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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要迟发一个季度。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就最有权威。
签约的时候，郭俊强的腿有些发软，“这单位招聘怎么这么简单?”那是1996年，郭俊強刚刚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想来吗?”招聘人员说，“想来就没问题。”
郭俊强十分诧异，应聘一名警察可以这么宽松?他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单位介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确实是北京的国家机关。家境贫寒的郭俊强没有办法放弃这个机会。
此时，郭俊强对监狱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对“新中国最早的劳改农场”——清河农场更是闻所未闻。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在上演“孔雀东南飞”的热潮，南方的经济活力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刚刚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郭俊强，内心一直向往去福建厦门。不过，首都北京的吸引力同样巨大。
郭俊强没有想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并不在北京市内，而是在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东部郊区，那里根本不是什么繁华大都市，而是一片比农村还要荒凉的盐碱地。
1996年7月10日，郭俊强到清河农场报到。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就连来自河南农村的他也无法想象居然还会有这么艰苦的地方。眼前是一排排70年代建设的低矮红砖平房，屋内地面返潮厉害，蚊子横飞，再加上年久失修，许多红砖房屋顶漏雨。
郭俊强签约以来积聚的忐忑不安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到达清河农场的第一夜，他喝醉了。他并不知晓，在南方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却正是整个监狱系统最艰难的关头。
农场机关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其实，郭俊强的经历并不算清河农场招聘史上最离奇的。1995年，清河农场在内蒙古招聘大学生时，招聘人员甚至问出了“假如三月不给你工资，你还会不会来”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考验应聘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真的要迟发一个季度，1月份的工资可能在4月份才能下发。清河农场机关甚至曾经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有时候我们发工资要到宁河县去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回忆说，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就最有权威。
而那个时期的清河农场，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每天你看到的就是带着草帽的警察与带着镰刀的犯人下地劳作，那场景十分怪异。”王金亮说，清河农场的干警们都被称为“农民警察”。农场生产的粮食先是交公粮，毛粮交给国家，然后监狱再去买成品粮。
除此之外，清河农场还有造纸厂、机械厂、粮食加工厂等几家工业企业。但改革开放之后，监狱经济的政治优势逐渐丧失，政策保护、减免税收……一把把“保护伞”被收了回去，只剩下了廉价劳动力(犯人)。清河农场几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全都濒于破产。与绝大多数监狱一样，清河农场也走向了来料加工的道路。
八九十年代，清河农场所有的监区都跑出去联系项目，所有监狱长的精力都放在了生产上，干警的工资和奖金、犯人的饮食，都需要经费，创收一度成了监狱工作不得不考虑的要务。据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统计，最多的时候一个监狱大概一年有100多个项目，整个北京监狱系统同时在监狱进行的项目最多时能有90多个。
虽然整个首都监狱系统的干警都在努力，但监狱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监狱干警们拉来的项目附加值极低，就是一些诸如给集邮册里边贴邮票，糊信封，糊纸袋，包一次性筷子等等。犯人们辛辛苦苦一整天，人均也就能挣一两元钱。
“为了生存，社会上不干的活，监狱得干。”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魏相如说。迫于生计，监狱通常每天晚上都会拉一批犯人去装卸火车。“警车的铁窗户一拉，犯人就散开了，根本无法严格监管。”犯人逃跑时有出现。
“90年代中期以前，清河农场一年跑十多个犯人是常事儿。”王金亮说。整个90年代前半期，抓逃基本是清河农场的首要任务。但那时残破不堪的清河农场不但关不住犯人，连监狱干警都难以留住。
监狱大都远离城市，尤其是清河农场。这种布局从清河农场的第一代起，就在农场职工干警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虽然是北京人，但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直到90年代末，有一些清河农场干警第一次到北京城，都会专门找一家西餐厅吃一顿传说中的西餐。
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中，监狱系统却接连数月发不下工资，其吸引力可想而知。整个北京监狱系统每年都会有100多人要求调出。“你想啊，外边的经济红红火火，不少监狱干警的同学朋友都成功了，在社会上混得不错，监狱系统却只能是背负巨大的基本经费欠缺压力，其中艰难可想而知，怎么可能稳定队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研究室主任任启才回忆说。
监狱警察无法安心工作，人心思走，设法调离的现象愈演愈烈。监狱系统只能靠政治手段硬捂着，不给档案，不办调离。
但即便如此，大多数干警仍然千方百计想离开监狱系统，有些人甚至抛弃档案，下海创业而去。1992年，由于要求调离的监狱干警实在太多，并且不停向北京市监狱局打报告，北京市监狱系统决定放开试一试。这一年，北京市监狱系统一下子走了数百人。当时，监狱与劳教并没有分家，北京监狱系统干警总数有8000人。
包袱重重的小社会走不动了
清河农场也曾经富裕过。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河农场曾经被称为“北国鱼米之乡”。“螃蟹满地爬，晚上到屋外用手电筒一照，就可以拾上一堆螃蟹下锅。”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崔乃贵回忆说。而清河农场自己培育生产的小站稻、玫瑰香葡萄更是在北京城拥有极高知名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劳改产品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情况下，监狱的劳动力优势明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河农场办了砖厂、米厂、面厂、造纸厂……那个时候，清河农场还属于北京市公安局，许多公安干警也都自愿去清河农场工作。
“‘文革’前，一个造纸厂就能给全清河发工资。”王金亮说，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不再。“文革”后，清河农场的经济一直捉襟见肘。这里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实际上，在北京市监狱局研究室主任任启才看来，清河农场生产粮食的成本应该比农民生产成本还要高，整个监狱运转的成本都在里边。那个时候，清河农场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包袱。
清河农场的社会包袱并非一天形成。当第一代清河人艰苦创业的时候，这个小社会就逐渐形成。随着农场初具规模，干警、职工的家属来到农场，同时农场刑满释放人员也被留场就业。日复一曰，年复一年，大量人口就聚集在了这里。 尤其是1978年，由于清河农场干警大多来自农村，多为部队转业，作为当时吸引干警的一项特殊政策，清河农场可以让两地分居的干警把家属接来，这样导致一大批农转非的干警家属子女等待农场解决就业、就学问题。清河农场不得不办起社区、工厂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等。这是当时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自然产物。
直到现在，清河农场还有一些社区，都在原来的监狱旁边，俨然一副小城镇模样。“也不是监狱愿意办社会，因为需要，但没人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任启才说。有了居民家庭，也就有了生活问题、工商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那么也就得有工商、邮局、银行、公安、法院、检察院……而这些农场办不了，都是北京市派驻过去的。一个小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问题出来了，监狱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很艰难。可是这些需要养活的还得靠自己来养活，就连子弟学校经费开支、老师的工资、学生的书本，都要靠监狱生产创收。”任启才说。
而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深化，清河农场的企业与农业生产却严重受挫。体制变了，农场周边的农民自由了，他们也开始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效率的提高使得市场上的农产品逐步出现过剩。而需要葡萄作为原材料的酒厂等企业，也不再以国家统一价格收购。农场的经济作物积压如山，甚至一度包了车皮往广州发，但很快就卖不动了。
1991年，清河农场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市局的不断反映、争取下，北京市政府在清河农场召开了一次常务会，专题现场研究清河农场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干警没有动力?那就给监狱干警增加浮动工资，由北京市财政出钱。生产不挣钱，项目不好?那就号召北京市各部门支持一下，给清河农场一些好项目。
这一次会议并没有改变清河农场的窘迫情形。“在市场条件下，谁有好项目拿到你这来?他有好项目，他自己不干，送给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任启才说。1993年，清河农场那座一度辉煌的造纸厂因严重亏损而被迫停产。背负沉重包袱的清河农场再也走不动了。
1993年，北京市监狱局就监狱经济运转状况组织了一个调研，终于提出应该确立国家对监狱的保障机制，财政保障的体制。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调研结果。清河农场的整个建设，中央只在建场初始通过财政划拨方式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而1955年底清河农场农业生产连续六年取得大丰收，主动通过财政归还了那2400万斤小米。监狱从解放初期就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所有的监狱经费基本上都依靠自身，通过罪犯的劳动，组织罪犯发展生产来解决的。
“国家给我们这么多的廉价劳动力(犯人)，给这么多投入，建了这么多厂房，这么多的土地，你不想法自己创收，发展生产，自己养活自己，给国家作贡献，反而向国家伸手要，说不过去。许多老同志感覺不光彩。”任启才说。
这个观念使得监狱体制改革顾虑重重，没人愿意开这样一个要钱的先例。虽然1993年的上半年以国家财政保障监狱经费的思路就已形成，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却并没有底气提出来。而此时，整个监狱系统的经济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
“警察吃皇粮，罪犯吃囚粮”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句时髦的话：“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市监狱局“让国家财政来保障监狱经费”的思路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个思路没有谈如何发展劳改经济(当时还叫劳改)，如何创收，反而要求国家供养，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份要钱的报告，关系到监狱当政者的仕途。
当时，某省监狱主管领导也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由于当地劳改生产方式是重工业，困难比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还要大。结果上级的批示说“不行就换人”。结果那名监狱主管领导真的被免职了。
但事实却依然摆在面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没有改变观点——监狱作为国家机器，应该由国家财政保障其经费支出；劳动改造是改造罪犯的手段，而不是监狱运行和发展的手段。
时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的张旭明最终还是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汇报了监狱的情况。他对当时的北京市相关领导说道：“北京监狱系统的警服是靠犯人生产的。”这让领导大为惊讶。
1993年12月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召开关于解决监狱系统困难的现场办公会议，这就是北京监狱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12·7”会议。接受了事实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了改革方向——“将监狱机关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序列，将监狱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体系。”监狱发展的大门打开了。
第二年，酝酿已久的《监狱法》出台，明确指出：“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
有了保障的北京市监狱系统，从1995年开始改造。作为北京监狱的半壁江山，清河农场率先实施监狱体制改革。他们的监狱经费开始纳入财政预算，干警也成为人民警察，而不再是“劳改干部”。清河农场的纯工企业在1998年全部划归北京市国资委。沉重的包袱终于卸了下来，清河农场彻底实行监企分离，专司改造罪犯的职能。
“1995年，1996年，1997年，清河农场明显步入轨道。”王金亮说。监狱的改造首先从围墙开始的，在1995年之前，北京所有监狱的围墙没有一个达到5.5米部颁标准。以往清河农场的围墙只有2米左右，一砖厚，如今全部建成了5.5米的标准高墙。1996年12月，清河农场犯人马岩越过一截没有安装电网的围墙脱逃，这是迄今为止清河农场最后一名脱逃的犯人。
也是在1995年，清河农场这个小社会开始设法融入大社会。京津高速开通之后，从北京出发到清河农场大概只需要一个半小时。1998年，监狱企业从农场分离；2002年顺利实现罪犯劳动由狱外转向狱内，狱外资源由生产部门集中经营；2004年，撤销了子弟学校，合并了11个社区，解决了监狱办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2005年，开通了警察班车；2007年，社区推行物业管理，实现了后勤保障社会化。
这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使监狱长摆脱了“场长”、“村长”和“生产队长”多重身份的困扰。特别是在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监狱经费得到根本保障，张旭明提出的“警察吃皇粮，罪犯吃囚粮”成为现实。而这些，则使监狱专司改造罪犯之职成为可能。
如今，清河农场的干警大部分都搬到北京居住，干警实行轮休制，每个月都可以有半个月时间在北京市区。每周三和周五，监狱会有数十辆大巴车从设在北京各处的站点出发，走京津塘高速直达清河农场，接送轮班的干警。清河农场这个小社会形成的乡镇模样的群落已逐步萎缩，只有少数台不得离开的老人还在那里长期居住。
摆脱了创收压力的清河农场开始重新规划，原本按照农业生产来布局的监 区过于分散，星罗棋布竟有14个监狱。现在清河农场规划了6座监狱，目前已有5座建成，还有一座在建。犯人劳动自然早已告别了农田，不再出监。
犯人的改造主体地位高过以往任何时候
5.5米的高墙上密布电网，像座城堡。门口的警官查看完证件，按下电钮，一道厚重铁门缓缓打开。步入这道铁门，身后咣当一声，回头一看，门已经关闭。这里是清河农场清园监狱。
每座监狱都有两道铁门，当第一道门完全关闭之后，第二道门才会启动。清园监狱的第二道门是铁栏杆样式的。透过这道铁栏杆门，可以看到监狱内是清一色的现代化建筑，广场、楼房、硬化路面……处处崭新。
這可能是国内硬件设施最好的监狱之一。监合内有电视、洗手间，被子一律叠成豆腐块，干净而敞亮。每间监合约30平米。现在，普通犯人的饮食标准是每月150元，每年都会发放冬装夏装。
“清河农场从当年低层次的挣饭吃、不跑人，现在已经转化为把犯人改造好。”王金亮说。监狱文化建设正在进行。以人为本，在清河农场的具体实施中，就是以警察与服刑人员为本。如今犯人的主体地位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高。
虽然现在犯人仍然在从事着劳动改造，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劳动是改造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手段。以清河农场潮白监狱为例，现在犯人从事的服装、医疗器械等生产，与其他改造手段紧密结合。处于高度戒备的犯人往往从事着重复性强并且没有劳动工具的工种，以磨练其性情；而轻度戒备的犯人则更多从事富有技术含量的工种。
2009年，这种来料加工的生产为潮白监狱赢来上百万元收益，这些收益除大部分依照经费“收支两条线”上缴国家财政外，监狱依据规定，一方面为参加劳动改造的犯人提供基本劳动报酬，按照劳动量一部分直接发到犯人个人日常生活必需物品零花存储卡内；其余部分则由监狱存储在犯人的社会就业准备保障金内。
为保障犯人的权益，每年北京市财政划拨给北京市监狱系统的经费都数以亿计。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北京市财政率先提供了罪犯的全部经费(包括生活经费、医疗保障等)，平均每个犯人有3000多元。而监狱则轻装上阵，特别是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后，监狱背负的社会与企业两座大山已然不复存在。
“现在正是清河农场再创辉煌的时刻。”王金亮说。1994年，清河农场招收大学生32名，这几乎是此前几年招收到的大学生数量的总和。1995年，招收大学生65名，1996年67名，1997年77名……如今，大学生干警成为清河农场的重点培养对象。
近些年，在各级财政保障下，监狱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西方的监狱经营探索中，监狱经历了从私有到公有再到私有的过程，而现在，经营监狱作为一个极具潜力的产业，加之其特殊的人权效应，交织着追捧与谴责。走过60年历史的清河农场，还在摸索自己的前进方向。或许不久之后，这块曾经的荒滩野地会有另一种气象。
签约的时候，郭俊强的腿有些发软，“这单位招聘怎么这么简单?”那是1996年，郭俊強刚刚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想来吗?”招聘人员说，“想来就没问题。”
郭俊强十分诧异，应聘一名警察可以这么宽松?他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单位介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确实是北京的国家机关。家境贫寒的郭俊强没有办法放弃这个机会。
此时，郭俊强对监狱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对“新中国最早的劳改农场”——清河农场更是闻所未闻。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在上演“孔雀东南飞”的热潮，南方的经济活力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刚刚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郭俊强，内心一直向往去福建厦门。不过，首都北京的吸引力同样巨大。
郭俊强没有想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并不在北京市内，而是在离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天津东部郊区，那里根本不是什么繁华大都市，而是一片比农村还要荒凉的盐碱地。
1996年7月10日，郭俊强到清河农场报到。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就连来自河南农村的他也无法想象居然还会有这么艰苦的地方。眼前是一排排70年代建设的低矮红砖平房，屋内地面返潮厉害，蚊子横飞，再加上年久失修，许多红砖房屋顶漏雨。
郭俊强签约以来积聚的忐忑不安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到达清河农场的第一夜，他喝醉了。他并不知晓，在南方经济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却正是整个监狱系统最艰难的关头。
农场机关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其实，郭俊强的经历并不算清河农场招聘史上最离奇的。1995年，清河农场在内蒙古招聘大学生时，招聘人员甚至问出了“假如三月不给你工资，你还会不会来”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考验应聘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真的要迟发一个季度，1月份的工资可能在4月份才能下发。清河农场机关甚至曾经连续五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有时候我们发工资要到宁河县去借。”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回忆说，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就最有权威。
而那个时期的清河农场，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每天你看到的就是带着草帽的警察与带着镰刀的犯人下地劳作，那场景十分怪异。”王金亮说，清河农场的干警们都被称为“农民警察”。农场生产的粮食先是交公粮，毛粮交给国家，然后监狱再去买成品粮。
除此之外，清河农场还有造纸厂、机械厂、粮食加工厂等几家工业企业。但改革开放之后，监狱经济的政治优势逐渐丧失，政策保护、减免税收……一把把“保护伞”被收了回去，只剩下了廉价劳动力(犯人)。清河农场几家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全都濒于破产。与绝大多数监狱一样，清河农场也走向了来料加工的道路。
八九十年代，清河农场所有的监区都跑出去联系项目，所有监狱长的精力都放在了生产上，干警的工资和奖金、犯人的饮食，都需要经费，创收一度成了监狱工作不得不考虑的要务。据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统计，最多的时候一个监狱大概一年有100多个项目，整个北京监狱系统同时在监狱进行的项目最多时能有90多个。
虽然整个首都监狱系统的干警都在努力，但监狱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监狱干警们拉来的项目附加值极低，就是一些诸如给集邮册里边贴邮票，糊信封，糊纸袋，包一次性筷子等等。犯人们辛辛苦苦一整天，人均也就能挣一两元钱。
“为了生存，社会上不干的活，监狱得干。”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魏相如说。迫于生计，监狱通常每天晚上都会拉一批犯人去装卸火车。“警车的铁窗户一拉，犯人就散开了，根本无法严格监管。”犯人逃跑时有出现。
“90年代中期以前，清河农场一年跑十多个犯人是常事儿。”王金亮说。整个90年代前半期，抓逃基本是清河农场的首要任务。但那时残破不堪的清河农场不但关不住犯人，连监狱干警都难以留住。
监狱大都远离城市，尤其是清河农场。这种布局从清河农场的第一代起，就在农场职工干警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虽然是北京人，但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直到90年代末，有一些清河农场干警第一次到北京城，都会专门找一家西餐厅吃一顿传说中的西餐。
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中，监狱系统却接连数月发不下工资，其吸引力可想而知。整个北京监狱系统每年都会有100多人要求调出。“你想啊，外边的经济红红火火，不少监狱干警的同学朋友都成功了，在社会上混得不错，监狱系统却只能是背负巨大的基本经费欠缺压力，其中艰难可想而知，怎么可能稳定队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研究室主任任启才回忆说。
监狱警察无法安心工作，人心思走，设法调离的现象愈演愈烈。监狱系统只能靠政治手段硬捂着，不给档案，不办调离。
但即便如此，大多数干警仍然千方百计想离开监狱系统，有些人甚至抛弃档案，下海创业而去。1992年，由于要求调离的监狱干警实在太多，并且不停向北京市监狱局打报告，北京市监狱系统决定放开试一试。这一年，北京市监狱系统一下子走了数百人。当时，监狱与劳教并没有分家，北京监狱系统干警总数有8000人。
包袱重重的小社会走不动了
清河农场也曾经富裕过。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建立不久的清河农场曾经被称为“北国鱼米之乡”。“螃蟹满地爬，晚上到屋外用手电筒一照，就可以拾上一堆螃蟹下锅。”原清河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崔乃贵回忆说。而清河农场自己培育生产的小站稻、玫瑰香葡萄更是在北京城拥有极高知名度。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劳改产品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情况下，监狱的劳动力优势明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河农场办了砖厂、米厂、面厂、造纸厂……那个时候，清河农场还属于北京市公安局，许多公安干警也都自愿去清河农场工作。
“‘文革’前，一个造纸厂就能给全清河发工资。”王金亮说，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不再。“文革”后，清河农场的经济一直捉襟见肘。这里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实际上，在北京市监狱局研究室主任任启才看来，清河农场生产粮食的成本应该比农民生产成本还要高，整个监狱运转的成本都在里边。那个时候，清河农场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包袱。
清河农场的社会包袱并非一天形成。当第一代清河人艰苦创业的时候，这个小社会就逐渐形成。随着农场初具规模，干警、职工的家属来到农场，同时农场刑满释放人员也被留场就业。日复一曰，年复一年，大量人口就聚集在了这里。 尤其是1978年，由于清河农场干警大多来自农村，多为部队转业，作为当时吸引干警的一项特殊政策，清河农场可以让两地分居的干警把家属接来，这样导致一大批农转非的干警家属子女等待农场解决就业、就学问题。清河农场不得不办起社区、工厂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等。这是当时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自然产物。
直到现在，清河农场还有一些社区，都在原来的监狱旁边，俨然一副小城镇模样。“也不是监狱愿意办社会，因为需要，但没人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任启才说。有了居民家庭，也就有了生活问题、工商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那么也就得有工商、邮局、银行、公安、法院、检察院……而这些农场办不了，都是北京市派驻过去的。一个小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问题出来了，监狱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很艰难。可是这些需要养活的还得靠自己来养活，就连子弟学校经费开支、老师的工资、学生的书本，都要靠监狱生产创收。”任启才说。
而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深化，清河农场的企业与农业生产却严重受挫。体制变了，农场周边的农民自由了，他们也开始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效率的提高使得市场上的农产品逐步出现过剩。而需要葡萄作为原材料的酒厂等企业，也不再以国家统一价格收购。农场的经济作物积压如山，甚至一度包了车皮往广州发，但很快就卖不动了。
1991年，清河农场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市局的不断反映、争取下，北京市政府在清河农场召开了一次常务会，专题现场研究清河农场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干警没有动力?那就给监狱干警增加浮动工资，由北京市财政出钱。生产不挣钱，项目不好?那就号召北京市各部门支持一下，给清河农场一些好项目。
这一次会议并没有改变清河农场的窘迫情形。“在市场条件下，谁有好项目拿到你这来?他有好项目，他自己不干，送给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任启才说。1993年，清河农场那座一度辉煌的造纸厂因严重亏损而被迫停产。背负沉重包袱的清河农场再也走不动了。
1993年，北京市监狱局就监狱经济运转状况组织了一个调研，终于提出应该确立国家对监狱的保障机制，财政保障的体制。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调研结果。清河农场的整个建设，中央只在建场初始通过财政划拨方式以2400万斤小米作为启动经费。而1955年底清河农场农业生产连续六年取得大丰收，主动通过财政归还了那2400万斤小米。监狱从解放初期就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所有的监狱经费基本上都依靠自身，通过罪犯的劳动，组织罪犯发展生产来解决的。
“国家给我们这么多的廉价劳动力(犯人)，给这么多投入，建了这么多厂房，这么多的土地，你不想法自己创收，发展生产，自己养活自己，给国家作贡献，反而向国家伸手要，说不过去。许多老同志感覺不光彩。”任启才说。
这个观念使得监狱体制改革顾虑重重，没人愿意开这样一个要钱的先例。虽然1993年的上半年以国家财政保障监狱经费的思路就已形成，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却并没有底气提出来。而此时，整个监狱系统的经济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
“警察吃皇粮，罪犯吃囚粮”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句时髦的话：“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市监狱局“让国家财政来保障监狱经费”的思路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个思路没有谈如何发展劳改经济(当时还叫劳改)，如何创收，反而要求国家供养，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份要钱的报告，关系到监狱当政者的仕途。
当时，某省监狱主管领导也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由于当地劳改生产方式是重工业，困难比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还要大。结果上级的批示说“不行就换人”。结果那名监狱主管领导真的被免职了。
但事实却依然摆在面前。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没有改变观点——监狱作为国家机器，应该由国家财政保障其经费支出；劳动改造是改造罪犯的手段，而不是监狱运行和发展的手段。
时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局长的张旭明最终还是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汇报了监狱的情况。他对当时的北京市相关领导说道：“北京监狱系统的警服是靠犯人生产的。”这让领导大为惊讶。
1993年12月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召开关于解决监狱系统困难的现场办公会议，这就是北京监狱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12·7”会议。接受了事实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了改革方向——“将监狱机关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序列，将监狱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体系。”监狱发展的大门打开了。
第二年，酝酿已久的《监狱法》出台，明确指出：“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
有了保障的北京市监狱系统，从1995年开始改造。作为北京监狱的半壁江山，清河农场率先实施监狱体制改革。他们的监狱经费开始纳入财政预算，干警也成为人民警察，而不再是“劳改干部”。清河农场的纯工企业在1998年全部划归北京市国资委。沉重的包袱终于卸了下来，清河农场彻底实行监企分离，专司改造罪犯的职能。
“1995年，1996年，1997年，清河农场明显步入轨道。”王金亮说。监狱的改造首先从围墙开始的，在1995年之前，北京所有监狱的围墙没有一个达到5.5米部颁标准。以往清河农场的围墙只有2米左右，一砖厚，如今全部建成了5.5米的标准高墙。1996年12月，清河农场犯人马岩越过一截没有安装电网的围墙脱逃，这是迄今为止清河农场最后一名脱逃的犯人。
也是在1995年，清河农场这个小社会开始设法融入大社会。京津高速开通之后，从北京出发到清河农场大概只需要一个半小时。1998年，监狱企业从农场分离；2002年顺利实现罪犯劳动由狱外转向狱内，狱外资源由生产部门集中经营；2004年，撤销了子弟学校，合并了11个社区，解决了监狱办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2005年，开通了警察班车；2007年，社区推行物业管理，实现了后勤保障社会化。
这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使监狱长摆脱了“场长”、“村长”和“生产队长”多重身份的困扰。特别是在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监狱经费得到根本保障，张旭明提出的“警察吃皇粮，罪犯吃囚粮”成为现实。而这些，则使监狱专司改造罪犯之职成为可能。
如今，清河农场的干警大部分都搬到北京居住，干警实行轮休制，每个月都可以有半个月时间在北京市区。每周三和周五，监狱会有数十辆大巴车从设在北京各处的站点出发，走京津塘高速直达清河农场，接送轮班的干警。清河农场这个小社会形成的乡镇模样的群落已逐步萎缩，只有少数台不得离开的老人还在那里长期居住。
摆脱了创收压力的清河农场开始重新规划，原本按照农业生产来布局的监 区过于分散，星罗棋布竟有14个监狱。现在清河农场规划了6座监狱，目前已有5座建成，还有一座在建。犯人劳动自然早已告别了农田，不再出监。
犯人的改造主体地位高过以往任何时候
5.5米的高墙上密布电网，像座城堡。门口的警官查看完证件，按下电钮，一道厚重铁门缓缓打开。步入这道铁门，身后咣当一声，回头一看，门已经关闭。这里是清河农场清园监狱。
每座监狱都有两道铁门，当第一道门完全关闭之后，第二道门才会启动。清园监狱的第二道门是铁栏杆样式的。透过这道铁栏杆门，可以看到监狱内是清一色的现代化建筑，广场、楼房、硬化路面……处处崭新。
這可能是国内硬件设施最好的监狱之一。监合内有电视、洗手间，被子一律叠成豆腐块，干净而敞亮。每间监合约30平米。现在，普通犯人的饮食标准是每月150元，每年都会发放冬装夏装。
“清河农场从当年低层次的挣饭吃、不跑人，现在已经转化为把犯人改造好。”王金亮说。监狱文化建设正在进行。以人为本，在清河农场的具体实施中，就是以警察与服刑人员为本。如今犯人的主体地位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高。
虽然现在犯人仍然在从事着劳动改造，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劳动是改造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手段。以清河农场潮白监狱为例，现在犯人从事的服装、医疗器械等生产，与其他改造手段紧密结合。处于高度戒备的犯人往往从事着重复性强并且没有劳动工具的工种，以磨练其性情；而轻度戒备的犯人则更多从事富有技术含量的工种。
2009年，这种来料加工的生产为潮白监狱赢来上百万元收益，这些收益除大部分依照经费“收支两条线”上缴国家财政外，监狱依据规定，一方面为参加劳动改造的犯人提供基本劳动报酬，按照劳动量一部分直接发到犯人个人日常生活必需物品零花存储卡内；其余部分则由监狱存储在犯人的社会就业准备保障金内。
为保障犯人的权益，每年北京市财政划拨给北京市监狱系统的经费都数以亿计。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北京市财政率先提供了罪犯的全部经费(包括生活经费、医疗保障等)，平均每个犯人有3000多元。而监狱则轻装上阵，特别是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后，监狱背负的社会与企业两座大山已然不复存在。
“现在正是清河农场再创辉煌的时刻。”王金亮说。1994年，清河农场招收大学生32名，这几乎是此前几年招收到的大学生数量的总和。1995年，招收大学生65名，1996年67名，1997年77名……如今，大学生干警成为清河农场的重点培养对象。
近些年，在各级财政保障下，监狱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西方的监狱经营探索中，监狱经历了从私有到公有再到私有的过程，而现在，经营监狱作为一个极具潜力的产业，加之其特殊的人权效应，交织着追捧与谴责。走过60年历史的清河农场，还在摸索自己的前进方向。或许不久之后，这块曾经的荒滩野地会有另一种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