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迁徙路上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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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郑小驴的居所紧邻海口五公祠,一栋颇有些年代感的居民楼,窗外是整治后的美舍河。每天早上7点,河面准时响起清洁船柴油机的轰鸣。“这声音真让人痛不欲生!”为了解决刺耳噪声,郑小驴买了一副降噪耳机,戴上耳机,噪音消弭,又能每天睡到天光大亮。从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班毕业后,他回到海南,如愿以偿地过上了“看球、游泳、跑马拉松”的生活。“只写了零星几个字。”
  “闲居”海南的郑小驴近期回过一次北京。今年6月,他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做了一场新书《去洞庭》分享会,对谈嘉宾是同为作家的好友梁鸿、阿乙、文珍。现场200多个位子不够坐,站着的人手捧新书,队伍蜿蜒到场外层叠的书架间。在北京待了两天,分享会一结束,郑小驴调头就走,逃离熙熙攘攘的北京。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鄭小驴的时候,他刚从北京赶回海口。记者发出采访邀约,郑小驴一口答应,看了提纲,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的回答。记者提出“面对面畅谈”,他却变着法儿拒绝:“哪里需要补充告诉我”“其实微信里也可以酣畅淋漓对话的。”
  此后两周,他和记者断断续续聊了很多,有书房里的龟背竹、小说中虚构的地名“石门”、家乡繁杂的人情世故、成为小说家后的苦闷与欢乐……当然,聊天全程都在微信对话框里。而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个骑在驴上的“枪手”。

写现实中常见的漩涡,或被礁石拍碎的瞬间


  2015年9月,人民大学文学院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开学,郑小驴从海南出发,历经近4小时飞到了北京。
  在人大静园宿舍楼,郑小驴和同为作家的老友双雪涛住一间双人宿舍,床和书桌紧紧挨在一起。见面第一天,他们收拾行李、打扫房间,忙完后各自往床上一躺。双雪涛想到了巴金和老舍,“两位前辈住过一个屋子,写了不少好东西,我们也得弄出点东西来”。
  作家班汇集了一批优秀的新生代作家。班里的同学,有得过鲁迅文学奖的,有小说销量破百万的,来头都不小。此前,郑小驴也已经发表短篇小说《鬼节》等,出版长篇小说《西洲曲》,收获了包括“毛泽东文学奖”(由湖南省作家协会设立的湖南省最高文学作品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被大半个文学圈热切讨论。在北京,如此一群“为文学疯狂”的创作者聚在一起,聊电影聊艺术,晚上常常熬到三更半夜,第二天睡到天光大亮。
  毕业两年后,郑小驴在一段文字里写到的北京生活,却是另一番感触——“身份的转换,情感的蜕变,外省青年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联,漫长得像场冬眠。”他带着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敏感,一点点地体察着这个庞大的城市,“我看到一个个漂泊者,有点才华,又不安于现状,带着梦想来到北京,被这座巨兽般的城市一天天磨掉锐气,丧失意志,最后泯然众人。北京是一个散发着巨大魔力的黑洞”。
  《去洞庭》的创作,横跨郑小驴来北京前前后后的四五年。灵感来自他的一次进藏之旅。沿着氧气稀薄的青藏线和滇藏线跑了一大圈,郑小驴的车最后停在了广州徐闻港。站在港口看大陆尽头,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前面是大海,再无退路了。”朦朦胧胧中,脑海里有了“几个命运的线头交织在一起的人,驱车去洞庭湖”的故事构想。真正动笔到了他在人大的最后一年。起了个头之后,郑小驴随同学去了一趟欧洲,写作又中断了。直到2017年暑假,他离开北京,断了家里的网,屏蔽了电视和朋友,将自己沉浸在一种隔绝的氛围中,心无旁骛写了整整8个月。“完成《去洞庭》,我体验到了某种沉甸甸的踏实感。”
2017年,郑小驴在中国人民大学体育场。

  写《去洞庭》,是他对在北京两年的回望和梳理。郑小驴将自己遇到的日常和荒唐,感受到的恍惚和隔离,糅进了小说。他的笔下是一群在大都市灰头土脸的边缘人:男人遭遇事业失败、婚姻危机;女人和梦想告别、跟生活妥协;孤独的大龄单身北漂与鹦鹉交朋友;怀才不遇的小说家和人生死磕;辍学的青年为了给父亲治病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在一场洞庭之旅中发生的车祸、绑架和命案,使得这5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写作期间的某天夜里,郑小驴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对方称曾和他见过一面,跟他大段大段地倾吐自己的遭遇和不幸。郑小驴挂了电话,向他们共同的朋友打听这个女人的近况,朋友直截了当告诉他,“以后不要接她电话了,她有严重的幻想症,那些故事都是编的,应该是受了一些刺激”。但郑小驴并不认为这荒诞不羁,这一通深夜电话,成了《去洞庭》中北漂“剩女”的故事片段。“我相信我笔下的那些遭际,是我们在现实中常见的漩涡,或被礁石拍碎的瞬间。”
2019年6月,郑小驴(左三)参加新书《去洞庭》分享会。
郑小驴在北京居庸关骑行。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书写主题,每代人应拥有属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记忆。我很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一辈子都在写知青,因为这触及了他们的灵魂。而新的时代里,年轻作家会对北漂、蜗居、梦想有更多的切身体验。”他想在《去洞庭》中书写表达的,正是新一代人的孤独、虚幻、漂泊、困惑与迷惘。“如同当年‘垮掉的一代’,现实也让我们这代人妥协低头。”

他的小说像个拳头


  有人把郑小驴的写作素材分两大类:基于都市的和基于乡村的。《去洞庭》中,郑小驴的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而此前他书写更多的是少年的乡村记忆。   郑小驴曾经在这个社会真正的角落待过。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湖南隆回一个巴掌大的穷山村。18岁时,郑小驴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大学,但他的小说从来没有远离那里。
  在《南方周末》“故乡苍穹下”专栏,郑小驴曾提到祖母,写她1951年身怀六甲时,“在刑场目送了年轻的丈夫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清脆的枪声过后,一道影子栽倒于地,背上绑着的木板上面写着‘地主恶霸田某某’的字样”;写她在3年饥荒时期,“用冬瓜救济过奄奄一息的邻居”。其实郑小驴出生的时候,祖母早已过世,他们从未见过面。多年后,家人发现她留下的诗歌,藏在一只高筒雨靴里。
  家族的苦难记忆打开了他写作的闸门。
  2006年的暑假,郑小驴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完成了他的小说处女作《1966年的一盏马灯》。故事主人公正是他的祖母,“诚惶诚恐唯唯诺诺地活着,像卑微的蚂蚁”。他把这篇小说挂在“榕树下”BBS上,被《佛山文艺》的一位编辑看到,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后就发表了。“当时我写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引领和启蒙,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从2010年开始,郑小驴在长沙《文学界》任文字编辑,断断续续完成了几个短篇。其中表现“湘西民俗风情”、描写“凋敝乡村种种惨状”的《鬼节》成为他的成名作。《鬼节》发表于《山花》,被另一位湘籍作家残雪看到。残雪将这篇小说推荐给美国《words without borders(无框文学)》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她评价这个年轻人:“写得如此老练,字里行间透出一股黑沉沉的力量。”
  2013年出版的长篇《西洲曲》,依然与家乡有关。写作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老家的堂姐,“复述往事的热情”一下子被勾起来。堂姐为了生个男孩,做了不下三次人流手术,最后咬紧牙关挺了下来,终于成功添了男丁,只是身体也垮了。后来再见时,昔日清秀的脸上,布满了妊娠斑,皱纹绵延横陈。《西洲曲》借用这段苦痛记忆,书写计划生育政策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命运变迁。
郑小驴作品《去洞庭》《西洲曲》。

  郑小驴笔下,真实又沉重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奖项也纷至沓来,文学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他。作家韩少功说他的小说“富有痛感,有心灵的紧张、燃烧,有土地和历史的坚实依托”。冯唐评价:“他的小说像个拳头,很快就读完了,但是闷在心里很久,仿佛一个有脾气的活物。”
  有人从他的小说里读到了童年和乡愁,但郑小驴写家乡不仅为缅怀。在他看来,乡村秩序和伦理道德暴露出的问题,比一些城市问题还要严重。“农村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磨难与苦痛,我不会假装视而不见。对于社会的感受和思考,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想起卡夫卡的《在流放地》”


  28岁那年,郑小驴决定离开家乡湖南,前往海南生活。
  他的住所位于海口“流芳路”,“這条路的名字让我时常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从隆回到长沙,从北京到海南,他视“迁徙”为一种成长。“一个地方待久了,总会有一种窒息感。那种漫无止境的单调乏味,让人心生恐惧”。作家阿乙用“游击队员”评价好友郑小驴。“好的写作不应该生长在斗室,旺盛喷薄的创造力来自于新的环境和辗转旅途”。郑小驴和他的文字一直在途中。
  阅读喜好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郑小驴的创作基调。他喜欢俄罗斯文学,美国作者菲利普·罗斯、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厄普代克也都给过他启发。对这些西方文学的大量阅读,深深地影响了郑小驴的语感与审美,使得他的叙事也接近西方小说的风格。
  因为迟钝孤僻的性格,郑小驴说自己是“享受绝对孤独的人”。小时候,他成绩平平,表现平平。如果非要找高光时刻,恐怕只有他讲故事的时候和被老师表扬的作文课。放学路上,他能给小伙伴胡编出一段“某侠士父母被暗杀,他坠下悬崖,偶得武功秘籍,练就神功,为家人报仇”的江湖恩仇。而其他时候,郑小驴都坐在角落,沉默寡言。四年级的一次作文课,他生平第一次用了一个比喻句,“校门前的拱桥,像一弯新月”。老师在全班念他的作文,“那是第一次受到表扬,一向严肃的班主任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
  后来靠写作有了名气,但在作家朋友们眼中,郑小驴依旧“很安静”。同学宴上,来自东北的双雪涛舌灿莲花、掌控全场,激发着大家开怀畅饮,而郑小驴是“酒桌上剩下的一群惰性元素”中,话最少的一个。双雪涛如此理解他的内向:“看起来木讷,但只要聊到自己的乐趣,整个人都变了。他喜欢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跟我说‘特别好’,不依不饶地让我‘必须看’。小驴对足球也执着疯狂。两年前欧冠有一场巴萨对巴黎圣日耳曼,巴萨上演惊天大逆转。他半夜把我摇醒了,特别兴奋。”
  阿乙提到比自己小整整10岁的郑小驴,想到的则是“开朗有活力”。“他是我所在的作家圈子里,身体最健壮的。他保持着跑马拉松、游泳的运动习惯,喜欢旅游、摄影,还有大大小小的冒险。小驴有一种蓬勃感,像不竭的水源,或者是一种拱破土地的植物,让我想到了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里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习惯挺起上身,走路时高视阔步,这样意气风发的作者,真不多见。”
  截然不同的性格描述,其实是郑小驴的两种状态。他用“内向”保护自己;而在隐于人后的“开朗”状态中,释放自我、寻找乐趣。
  他有一篇创作谈,这样形容写作之于自己:“写作让我激动,所有的苦难、幻想、忧愁都被激活了。我看到一条宽敞的大道朝我展开,之前所有的苦闷在我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都转化为叙述的狂欢……我就像回到了我的村庄,皇帝一般自信着,在我的王国里开始了自由想象的旅程,以至于我后来写着写着就得意地笑起来……我意识到我天生就是干这行当的。”
  郑小驴 原名郑朋,小说家。198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班硕士,代表作《少儿不宜》《蚁王》《西洲曲》,新长篇小说《去洞庭》于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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