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东盟通过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大大提高了自身地位,并从所有大国获益。因此,东盟将会一如既往推行这一成功战略。
　　
　　近期的一系列变化
　　
　　近来,东盟同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东盟同中国的自贸区的建成。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东盟自贸区于今年1月1日宣布正式建成。这是继欧盟、北美自贸区之后又一个大规模的自贸区,所覆盖的人口达19亿之多,GDP总量约6亿美元,贸易总额为4.5万亿美元。
　　其次是美国同东盟关系出现了新动向。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即派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印尼。此举一石多鸟,一来利用他童年时代与印尼的特殊关系拉近与印尼的关系;二来通过访问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改善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三是向东盟国家传递一个信号: 美国将重新重视东南亚。美国的这种政策调整很快有了实际步骤。去年7月,希拉里高调出席在泰国普吉岛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其间,希拉里宣布,“我想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正在重返东南亚,我们正在完全致力于在东南亚的伙伴关系”,接着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她同湄公河四个下游国家(越、老、柬、泰)外长举行会议,承诺就“河流灾害治理”提供援助,倡议建立密西西比河委员会—湄公河委员会合作关系。
　　最后,日本对东盟的政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日本鸠山政府上台后,强调回归亚洲。鸠山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提出“日本的新路线”。他说:“日本会寻求更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再依赖美日关系为惟一外交导向,日本需要发展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他还高调呼吁建立东亚共同体。鸠山刚刚走马上任,就借联合国开会之际会晤胡锦涛,再次当面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鸠山的东亚共同体主张含有中日主导、降低东盟地位之意。
　　除此之外,东盟本身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东盟成员国关系龃龉不断,另一方面,一些主要成员国国内政治动荡。在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方面,东盟也显露出了力不从心的迹象。所有这些问题都将为中国—东盟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不再耀眼的东盟
　　
　　东盟仍将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体,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成为类似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共同体。2008年底,《东盟宪章》正式生效。根据起草宪章的初衷,东盟似乎要成为一个高度机制化、有法律约束力和高效率的地区组织。但从宪章产生的过程以及最后文本来看,这一初衷已大打折扣。决策程序中的票决原则、约束机制中的强制手段、对严重违反东盟基本原则的成员国的惩罚性措施等内容,在最后文本中一概被删去。不干涉内部事务、协商一致、开放性和非约束性仍是东盟的行为准则。
　　对东盟宣布2015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包括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人们不能有过高的预期。首先,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会太高,充其量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因为东盟各成员国对外的经济联系主要是同区外的大国,而不是成员国之间。社会文化共同体也只能是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相互交流和了解。至于安全共同体,更不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同盟,而是强调以和平的手段解决本地区长期存在的纠纷。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成员国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各成员国仍处在民族国家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远非欧盟那些国家所达到的后民族国家阶段。在后民族国家阶段,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国家之间的壁垒,淡化主权观念,强调共同利益,建立超国家的共同体。东盟离这一阶段还很遥远。
　　东盟权力核心弱化乃至缺失,自身活力、效率与整合能力下降。上世纪80～90年代,东盟在地区舞台上表现活跃,作用突出,是因为当时东盟独特的决策方式,即许多重大决策并非通过正式渠道,而是在私下非正式场合,由少数几个强人领袖先达成一致,然后其他弱势领袖跟进,形成东盟集体意志。李光耀、马哈蒂尔、苏哈托三位领导人的强势地位和强硬性格形成了三巨头领导核心,主导着东盟的行动和方向。这种决策快捷而高效。然而,自从马哈蒂尔于2003年辞职下野后,东盟就再没有出现强人领袖,从而也没有形成新的权力核心。泰国的他信曾经跃跃欲试,有望成为新一代强人领袖,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印尼总统苏西洛虽是军人出身,但性格优柔寡断,加之国内各种势力的牵制和复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困扰,也未能扮演核心强人领袖的角色。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试图继承马哈蒂尔在东盟中的影响力,但由于下野的马氏对巴达维诋毁和拆台,掣肘了巴达维在东盟的影响力。至今,东盟没有再形成众望所归的核心领袖集团。
　　东盟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动荡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加剧,东盟国际形象和对外影响力式微。泰国和菲律宾近年来政治动荡持续不断。泰国的政治动荡居然发展到暴力冲击东盟系列峰会,致使会议两度延期,甚至造成东亚领袖中途折返的窘境。这使东盟国际形象大为受损。
　　缅甸军政府对待政治民主化和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态度成为东盟出现裂痕的根源。泰、马、新、菲等积极主张对缅甸军政府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通过建设性接触推动缅甸的人权进步。但越、老、柬三国却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反对这样做。这使东盟在面临来自西方的批评时无法做出有力一致的回应。
　　在2009年,由于柬埔寨任命他信为柬政府经济顾问,更引起了泰柬两国召回大使,使原本因柏威夏寺引起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而东盟对此却无能为力,这不能不使人们对东盟的作用大失所望。
　　东盟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主导力有限,但中国仍将支持东盟扮演主导角色。在过去十年里,东盟在东亚地区一体化中已成功地扮演了主导角色,有力地推动了三个10 1(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合作的顺利发展。而且,由于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大大增加了东盟对中国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有助于中国对东盟的影响。东盟越是信赖中国,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就越容易被东盟接受,进而这些建议和主张又会在东盟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正确对待美日的政策调整
　　
　　强力支持鸠山回归亚洲、密切中日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鸠山这些主张符合中国战略大局,日本能有这样开明和有胆识的政治家实属不易,中国理应大力支持,特别当他在日本国内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民主党社会势力的扩大,从而使这一势头不可逆转。鸠山确有模仿法德模式、轻视东盟主导、突出中日主导东亚合作之意。这种主张虽然合情合理,但短期内不现实。因此,中国仍应一方面支持鸠山的主张,另一方面把气力着重用到东盟主导的10 3合作机制上,尤其是东盟 中合作机制上。
　　接受乃至欢迎美国“重返东南亚”,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尽量实现合作双赢。目前美国国内确有一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主张在东南亚对抗和遏制中国的影响,但这不是美国的主流思潮,在政府中也不占主导。美国的主流思潮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上升是不可阻挡的,而且认为这并不直接针对和损害美国利益,因此美国可以接受。美国“重返东南亚”有扭转美国影响相对下降之意。因此中国对美国的“重返”也不必带冷战眼光。实际上,让美国在东南亚保有足够的影响,对中国不仅无害,反而有利。如果美国的影响长期弱小,中国的影响持续增强,毫无疑问东南亚对中国的担心会上升,从而阻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湄公河成为美日同中国争夺的新热点,中国应发挥自身优势占据制高点。湄公河沿岸五国(越、老、柬、缅、泰)地处中国南大门,战略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煤),又是我国走向印度洋的通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去年,美日两国加紧在该地区渗透和扩张。美国已在倡导湄公河委员会与密西西比河委员会的合作构想;日本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同湄公河五国的首脑峰会,宣布今后三年内,将向上述五国提供55亿美元开发援助,并将首脑峰会机制化,每年举行一次。中国处于湄公河上游,本来拥有地缘优势、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更有条件把同该地区的合作做得更好。但由于我们对公平地解决水资源和环保问题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以及中越两国在地区合作构想方面存有分歧,致使由中国参与、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缺乏活力,成效不彰。鉴于这种形势,中国应重构GMS合作框架,即结束三年一次的首脑峰会机制,同越南等国联手筹组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大湄公河合作组织”,全面提升合作功能和机制化水平,力推越南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占领该地区合作的制高点,否则,不可能阻止别人在我大门口大挖墙脚。
　　东盟不可能完全倒向某个大国(中国、美国或日本),大国平衡战略仍是东盟自立、自强的法宝。冷战结束以来,东盟通过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大大提高了自身地位,并从所有大国获益。因此,东盟将会一如既往推行这一成功战略。对于类似李光耀呼吁美国来平衡中国的言论不必过于介意,更不必担忧。这种言论,一是完全出于它的大国平衡战略,符合其小国利益,并非对中国怀有敌意,二是要给美国传递一个信号——东南亚不会成为中国的“后院”。因此,东盟大国平衡战略并非损害中国利益。在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协调下,如果中美日真能在东南亚维持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确保各自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那么,这不失为最佳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