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犬纹，是我国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动物纹样，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作为装饰使用。从古至今，犬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文章通过对汉淮地区东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犬纹装饰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发现东周时期人们用犬纹作为装饰的原因与犬本身所具备比较勇猛的特征及其忠于主人的天性有关，犬纹作为装饰的习俗同时也是原始社会生灵崇拜和图腾崇拜等信仰痕迹的遗留。另外犬在我国古代的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寓意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犬纹;装饰特征;图腾崇拜;文化寓意
犬是我国古代最早被驯化的家畜之一。犬纹装饰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之上，用以展现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审美情趣。如我国最早的犬纹出现在辛店文化的姬家川类型和张家咀类型的彩陶上，此时的犬形象属于比较抽象的类型，当时将这种抽象的犬纹叫作双钩曲纹。自古以来诸多文献中都有对犬的记载和研究，如《诗·小雅·巧言》中载“跃跃毚兔，遇犬获之”，这里的兔子指的是谗言。《山海经》中也有很多关于犬的记载，其中就有天狗，如“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于番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曰天狗，其状如狸而白首，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天狗长得与野猫较为相似，但是头部毛发是白色的，天狗发出的声音也与猫叫声相似，天狗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避凶的，《山海经》中关于这种怪异动物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此时的天狗已经演变为彗星或者流星的俗稱，由于古人缺乏相关的天文学常识，便认为这种天狗出现的现象是不吉利的，所以此时天狗也就成了凶星的代表。
汉淮地区的犬纹装饰数量不多，同时由于部分文物图片不够清晰，本文仅选择清晰度较高的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这些文物中的犬纹根据其自身维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平面犬纹装饰和立体犬纹装饰，其中平面犬纹装饰如下。
例如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漆木弩，木弩上面绘制有多处犬形象的场景。场景一：一个猎人正刺向一只身体半蹲的虎，猎人的旁边是一个侍者，该侍者牵引着一只犬，犬的身体较瘦，四肢细长呈站立姿态，犬的脖子上套着绳子，昂首向前（图1）。场景二：重现了猎犬追逐鹿的紧张情景，画面中有三只犬正在追逐着一群鹿，鹿的品种可以分为梅花鹿和普通的鹿两种类型（图2）。场景三：猎犬正在奋力追逐四只正在拼命逃跑的豕（图3）。
又如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锦瑟。场景一：锦瑟尾端有一幅《狩猎图》。《狩猎图》画面中是一位猎人和他的猎犬正在围追捕获一群鹿（图4）。场景二：信阳楚墓的锦瑟上部为《巫师戏龙图》。图像中在巫师的右侧有一个浑身长满鳞片的野兽，野兽四肢站立在地上，在野兽的腹部下方，有一只犬，犬半卧在地下，张口对着野兽的腹部狂吠不止（图5）。
立体犬纹装饰与平面犬纹装饰不同，平面犬纹形象常常呈蹲卧状、站立状两种姿态，缺乏奔跑状的立体犬纹形象。立体犬纹形象有信阳长台关2号墓的木雕凤（图6），木雕凤底座由两只尾部相连的犬组成的，犬昂首，臀部微微上翘，尾巴向内卷起，四肢前屈呈蹲卧的姿态。再如信阳长台关2号墓镇墓兽（图7），该镇墓兽整体看上去是犬的形象，镇墓兽头部插有鹿角，瞪着两只很大的圆眼睛，舌头很长并自然垂下，镇墓兽的身上还细致地绘制着银白色的纹饰。
除此之外，还有襄阳山湾东周墓出土的铜罍（图8），铜罍的两个耳朵制成犬的形状，犬立耳，嘴张开，昂首，躬身，尾巴很短，站立在罍的两侧呈两两对望状。犬的首部明显高于罍的口部，方便拿取。设计十分新颖独特。汉淮地区东周墓葬中出土的犬纹装饰数量很少，以上平面犬纹装饰来自两件文物，分别是枣阳九连墩楚墓的漆木弩和信阳长台关楚墓的锦瑟。立体犬纹装饰则来自3件文物，分别是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的木雕凤和镇墓兽，以及襄阳山湾东周墓的铜罍。
经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平面犬纹装饰的载体均为漆木器，并且均以绘画的形式展现犬形象，绘画内容与狩猎相关。立体犬纹装饰的载体为漆木器和铜器，犬整体作为装饰或者作为器物的附件，十分形象。这些犬形象装饰通常于汉淮地区的随枣走廊、南襄盆地和淮河上游地区出土，其中犬纹动物装饰出土数量最多的区域是在淮河上游的信阳地区。战国早期流行呈蹲卧状的平面犬纹装饰，战国中期比较流行呈站立状的平面犬纹装饰，奔跑状的犬纹装饰流行的时间比较长，从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立体犬纹装饰多数流行于战国中期这段时间，立体犬纹装饰的器物如木雕凤和镇墓兽等，均为典型的楚国丧葬用器，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
汉淮地区的平面犬纹装饰和立体犬纹装饰多出土于战国时期的楚系墓葬中，其时代特征无论是平面犬纹装饰或是立体犬纹装饰均在战国中期最为流行。楚系墓葬分为广义的楚墓和狭义的楚墓，本文的楚墓是指广义的楚墓，也就是受到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墓葬，从空间上讲指的是楚周边的附庸国墓葬，从时间上讲，春秋中期以后的楚及其周边国家的墓葬都属于楚系墓。平面犬纹装饰多出现在纪实的且与狩猎相关的场景图中，犬常常被人牵引或是跟随在主人身旁，在狩猎过程中帮助主人围追堵截猎物，或者对猎物直接发起攻击，以此帮助主人制造捕捉猎物的机会。以此推测狩猎图中的犬纹形象应该是猎犬，纪实狩猎图主要突出其在狩猎过程中的辅助性作用。
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猎犬的记载，其中诗经中就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记载。《诗·齐风·卢令》载：“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这里的卢指的就是猎犬，令令是指猎犬所佩戴的铜铃，这段话讲的就是长相雄壮的男子带着猎犬前去打猎，犬颈项上的铜铃因为犬灵动洒脱的动作而叮当作响，以此凸显出猎犬的勇猛好动，可见犬在战国时期贵族的狩猎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犬是一种极其勇敢的动物，面对比自身强壮数倍的动物也并不退缩，因此犬不仅可以在狩猎活动中帮助猎人围追堵截抓捕猎物，而且还因其自身的勇猛性格出现在一些宗教色彩的绘画中。比如信阳楚墓的《巫师戏龙图》中，猎犬对着浑身长满鳞片的凶猛野兽狂吠，这一切举动都疑似在协助巫师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立体犬的装饰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犬形装饰作为器物本身，如犬形镇墓兽;另一种是犬形装饰作为器物的一个附件存在，比如犬形作为铜罍的耳朵，这种装饰手法仅在南襄盆地地区的东周墓中有所发现，装饰手法比较新奇。 犬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可见早在原始社会犬就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从而被人们熟悉后刻画在陶器上作为装饰。犬在没有被驯服之前是比较勇猛的动物，其野外生存能力比较强，早期人类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了人类十分羡慕动物的强大生存能力，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人类早期对动物的生靈崇拜和图腾崇拜。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巫术思想流行，各种宗庙祭祀活动比较频繁，祭祀中用到的祭牲就有犬这种动物。到了西周时期，这种用犬祭祀的习惯被延续下来，同时西周还设有专门的官职“犬人”来豢养这些专门用作祭祀的犬。可见商周时期，犬主要在祭祀活动中充当祭牲，协助巫师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
战国时期，豢养犬的人们越来越多，犬在此时用于满足人们对于肉食的需求，《孟子·梁惠王上》载：“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战国时期犬与鸡、猪一起可以满足人们的肉食所需。同时在《吕氏春秋》中记载：“犬肉阳性，适宜在秋季食用，温广主补五脏劳伤。”可见，犬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补药也是美食。
除此之外，犬还用于看家护院，这一点与现在很多家庭养犬的目的是完全相符的。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犬看家护院的记载，如《韩非子·说林下》记载：“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硃曰：‘子勿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墨而来，子岂能毋怪哉？’”讲的是杨朱的弟弟穿着白衣服出门，下雨被淋湿后脱掉白衣，露出里面的黑衣回家遭到杨朱家犬的狂吠。可见，犬非常的勇猛，并且他们天性忠于自己的主人，守护主人的财产和安全。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弱，社会比较混乱，因此此时很多人开始豢养家犬来看家护院，保护自身的私人财产。除此之外，战国时期的贵族还会将犬视为自己个人财产的一部分赠送给朋友，说明犬也可以在社交活动中充当“礼物”的功能，甚至犬有时候也作为贡品进行上贡。如《汲冢周书》记载：“商汤时，四方献，以珠玑玳瑁短狗献。”讲的就是商汤时期将犬与珠宝等珍贵物品作为贡品进行上贡，可见犬在商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商代墓葬有腰坑和车马坑殉犬的习俗，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殉葬有6只犬，腰坑当中有1只，其余在椁顶上部，这应该与犬本身的珍贵性息息相关。《唐书·地理志》载：“河南道濮阳郡上贡绢犬。”可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将犬作为贡品上贡的形式一直得以延续下来。
综上所述，犬最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因为其强大的生存能力而被早期人类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商周时期祭祀活动频繁，犬用以充当祭祀所用的祭牲，同时因为犬肉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被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肉食所需。东周时期的《狩猎图》可以证明战国时期的犬多数作为猎犬存在，犬比较勇猛，可以在狩猎过程中帮助主人围捕猎物，或者向猎物发起攻击，为主人创造抓捕的时机。另外楚墓中典型丧葬器镇墓兽作犬的形象，也是因为犬本身比较勇猛的天性，墓主人将其放入自己的墓室中，希望犬可以像生前一样忠于自己、保护自己的灵魂不受侵害。除此之外，东周时期很多人们开始养犬，其主要功能还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后来犬逐渐演变为主人的私人财产，因此开始具有“礼物”的功能。
参考文献
[1]贺官保，黄士斌.信阳长台关第2号楚墓的发掘[J].考古，1958（11）：79-80，6-12.
[2]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1983（2）：1-35，95-101.
[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5]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M]//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王先福，郝勤建，杨力，等.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漆木弩彩画[J].文物，2017（2）：38-49.
[7]湖北省博物馆，王红星.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关键词：犬纹;装饰特征;图腾崇拜;文化寓意
犬是我国古代最早被驯化的家畜之一。犬纹装饰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之上，用以展现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审美情趣。如我国最早的犬纹出现在辛店文化的姬家川类型和张家咀类型的彩陶上，此时的犬形象属于比较抽象的类型，当时将这种抽象的犬纹叫作双钩曲纹。自古以来诸多文献中都有对犬的记载和研究，如《诗·小雅·巧言》中载“跃跃毚兔，遇犬获之”，这里的兔子指的是谗言。《山海经》中也有很多关于犬的记载，其中就有天狗，如“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于番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曰天狗，其状如狸而白首，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天狗长得与野猫较为相似，但是头部毛发是白色的，天狗发出的声音也与猫叫声相似，天狗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避凶的，《山海经》中关于这种怪异动物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此时的天狗已经演变为彗星或者流星的俗稱，由于古人缺乏相关的天文学常识，便认为这种天狗出现的现象是不吉利的，所以此时天狗也就成了凶星的代表。
汉淮地区的犬纹装饰数量不多，同时由于部分文物图片不够清晰，本文仅选择清晰度较高的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这些文物中的犬纹根据其自身维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平面犬纹装饰和立体犬纹装饰，其中平面犬纹装饰如下。
例如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漆木弩，木弩上面绘制有多处犬形象的场景。场景一：一个猎人正刺向一只身体半蹲的虎，猎人的旁边是一个侍者，该侍者牵引着一只犬，犬的身体较瘦，四肢细长呈站立姿态，犬的脖子上套着绳子，昂首向前（图1）。场景二：重现了猎犬追逐鹿的紧张情景，画面中有三只犬正在追逐着一群鹿，鹿的品种可以分为梅花鹿和普通的鹿两种类型（图2）。场景三：猎犬正在奋力追逐四只正在拼命逃跑的豕（图3）。
又如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锦瑟。场景一：锦瑟尾端有一幅《狩猎图》。《狩猎图》画面中是一位猎人和他的猎犬正在围追捕获一群鹿（图4）。场景二：信阳楚墓的锦瑟上部为《巫师戏龙图》。图像中在巫师的右侧有一个浑身长满鳞片的野兽，野兽四肢站立在地上，在野兽的腹部下方，有一只犬，犬半卧在地下，张口对着野兽的腹部狂吠不止（图5）。
立体犬纹装饰与平面犬纹装饰不同，平面犬纹形象常常呈蹲卧状、站立状两种姿态，缺乏奔跑状的立体犬纹形象。立体犬纹形象有信阳长台关2号墓的木雕凤（图6），木雕凤底座由两只尾部相连的犬组成的，犬昂首，臀部微微上翘，尾巴向内卷起，四肢前屈呈蹲卧的姿态。再如信阳长台关2号墓镇墓兽（图7），该镇墓兽整体看上去是犬的形象，镇墓兽头部插有鹿角，瞪着两只很大的圆眼睛，舌头很长并自然垂下，镇墓兽的身上还细致地绘制着银白色的纹饰。
除此之外，还有襄阳山湾东周墓出土的铜罍（图8），铜罍的两个耳朵制成犬的形状，犬立耳，嘴张开，昂首，躬身，尾巴很短，站立在罍的两侧呈两两对望状。犬的首部明显高于罍的口部，方便拿取。设计十分新颖独特。汉淮地区东周墓葬中出土的犬纹装饰数量很少，以上平面犬纹装饰来自两件文物，分别是枣阳九连墩楚墓的漆木弩和信阳长台关楚墓的锦瑟。立体犬纹装饰则来自3件文物，分别是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的木雕凤和镇墓兽，以及襄阳山湾东周墓的铜罍。
经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平面犬纹装饰的载体均为漆木器，并且均以绘画的形式展现犬形象，绘画内容与狩猎相关。立体犬纹装饰的载体为漆木器和铜器，犬整体作为装饰或者作为器物的附件，十分形象。这些犬形象装饰通常于汉淮地区的随枣走廊、南襄盆地和淮河上游地区出土，其中犬纹动物装饰出土数量最多的区域是在淮河上游的信阳地区。战国早期流行呈蹲卧状的平面犬纹装饰，战国中期比较流行呈站立状的平面犬纹装饰，奔跑状的犬纹装饰流行的时间比较长，从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中期。立体犬纹装饰多数流行于战国中期这段时间，立体犬纹装饰的器物如木雕凤和镇墓兽等，均为典型的楚国丧葬用器，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
汉淮地区的平面犬纹装饰和立体犬纹装饰多出土于战国时期的楚系墓葬中，其时代特征无论是平面犬纹装饰或是立体犬纹装饰均在战国中期最为流行。楚系墓葬分为广义的楚墓和狭义的楚墓，本文的楚墓是指广义的楚墓，也就是受到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墓葬，从空间上讲指的是楚周边的附庸国墓葬，从时间上讲，春秋中期以后的楚及其周边国家的墓葬都属于楚系墓。平面犬纹装饰多出现在纪实的且与狩猎相关的场景图中，犬常常被人牵引或是跟随在主人身旁，在狩猎过程中帮助主人围追堵截猎物，或者对猎物直接发起攻击，以此帮助主人制造捕捉猎物的机会。以此推测狩猎图中的犬纹形象应该是猎犬，纪实狩猎图主要突出其在狩猎过程中的辅助性作用。
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猎犬的记载，其中诗经中就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记载。《诗·齐风·卢令》载：“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这里的卢指的就是猎犬，令令是指猎犬所佩戴的铜铃，这段话讲的就是长相雄壮的男子带着猎犬前去打猎，犬颈项上的铜铃因为犬灵动洒脱的动作而叮当作响，以此凸显出猎犬的勇猛好动，可见犬在战国时期贵族的狩猎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犬是一种极其勇敢的动物，面对比自身强壮数倍的动物也并不退缩，因此犬不仅可以在狩猎活动中帮助猎人围追堵截抓捕猎物，而且还因其自身的勇猛性格出现在一些宗教色彩的绘画中。比如信阳楚墓的《巫师戏龙图》中，猎犬对着浑身长满鳞片的凶猛野兽狂吠，这一切举动都疑似在协助巫师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立体犬的装饰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犬形装饰作为器物本身，如犬形镇墓兽;另一种是犬形装饰作为器物的一个附件存在，比如犬形作为铜罍的耳朵，这种装饰手法仅在南襄盆地地区的东周墓中有所发现，装饰手法比较新奇。 犬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的陶器上，可见早在原始社会犬就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从而被人们熟悉后刻画在陶器上作为装饰。犬在没有被驯服之前是比较勇猛的动物，其野外生存能力比较强，早期人类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这就导致了人类十分羡慕动物的强大生存能力，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人类早期对动物的生靈崇拜和图腾崇拜。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巫术思想流行，各种宗庙祭祀活动比较频繁，祭祀中用到的祭牲就有犬这种动物。到了西周时期，这种用犬祭祀的习惯被延续下来，同时西周还设有专门的官职“犬人”来豢养这些专门用作祭祀的犬。可见商周时期，犬主要在祭祀活动中充当祭牲，协助巫师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
战国时期，豢养犬的人们越来越多，犬在此时用于满足人们对于肉食的需求，《孟子·梁惠王上》载：“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战国时期犬与鸡、猪一起可以满足人们的肉食所需。同时在《吕氏春秋》中记载：“犬肉阳性，适宜在秋季食用，温广主补五脏劳伤。”可见，犬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补药也是美食。
除此之外，犬还用于看家护院，这一点与现在很多家庭养犬的目的是完全相符的。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犬看家护院的记载，如《韩非子·说林下》记载：“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硃曰：‘子勿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墨而来，子岂能毋怪哉？’”讲的是杨朱的弟弟穿着白衣服出门，下雨被淋湿后脱掉白衣，露出里面的黑衣回家遭到杨朱家犬的狂吠。可见，犬非常的勇猛，并且他们天性忠于自己的主人，守护主人的财产和安全。
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弱，社会比较混乱，因此此时很多人开始豢养家犬来看家护院，保护自身的私人财产。除此之外，战国时期的贵族还会将犬视为自己个人财产的一部分赠送给朋友，说明犬也可以在社交活动中充当“礼物”的功能，甚至犬有时候也作为贡品进行上贡。如《汲冢周书》记载：“商汤时，四方献，以珠玑玳瑁短狗献。”讲的就是商汤时期将犬与珠宝等珍贵物品作为贡品进行上贡，可见犬在商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商代墓葬有腰坑和车马坑殉犬的习俗，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殉葬有6只犬，腰坑当中有1只，其余在椁顶上部，这应该与犬本身的珍贵性息息相关。《唐书·地理志》载：“河南道濮阳郡上贡绢犬。”可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将犬作为贡品上贡的形式一直得以延续下来。
综上所述，犬最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因为其强大的生存能力而被早期人类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商周时期祭祀活动频繁，犬用以充当祭祀所用的祭牲，同时因为犬肉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被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肉食所需。东周时期的《狩猎图》可以证明战国时期的犬多数作为猎犬存在，犬比较勇猛，可以在狩猎过程中帮助主人围捕猎物，或者向猎物发起攻击，为主人创造抓捕的时机。另外楚墓中典型丧葬器镇墓兽作犬的形象，也是因为犬本身比较勇猛的天性，墓主人将其放入自己的墓室中，希望犬可以像生前一样忠于自己、保护自己的灵魂不受侵害。除此之外，东周时期很多人们开始养犬，其主要功能还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后来犬逐渐演变为主人的私人财产，因此开始具有“礼物”的功能。
参考文献
[1]贺官保，黄士斌.信阳长台关第2号楚墓的发掘[J].考古，1958（11）：79-80，6-12.
[2]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1983（2）：1-35，95-101.
[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5]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M]//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王先福，郝勤建，杨力，等.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漆木弩彩画[J].文物，2017（2）：38-49.
[7]湖北省博物馆，王红星.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