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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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德国发布其“印太战略”的里程碑性文件——《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明确提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议程”.在实践中,德国“印太战略”呈现“印太”概念建构的开放性、利益诉求的综合性、行动路径的多边性和政策倡议的实心化等特点,暗含德国为应对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态势、一定程度迎合美国战略需求、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引导制定欧盟“印太战略”的重要考量.德国“印太战略”虽然反对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其对华政策的“经济安全顾虑”和“文明力量”因素有所提升.中国应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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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德国发布其“印太战略”的里程碑性文件——《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明确提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议程”.在实践中,德国“印太战略”呈现“印太”概念建构的开放性、利益诉求的综合性、行动路径的多边性和政策倡议的实心化等特点,暗含德国为应对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态势、一定程度迎合美国战略需求、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和引导制定欧盟“印太战略”的重要考量.德国“印太战略”虽然反对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其对华政策的“经济安全顾虑”和“文明力量”因素有所提升.中国应该警惕德国在“后默克尔时代”推进“印太战略”过程中可能呈现的对华制衡因素,未雨绸缪,推动中德双边关系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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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面临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危机,而与其相伴相生的政府信任危机问题也随之而来,尤其在乡村治理中,政府信任问题不仅制约经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以丽水市莲都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归因分析如何维护乡村治理中的政府信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从统一战线视野来看,就是要继续运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坚持科学的历史思维,坚守最大共识观、最大政治观、最好营养观、最广团结观,鉴古知今,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与协商民主的优势高度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迫切需要协商民主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已经广泛运用并积累一定的经验。针对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吸收借鉴有关的经验,要从治理领导主体和职能主体、治理参与主体、协商内容和成果转化、协商民主机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治理现代化与统一战线工作在适应时代、兼容并包、团结协作、价值导向等理念层面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方面体现出的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统筹兼顾的全局思维、共同富裕的发展观念、文化搭桥的工作思路,是回应治理现代化适应性、兼容性、协作性和导向性需求的成功经验。展望未来,应将统一战线工作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引导统战力量从党的领导、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价值引领等方面助推治理现代化。
民主党派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政治团体。民主党派参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能有效地提高党的政治领导能力、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加强对党的工作监督、完善政党协商机制。然而,目前民主党派在履职中存在政党协商机制亟需健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及参政议政能力亟待提高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缺乏强力保障,一些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议政意识不强。因此,各级党组织要完善政党协商机制、健全民主党派的监督机制、制定预防与评估机制,各民主党派也要积极地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共同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马尔代夫在印度洋及印太地区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试图通过干预马尔代夫国内政治走向、加大经济援助、增强军事存在和扩大人文社会交流等手段,将其纳入到“印太战略”的整体规划中.美国对马尔代夫政策的调整明显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旨在对冲中国在该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进而削弱中国在中印度洋的影响力.具体表现为:以马尔代夫为筹码,刺激和推动印度进一步与美国协调;制造地缘紧张局势,谋求扩大军事存在,进而强化美国在印度洋的主导优势.萨利赫政府迎合美国并试图“联美制华”,有悖于马尔代夫的长远利益及“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传统.
经营者集中强制申报通过对交易的事前审查来减少对竞争的损害。与此同时,事前强制审查也会带来申报门槛设定、行政、调查、交易时滞等方面的成本,因而有必要对比制度运行的收益与代价,进而考虑制度变革的可能方式。中国对于经营者集中案件在禁止、救济上的比例偏低,加上威慑效果严重不足,导致强制事前审查的收益有限;而在案件调查、交易时滞、申报等方面的成本显著。相比之下,自愿申报审查以及转变为事后审查虽然在阻止限制竞争的集中交易上的收益较少,但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对制度运行收益与成本的总体分析,可以作为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未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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