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权力与领导力:社区建设协同机制的三维向度

来源 :天津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urong99bb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区建设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行动动力不足的困境,从协同优势与惰性视角,沿目标、权力、领导力的逻辑进路分析,我国社区建设协同行动中存在着目标融合困境、权力调适困境和领导力催化困境,制约了协同优势的产生。基于此,可以尝试在社区场域构建融合动力目标机制、动力引擎机制、动力维模机制的社区建设多元协同动力体系,推动多元主体融合性力量的生成,激发内生的、可持续的协同优势。
其他文献
“开放马克思主义”起初作为一面理论旗帜,目的在于重新集结不同思想传统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来抵御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而借助90年代阿多诺思想在欧洲的重新发现,他们最终建立起自身的理论范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理论力量。新世纪以来,其主要成员从不同理论向度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维尔纳·博内菲尔德延续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对价值形式问题的关注,力图厘清马克思与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关系;约翰·霍洛维拓展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阶级理论内涵,构建了一种否定性革命主体理论;西泵·克拉克则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菲利普·佩迪特提出了一种以整体论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新共和主义自由观。针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他提出了第三种自由概念,一种完全摆脱权力约束的无支配自由概念,主张有干涉不一定是自由的丧失,无干涉自由不一定是真正的自由,只有无支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无支配自由观为人们理解自由提供了新视角。但是,权力和权利具有对等性,无支配,则无权利。无支配自由以拒斥或丧失主权为代价。实际上是没有主权作为保障的自由。
“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分化严重,具有明显的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为使我国经济在“十三五”时期呈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势头,必须实现从数量与速度的盲目赶超向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的转变。地方政府应明确本地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和制约瓶颈,结合自身经济特征和发展定位确定“十三五”时期的战略进”。通过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变、体制机制完善提高经济活力,实现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又将面临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智能化引起广泛关注,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戴维森建构了自己的真理理论,却在为之命名问题上留下了终生遗憾。起初,他把自己的真理理论命名为符合论;后来弃之不用,再冠以融贯论之名;之后仍感到不满意,但直至去世他也未能再给出其他的且令他本人感到满意的命名。其实,戴维森的真理理论可以命名为'先验直观论',直观性源自T-语句双项条件式左右两侧的逻辑等值关系,而且这种逻辑等值关系超越于经验和对象。这些属于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内蕴的使客体符合主体的精神的反映,而戴维森的真理理论正是旨在向康德主义传统复归。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颇具雄心却需审查的命题。这一命题特指在'中国'国家范围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的相关研究是置身'世'外的。其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处在'世界'之中。不过,相关研究获得的世界承认非常有限,与'世界'有隔绝之感。只要以'一个学术圈、一个价值世界、一个思想市场、一个评价标准、一个实践指向'为标准,便可以衡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否成功走出自闭、置身世界。
1999年的'盘峰诗会'是诗歌界此前关于'90年代诗歌'不同认知、立场、态度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引发了此后持续数年、参与人数甚众的诗歌论争、论战,其中既体现着不同诗歌追求和美学取向的分歧,也表征出微观诗歌场域中话语权力的争夺和人际关系、利益纠葛等的影响。'盘峰诗会'及相关的诗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此前诗歌的稳定性格局,呈现出新的力量对比和板块结构,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作为典型个案,凸显出中国诗歌尤其是诗歌批评的诸多内在问题。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
对事物的根据以及对这一根据的根据进行发问的方式,即“穷理”,这是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根本所在。从哲学史看,中国的道德哲学所追究到的道德根据主要有“人性”、“天(理)”、“良知”等。西方哲学所论究的根据中最有影响的是柏拉图的“范型”、康德的“先天范畴”、“道德律令”等。如果继续追问这些根据是如何可能的,即它们是经验的或是先验的;是情感的或是理性的;是事实的或是规范的之类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深入到它们的底层。在各种哲学给出的不同根据(“理”)之间,何者是应当被接受的?对此做出选择的标准是“合理性”。合理性的原则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