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先生在华文写作和英文写作视野里面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生于1920年代，在美国的最早二三十年，以英文写作，以华人作家身份占据主流文化一席之地。到了70年代末，中国大陆文化开放初现苗头，一种把现代欧美文学思想输入中国文化界的使命感燃起他重新运用母语写作的热情。从1987年为《读书》杂志每月写一篇“纽约通讯”开始，他在介绍、论述、剖析现当代欧美作家与作品方面作了重要贡献。今年年初，93岁的董鼎山宣布封笔，本刊特邀旅美作家罗慰年先生，素描了董先生近年在美国的生活，并选载董先生的一篇旧文，以飨读者。
　　董鼎山爱用“一个单身老人（a single old man）的书房”形容他的书房，意思是书房杂乱。其实，他的书房并不杂乱。一台戴尔手提电脑摆在桌子上，阅读网上资料和发电子邮件。书架上放着期刊和报纸，没有书本。该赠送的书他都赠送了。
　　董鼎山爱书，他好读书，也好赠书;他的很多书，都陆陆续续送了朋友。书房原来还有一些珍贵的藏书，几个月前也全部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他希望这些书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发挥作用。
　　最近，我与南大陈远焕一道拜访董鼎山，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位知名作家。董鼎山一头灰发，两肩清瘦，跟几十年前《天下真小》里的照片大不一样。他手执拐杖，颤颤巍巍走上前跟我们握手。
　　世界真小，天气真好，窗外阳光明媚。他说，“天气真好！”他的白纱窗帘在微风中飘着，从窗帘的纹路透进阳光，阳光如同一个舞者，在地板上舞动。他从飘舞的窗帘掀开的一角阳光，欣赏和享受窗外美丽的天气。
　　不久前的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对来访的陈远焕说，“你陪着我到外面走走吧！”陈远焕陪着他走到大楼外的人行道。为着能在阳光下走这么一段路，他高兴了好一会。
　　陈远焕把散步的录像放给他看，看到自己走路的模样，他高兴地笑了起来，笑得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随后，他叹了一口气，“很快我就要坐轮椅了，我的女儿正在考虑为我买一个轮椅。”
　　董鼎山身体正在衰老，可是他的心还年轻。望着他灰白的头发和清癯的面庞，我能体会他衰老却不服老的心境。他说，“如今我年过90，还是如此一股孩子心情。”这种孩子般的心情，从他发表第一篇文章起，70多年，未曾衰减。
　　14岁那年，董鼎山在《时事公报》发表第一篇文章。那时，他还向柯灵主编的《大美报》投稿。1982年，他在《与柯灵话旧》中写道，“40年前，我还是上海复旦附中高一学生，投了一篇名叫《铃声》的短篇散文诗给当时《大美报》副刊《浅草》，被采用了。”1947年，董鼎山出版短篇小说集《幻想的土地》。
　　1947年秋，董鼎山赴美留学，入读密苏里大学，从此改变人生轨道。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后，先是在《联合日报》主持国际新闻版。
　　1957年反右运动，彻底粉碎了他回国的愿望。他在美国安身立命，从图书管理员，再到大学教授，最终成为一位饮誉海内外的华文作家。
　　大学期间，通过阅读他为《读书》撰写的关于美国文学界、出版业的文章，我知道了董鼎山这个名字。1981年，我读大三那年，董鼎山出版了《世界真小》。“世界真小”后来成了中国的一个流行词。
　　读者任利剑回忆说，“我是董鼎山先生近40年的老读者了，记得最早还是1970年代在苏北农村大队部订的《参考消息》上读到他的文章，此后就未中断。” 一晃30多年，2014年，董鼎山又以92岁的高龄，出版《纽约客随感录》。他心雄万夫，在序言里说，它“不一定是我最后一本文集”。
　　在中国文化新启蒙运动的上个世纪，董鼎山是催晓的雄鸡。他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员大将。到了晚年，写作进入佳境。他说，“什么都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无论读书观感、时事感触、个人思索等等。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不犹豫，也不抑制。” 他写作，没有功利、没有目标、也没有禁忌，真正进入写作的自由王国。在他的眼里，世界真小;在他的心里，写作真好。
　　他打开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扇窗户
　　1980年代，大陆信息闭塞，董鼎山打开了国人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扇窗户。今天，董鼎山是纽约华文报纸《侨报》周刊的专栏作者，每周都为华文读者奉献一篇关于美国文化的文章。因为他在《侨报》上的专栏，我们得以了解美国文学圈的许多掌故、趣闻和美国文化的趋势。
　　董鼎山的文章，属“信息类写作”（informational writing）。信息写作的核心是事实（factual）和真实（real）而不是现实（realistic），阐述和解释事实，不带个人的主观判断，属于非虚构写作。董鼎山文章信息量极其丰富;读者从他平实无华的叙述中，了解美国文化、文学和出版状况。在写作风格上，他极力批评绮丽的文章，他说，“任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仅靠绮丽形容词堆砌成的空洞东西，不能算是文学。”这些年来，他一共出版了《天下真小》、《纽约客书林漫步》、《纽约客闲话》和《西窗漫记》等20余种书。
　　随着国人出国留学、旅游增多，国内同胞对美国了解的欲望越发强烈，广州一家媒体开出“世界观”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了不少文章，文章结集，准备在美国出版。这是我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随笔。书稿杀青，我希望董鼎山给写个序，他不假思索，立刻答应。
　　董鼎山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有很多需要读的书，“可是我哪里有时间？” 然而，对于后进，他却不吝啬时间。几天工夫，他抱病为我写出序言。“罗慰年请我为他的新作《六度空间看美国》写序，作为一个侨居美国已达 70 年的中国同胞与作家，我该是很有资格来评介一位年轻同行对美国的观感。”序言的这段评论让我想起他在《拜访巴金》里的一句话，“他把我当作同行看待。这就表明了名家的风度。”
　　虽然九秩高龄，可他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探索求知，学习新的写作工具。有天他跟茱莉聊起写作。他说，他为《侨报周刊》写的文章，依然写在稿纸上，通过传真发给主编刘倩，由侨报电脑输入。 　　他的电脑只用作阅读、找资料和写英文信，电子邮箱、门户网站是第一代美国在线（AOL）。但是，找中文资料却碰到问题，因为不太会用中文输入法打字。他说，因为宁波口音重，拼音输入用不好，“有一次，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打出一封信。”
　　茱莉告诉董鼎山，中文输入法可以用模糊识别，拼音即使不是很准，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他立刻下载试用，感觉非常好用。他像个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这下好了，解决了我写作的大问题。”

生命最后的堡垒

　　董鼎山和蓓琪是在一家大学俱乐部认识的。那时，他们都是留学生，1961年结婚。婚后许多年，蓓琪跟董鼎山回到中国，家人惊奇地发现，她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董鼎山来美国70年，行事风格已经非常“美国”了。他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的中国胃。蓓琪为了满足他的中国胃，还特地学了两道中国菜：红烧肉和酸辣汤。
　　今年年初，蓓琪不幸被诊断出骨癌，生病期间，为了照顾妻子，他难受地“向读者告别”，停止为《侨报》周刊写稿。“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5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 董鼎山放下写作，陪伴妻子，直到妻子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蓓琪今年5月8日去世。 “自从妻子去世后，在心理上，我对生活各方面已无乐趣，孤寂的生活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最难忍受的。”
　　妻子和写作，是董鼎山晚年生活的两个精神支撑。妻子在弥留之际要董鼎山答应她，一定得继续写作。妻子去世，董鼎山一直陷在失去爱妻的悲伤之中。蓓琪的嘱咐，让董鼎山重拾生活的勇气，再次拿起笔。
　　妻子去世后，董鼎山需要全职的看护。他说，“我行步蹒跚，手持拐杖，唯恐随时摔跤，摔倒后不能站起，还要有人帮助。我的胃肠不舒，吃东西后总是觉得非上厕所不可。最苦的是晚上难以入睡，服安眠药也无效果，只好白天坐在安乐椅上打瞌睡。多年前我曾患上带状疱疹，至今未愈，胸部常持续疼痛，吃止痛药也无用。”
　　多数美国人到了老年，会住进养老院。早在1980年，董鼎山就说过，将来“女儿保证不会把我送进养老院。”董鼎山不愿进老人院。因为只有在家里，他才能专心写作。为了满足董鼎山在家里写作的愿望，女儿碧雅找了一个有医学常识的外籍女佣照顾父亲。“24小时照顾，收费非常高。女儿认为，如果不请佣人，她只好辞职亲自照顾老父。我又怎么能让女儿放下工作全时间照顾我呢？”女佣虽然善解人意，美中不足，不会烧中国菜。朋友们来探望董鼎山时，都不忘给他带上一道他喜欢吃的中国菜。
　　再次登门拜访前，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交代，“按门铃后，不要着急，等我慢慢走过来开门。”几个星期前去见董鼎山，他还能拄着拐杖走到门口。 近来，他已经要扶着老人助行器帮助行走。这几天，他又摔了一跤，他的手肘和胳膊，青一块紫一块。身体机能衰退让他体会人生的无助和无奈，唯有写作让他感到世界的真实与存在。
　　从1979年开始，他为《读书》撰稿，未尝间断。 几十年来，董鼎山一直活跃在美国华文文坛。近年，他的身体虽然大不如以往，可是他依然笔耕不辍。写作，给了他自由和快乐;写作赋予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写作是他生命最后的堡垒，他要坚守这个堡垒。 董鼎山像春蚕一样每天吃进蚕叶，经过消化，吐出美丽的蚕丝。
　　一个作家的价值，在于通过写作，记录人生和社会。董鼎山通过他的那支笔，记录他在美国70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下他生命历程。他名满天下，这是多么丰盛的生命;他著作等身，这是这是多么充实的生命。
　　美国像董鼎山这样的文化老人不少，但是，像董鼎山90多岁依然写作，在海内外拥有千千万万读者和忠实粉丝的老人，却屈指可数。
　　30多年前，他开始在《读书》上发表关于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了解他的文风，我成了他的粉丝;30多年后，有幸跟他直接交谈，面对面向他请教，对他有了具体深入的了解，我更敬佩他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