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说，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殺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数字把大屠杀给抽象掉了。
　　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我们不再记得住：大屠杀不是六百万，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我们对悲剧如何感知？平时看电视、读报纸，地震、海啸、洪水、矿难、火灾……当闻知几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细想，便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表面数字的愕然。
　　人的反应更多地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羁绊、所撼动。它缺乏更具体更清晰的所指。它不是指向独立的生命单位，而是指向概念，空洞、模糊、抽象的概念，而最终，也往往是用数学来终结对灾难的生理记忆。
　　有次饭桌上，在座一个记者的手机响了，通知他某处发生了客车倾覆，“死了多少？”他很兴奋，“什么？一个……”其表情渐渐平淡，肌肉松弛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兴奋不起来。
　　数字之冷漠！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没有丝毫的投入，而是远远的旁观和悠闲的算术。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当剧情达不到高潮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
　　然而，当那一朵朵烟圈般——被吞来吐去的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死”之实体、“死”之真相——
　　2005年1月23日，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近700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
　　2012年4月6日，11541张红色椅子在萨拉热窝街头排开，仿佛一条鲜血河流，以纪念波黑战争爆发20周年，每张空椅子代表一位死难者。
　　2010年4月，奥巴马参加西弗吉尼亚州矿难悼念仪式，一一念出29名矿工的名字，他说：“尽管我们哀悼这29条逝去的生命，我们同样也要纪念这29条曾活在世间的生命……我们怎能让他们失望，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因工作就付出生命，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在寻找美国梦吗？”
　　2012年7月26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音员用沉痛而缓慢的语调、逐一宣读北京暴雨灾害中已确认的遇难者名单，61个名字，耗时1分35秒。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微博发表《向北京“7 ·21”特大自然灾害中已确认遇难人员致哀》。
　　这些事件的伟大在于，他们不再抽象，不再是一个数字，他们有了人间的地址，有了姓名、身份和面孔……这是生命应有的待遇，这是悲剧应有的尊严。只有这样，生死才得以相认，我们才能从悲剧中领到真正的遗嘱，才能在别人的命运里找到共同体的痛，只有这样，悲剧才会把它的正能量传递给生，并转化为活着的勇气、路标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