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德斯被誉为 “作家中的作家”，小说风格被归纳为“阴暗地有趣”和描写了“处在普通与非凡压力下的人类自我”，他是那种基于现实但更是带着不屑于现实的作家。想象力和对凡庸事物上荒诞斑点的超级洞察力，是乔治·桑德斯的厉害之处。
　　乔治·桑德斯在谈及他将自己这部短篇小说集《十二月十日》改编成剧本时说：“改编教会了我超越语句，从更大的结构上去看待一些问题。因为对剧本而言，你就算写出漂亮的句子也没什么用处，而对话最好不要太花哨。所以，这就迫使你去思考故事的整体结构—这种思考的结果，有一部分就体现在这部最新小说集的故事当中。”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不喜欢乔治·桑德斯的小说语言，凌乱、浮躁和充满功利色彩，少了传统小说中的“韵味”。
　　小说被改编成剧本，这大概是对于优秀小说的一种额外褒奖—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随着电影工业远超传统图书和电子书的魄力和魅力，而此时我们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为电影工业服务，甚至自愿将写字这件事变成电影体系里的一个环节。
　　小说家转身变成编剧，这没什么不好的，不过这跟我在看《十二月十日》这部短篇小说集时最明显的感受倒是有点关系，即，小说的画面感和对话，以及对生活片段的切割、作家本身的对“故事整体结构”和小点子的过于依赖，都相当贴近了电影这门艺术。
　　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那么将之影像化和与其他艺术杂交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当然可以看成它的一种未来。但是，倘若我们觉得在互联网、商业大片、电视剧、网络短片、微电影等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翻新涌现的情况，小说可以停止，或者被扼杀了，这也是大体上不会错的。
　　乔治·桑德斯在《逃离“蜘蛛头”》这篇小说中，创造一个新的科幻逻辑，将人物设定在新型药物的实验室里，那些被动接受实验的人，是可以被科学家控制情绪的，他们驯顺、实言、断魂、暴躁、速怒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注射药物进行控制的。如果说人类依赖药物为自己找到了和谐生存方式，那么其极致的去处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化学实验室，那里可以合成出需要的一切精神、生理需求。
　　可怕的不是通过化学药物让我们获得了什么感受、重温或者弥补，而是在药物的调控下，我们竟然还可以“爱”—这么复杂的情绪在注射器里药物的安排下，轻易就可以实现了。爱作为一种人类必不可少却又常常无法控制的精神生活，在这里（也许是人类未来的某一天）是可以控制的。进而再通过利言剂、速勃剂、ED566（让人放弃羞耻的）等等，将爱变成一种行为进而堂而皇之地屡试不爽。
　　乔治·桑德斯不仅绝望地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荒诞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也相当聪敏地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弱”点，即，贪婪而急功近利地妄想改造我们自身，对先天性的否定。我们当然还可以乐观地去预测未来的悲观景象，比如说当一个身在广州的少女情窦初开企图品尝爱的滋味之时，她可以来到位于北京路临街的一家二楼小店中，像花钱为自己文一个爱的符号或者做一个新发型一样，她置身于封闭的空间，通过注射以及相应的情景，便可以感受到以往人类要通过漫长的暗恋、告白、约会才能感受到的爱情。
　　为什么这么详细地解读乔治·桑德斯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小说呢，就是我觉得这篇小说也能预示着小说这种形式的消失—它会像人类以往的要通过复杂的艺术鉴赏审美才能获得的感受而今天只需点开一个一分钟的视频就能完成一样，短暂、迅速、直达、快捷。某种程度来说，我们阅读小说不就是要获取一种震撼、伤感、喜悦等情绪的共鸣吗，那么现在已经有犹如化学药品般的物质和形式可以使之实现了。
　　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自由》与《纠正》的作者乔纳森·弗兰岑，在论及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时曾经写过：“不想要读的理由之一：它是小说。难道我们过去两三年间不是已经不约而同达成共识，小说是属于报纸时代的物事，注定会随报纸的式微而式微（唯一差别是比报纸式微得更快）？就像我一个当英语教授的年老朋友爱说的，小说是一个有趣的道德两难式：我们会因为没有多读一些小说而内疚，但又会因为读这一类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内疚。所以，去掉世上一种会让我们内疚的东西不是更好吗？”
　　这不是什么聪明的预言，而是一种为现实处境发散出来的悲悯情怀。“可有可无”的意思不是它不够重要，而是它的所谓功用可以被轻易取代，正如乔治·桑德斯为我们描述的那种实验室情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