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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额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匾额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萧何题写的“苍龙”“白虎”两块匾额。传统社会，匾额曾广泛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匾额不仅是建筑的一个必要物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后汉书》中曾这样记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可见通过赠立匾额来激励和表彰善人善行历史悠久。正是由于旌表贺颂的功能，匾额成为褒奖、记录古代善人善行的重要载体，其中蕴涵的慈善理念和文化值得我们关注和挖掘。
一、追寻人生价值
人生天地间不过短短几十年，到底能给世界和后人留下些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记载，指出人可以通过立德、立功和立言实现“不朽”。“三不朽”中最上者是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其次是立功，所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再次是立言，即“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可以说，立德、立功和立言都是通过“利他”以实现“不朽”，当然，这里的“不朽”并非形体上的“不朽”，而是精神上的“不朽”。
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匾额中有一部分属于祝寿匾，其通过回顾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以祝寿为契机题赠匾额。这些匾都会提及受匾人惠泽一方的诸多义举，乡民感念其恩德而赠立匾额，生动反映了民众通过行善立德以实现“不朽”的理念。如咸丰四年（1854）的“如松”匾额，匾序中首句即为“盖闻德者寿之征，其德克修则其寿弥永”，指出个人的德与寿紧密相关，立德是长寿的基础。此匾由同乡族人赠予一位名为寿岩公的耆老，此人“自少壮以迄古稀，赈匮救贫，周亲恤友，只为余事”，一生善举不辍。难能可贵的是，此匾并非泛泛而谈人物生平，沦为一般性的溢美之词，而是明确提及寿岩公的诸多善举。他发现本乡西部有一座石拱桥，此桥东抵闽越，北达江浙，乃当地交通要道，因年久倾颓，行人往来不便，于是他出资砌路修桥，以利济行人。当地水西岭道路崎嶇，他种青松以庇护行人，松林逶迤数里，往来行人即便酷暑也无热患。匾中写道，寿岩公栽种的青松已是黛色参天，而寿岩公鹤发童颜，因此乡民“以此松之历久长青者为公祝”。这里引用了《诗经》中“天保九如”一说，《诗经·小雅·天保》中连续采用了九个“如”字，即如山如皋、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九如”原为臣子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后引申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当地乡民认为，寿岩公虽年逾古稀，但因其种种德行善举，其将如“此松之历久长青”，实现自身的“不朽”。
二、培育家国情怀
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素以国家、百姓为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宗族慈善机构——范氏义庄。范仲淹亲自拟定《义庄规矩》，对义庄收入的分配作了具体安排。义庄所得租米，分与全体宗族成员，“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此外，义庄不仅救济范氏族人，对“乡里、外姻、亲戚中有贫困、急难不能度日者，诸房商议核实，酌量济助”。范仲淹首创的范氏义庄，成为江南地区士绅设置义庄的典范，在中华慈善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中，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不仅成为宗族慈善的重要精神支撑，也为社会慈善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孝友家声”匾额即为生动例证，其记载了民国时期江西会昌张裕成老先生的诸多善举。与一些慈善人物从小受父母乐善好施的影响，在家庭熏陶下而致力于慈善事业不同。张老先生年少时家中贫困，其矢志经商，但“屡起屡蹶”，每以失败告终。后来，其“父母相继逝世，兄弟亦分爨，故每及家庭事，辄戚然伤之，盖谓不能养亲友兄弟也。”“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为张老先生一生永远的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业逐渐有了转机，至1937年，其“所营皆遂，不数年家致巨万”。事业有成的他在地方上捐助学校，兴建校舍，立祖父和父亲之名。此外，他对地方上的其他善举，如“修桥补路，矜孤恤寡，排难解纷，无不挥手乐助”，以此弥补自己未能孝悌亲人的遗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友家声”匾额不仅体现了儒家“爱有差等”的原则，也生动反映了“亲亲之爱”向“路人之爱”演化的路径。
三、注重道德教化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极为重视劝善和教化功能。对明清两代善堂善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同善会曾明确规定：“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事实上，劝善和教化民众不仅体现在慈善机构对救助对象的取舍中，更体现在民间广泛的题赠匾额活动中。
匾额天生具有广而告之，昭示后人的功能。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分析了匾额产生的原因，“堂联斋匾，非有成规。不过前人赠人以言，多则书于卷轴，少则挥诸扇头;若止一二字、三四字，以及偶语一联，因其太少也，便面难书，方策不满，不得已而大书于木。彼受之者，因其坚巨难藏，不便纳之笥中，欲举以示人，又不便出诸怀袖，亦不得已而悬之中堂，使人共见”。虽为不得已，但匾额却因其“悬之中堂，使人共见”的特征，使得铭刻和彰显善举，引导和教化民众的功能更加突出。
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慈善主题匾额已有百余块，题赠匾额之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普通民众，如落款为“合村公立”“族戚仝赠”“阖族仝祝”等。普通民众赠立匾额既是对善人善举的褒奖，也体现出他们朴素的慈善理念。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乐善不倦”匾，由文溪村的全体村民赠予同乡刘启周老先生，感念其修筑堤埂，救济灾民的善举。匾序中明确提出：“天下惟善人之行善不倦，亦惟善人之食报无穷，此非苟然者也。盖人既有不倦行善之心，而彼苍亦若有默为主宰而使之食其报焉。”正因为刘启周老先生乐善不倦，其子孙“皆英年翘楚，头角峥嵘”，获得乡里一致认可和称赞。个人的善行不仅给个人带来福报，还会“为后嗣造福而使后嗣受之”，这样的身边鲜活事例在重视宗族和血缘的传统社会无疑具有强烈的引导和教化意义。另一类题赠匾额之人为官员、士绅等社会精英。此类匾额往往将题赠匾额者的身份、官职、所获奖励等情况悉数写明，因为题匾人的尊贵和荣誉也是受匾人乃至其家族的荣耀。民众通过广施善举而获得官方的认可，官方对善的倡导又通过赠立匾额“使人共见”，传于后世。在崇儒重仕的传统社会，这样的方式能够无形中放大善人善举的正面影响，教化和激励百姓多行善举。◎
一、追寻人生价值
人生天地间不过短短几十年，到底能给世界和后人留下些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记载，指出人可以通过立德、立功和立言实现“不朽”。“三不朽”中最上者是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其次是立功，所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再次是立言，即“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可以说，立德、立功和立言都是通过“利他”以实现“不朽”，当然，这里的“不朽”并非形体上的“不朽”，而是精神上的“不朽”。
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匾额中有一部分属于祝寿匾，其通过回顾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以祝寿为契机题赠匾额。这些匾都会提及受匾人惠泽一方的诸多义举，乡民感念其恩德而赠立匾额，生动反映了民众通过行善立德以实现“不朽”的理念。如咸丰四年（1854）的“如松”匾额，匾序中首句即为“盖闻德者寿之征，其德克修则其寿弥永”，指出个人的德与寿紧密相关，立德是长寿的基础。此匾由同乡族人赠予一位名为寿岩公的耆老，此人“自少壮以迄古稀，赈匮救贫，周亲恤友，只为余事”，一生善举不辍。难能可贵的是，此匾并非泛泛而谈人物生平，沦为一般性的溢美之词，而是明确提及寿岩公的诸多善举。他发现本乡西部有一座石拱桥，此桥东抵闽越，北达江浙，乃当地交通要道，因年久倾颓，行人往来不便，于是他出资砌路修桥，以利济行人。当地水西岭道路崎嶇，他种青松以庇护行人，松林逶迤数里，往来行人即便酷暑也无热患。匾中写道，寿岩公栽种的青松已是黛色参天，而寿岩公鹤发童颜，因此乡民“以此松之历久长青者为公祝”。这里引用了《诗经》中“天保九如”一说，《诗经·小雅·天保》中连续采用了九个“如”字，即如山如皋、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九如”原为臣子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后引申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当地乡民认为，寿岩公虽年逾古稀，但因其种种德行善举，其将如“此松之历久长青”，实现自身的“不朽”。
二、培育家国情怀
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素以国家、百姓为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宗族慈善机构——范氏义庄。范仲淹亲自拟定《义庄规矩》，对义庄收入的分配作了具体安排。义庄所得租米，分与全体宗族成员，“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此外，义庄不仅救济范氏族人，对“乡里、外姻、亲戚中有贫困、急难不能度日者，诸房商议核实，酌量济助”。范仲淹首创的范氏义庄，成为江南地区士绅设置义庄的典范，在中华慈善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中，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不仅成为宗族慈善的重要精神支撑，也为社会慈善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孝友家声”匾额即为生动例证，其记载了民国时期江西会昌张裕成老先生的诸多善举。与一些慈善人物从小受父母乐善好施的影响，在家庭熏陶下而致力于慈善事业不同。张老先生年少时家中贫困，其矢志经商，但“屡起屡蹶”，每以失败告终。后来，其“父母相继逝世，兄弟亦分爨，故每及家庭事，辄戚然伤之，盖谓不能养亲友兄弟也。”“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为张老先生一生永远的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业逐渐有了转机，至1937年，其“所营皆遂，不数年家致巨万”。事业有成的他在地方上捐助学校，兴建校舍，立祖父和父亲之名。此外，他对地方上的其他善举，如“修桥补路，矜孤恤寡，排难解纷，无不挥手乐助”，以此弥补自己未能孝悌亲人的遗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孝友家声”匾额不仅体现了儒家“爱有差等”的原则，也生动反映了“亲亲之爱”向“路人之爱”演化的路径。
三、注重道德教化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极为重视劝善和教化功能。对明清两代善堂善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同善会曾明确规定：“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事实上，劝善和教化民众不仅体现在慈善机构对救助对象的取舍中，更体现在民间广泛的题赠匾额活动中。
匾额天生具有广而告之，昭示后人的功能。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分析了匾额产生的原因，“堂联斋匾，非有成规。不过前人赠人以言，多则书于卷轴，少则挥诸扇头;若止一二字、三四字，以及偶语一联，因其太少也，便面难书，方策不满，不得已而大书于木。彼受之者，因其坚巨难藏，不便纳之笥中，欲举以示人，又不便出诸怀袖，亦不得已而悬之中堂，使人共见”。虽为不得已，但匾额却因其“悬之中堂，使人共见”的特征，使得铭刻和彰显善举，引导和教化民众的功能更加突出。
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慈善主题匾额已有百余块，题赠匾额之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普通民众，如落款为“合村公立”“族戚仝赠”“阖族仝祝”等。普通民众赠立匾额既是对善人善举的褒奖，也体现出他们朴素的慈善理念。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乐善不倦”匾，由文溪村的全体村民赠予同乡刘启周老先生，感念其修筑堤埂，救济灾民的善举。匾序中明确提出：“天下惟善人之行善不倦，亦惟善人之食报无穷，此非苟然者也。盖人既有不倦行善之心，而彼苍亦若有默为主宰而使之食其报焉。”正因为刘启周老先生乐善不倦，其子孙“皆英年翘楚，头角峥嵘”，获得乡里一致认可和称赞。个人的善行不仅给个人带来福报，还会“为后嗣造福而使后嗣受之”，这样的身边鲜活事例在重视宗族和血缘的传统社会无疑具有强烈的引导和教化意义。另一类题赠匾额之人为官员、士绅等社会精英。此类匾额往往将题赠匾额者的身份、官职、所获奖励等情况悉数写明，因为题匾人的尊贵和荣誉也是受匾人乃至其家族的荣耀。民众通过广施善举而获得官方的认可，官方对善的倡导又通过赠立匾额“使人共见”，传于后世。在崇儒重仕的传统社会，这样的方式能够无形中放大善人善举的正面影响，教化和激励百姓多行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