结合“英格兰性”与伦敦地铁,尝试重新解读《四个四重奏》的前两首诗(《燃毁的诺顿》与《东库克》)中的两组对位场所。本文认为艾略特利用“英格兰性”所残留的影响力,以“伦敦地铁”作为核心意象,为二战爆发前后英国的集体身份认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1961到1962年,韦勒克与格林伍德在《新语言学》上展开了一段关于现实主义概念的争论,双方观点以1930年代到1950年代苏联与东欧文艺界现实主义大论辩为远景,以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美国学界“冷战反现实主义”为近景。双方的立场差异遥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相关论辩,他们的两个关键分歧点预见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争论焦点与发展方向。1960年代语言学转向之后,欧美学界针对现实主义认识论诉求与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展开全面批判,却吊诡地激发了现实主义概念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自我发
研究者们在探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来源的时候,极少关注这种理论模式与俄罗斯本土文化的联系,而实际上,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中固有的反讽模式潜在地影响了巴赫金理论的形成,尽管他并未就此展开论述。俄罗斯圣愚作为一种“自我贬抑”而内在神圣的现象,以其与天神之笑相对立的笑,成为现实事件的“闯入式话语”,并进而形成文本叙事狂欢化的结构。在巴赫金的理论框架之内,这种闯入的姿态构成了一种“高级外位性”,即主动激活事件,使事件具有了狂欢化的审美特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处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现代转型期,他将俄罗斯人的现代性体验融入了创作,刻画了一系列以启蒙理性替代传统价值并通过内在化建构现代主体的人物,在赞扬现代主体自我意识的同时,揭露并反思了内在化主体建构方式的不足,即隔绝他者和超验导致了现代主体的孤立与疏离。基于人的面容蕴含神性这一教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创建了圣像的维度,并通过对他者面容的神性刻画,展示了一种向他人、向超验开放的伦理态度,以此纠正现代主体对内在性的过度偏重。
《鲁克丽丝受辱记》是一首“小型史诗”,聚焦于古罗马“王政”到“共和”这一转折,突出了受辱后的鲁克丽丝对“特洛伊陷落画”的无意发现和思索。作为观画者,她深切认同画中人物,强烈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与自身命运的历史性,因而采取了悲剧式的公开自杀这一复仇方式。同为受害人的智者布鲁图斯则领悟了“鲁克丽丝尸身画”的政治内涵,借此激发罗马民众推翻塔昆家族的专制统治,使罗马进入了共和时期。可见,在莎士比亚笔下,艺术、政治与哲学等存在内在关联;在反思罗马历史的同时,该剧也隐含了剧作家对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的态度,并因而
盖尔·琼斯的《抱歉》通过揭示澳大利亚一个白人移民家庭的创伤经历来折射历史遗留问题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被偷走的孩子”是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种族同化政策的产物,1997年《带他们回家》报告公布,引发了公众对该现象的深切反思并触发了一系列“被偷走的孩子叙述”的面世。由于身份的限制,该类叙述一向是具有土著血统的作家的专属领域。作为白人女作家,琼斯大胆闯入这一禁区,她的小说反映了作为曾是加害者的白人的后裔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和解的期盼,同时也透露出多元文化主义指引下的澳大利亚社会对于文化融合的不断思索。
莎士比亚后期浪漫剧《暴风雨》是一部以被颠覆的秩序最终得到恢复为主题的作品。剧中普洛斯彼罗用以“恢复秩序”——亦即夺回自己的公国、迫使昔日的敌人忏悔并与之达成和解——的工具是他的魔法，普洛斯彼罗通过它得以在强迫对手悔过向善的同时使他们的道德自新如同自然发生的一样。人人自发向善是神话中黄金时代的一个特点，普洛斯彼罗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重现了黄金时代的景象。而这一乌托邦幻景对魔法的依赖也揭示出一个悖论：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虽然从不提“王权”，但黄金时代实质上却是王权运用到极致情况下的产物。
本文试图探讨欧美及俄罗斯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伦理态度问题。首先，本文梳理了“现代化”概念的词源学和文献学内涵，以主体性和自由为维度确立现代化的伦理含义。然后，本文以《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魔山》、《荒原》、《穿裤子的云》、《变形记》、《世界之战》、《尤利西斯》、《奥兰多传》及《追忆似水年华》为例，从现代伦理危机的隐喻、现代人的伦理境遇、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造就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最后，本文提出现代主义文学是以死亡、物性人、经济客体、可疑的现代性身份、神话循环、同体性、反思性怀旧为伦理向度标记，以文学经验的
关于上海钱庄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比较、映证、甄别和对照分析，认为上海钱庄最早于乾隆初期由绍兴煤炭肆商人所创，具体时间应在1740—1750年代前后。上海钱庄业在行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货币兑换到信用放款，从兼营到专营，以及内部等级分化的三次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