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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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年,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改革全面推进。这一年里,教育理论创新的力度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研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10月10日,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交流暨德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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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经典”与“诠释”三者的关系而言,此中隐含一方法学与存有学的辩证关联。“经典的诠释”是人经由“话语的进入”,进一步使得“话语瓦解”,因之而有“意义的释放”。再者,由于“意义的释放”,调适而上遂于“道”,就在这“存有学的探源”活动中,才有“道的光照”。有了“道的光照”,才有“意的趣向”,才有“象的显现”;进而才有“形的构造”,才有“言的执定”。“道”“意”“象”“形”“言”这五个层次是彼此回环相生,相续不已。联系近百年来关于经典诠释之“格义”与“逆格义”的问题,“格义”是异文化互动必当有的一个发展
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垄断下,诺思悖论的表现方式和怍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集团会形成歧视性的产权结构;争夺国家治理权处于比经济效率更优先的地位;国家有动机直接通过剥夺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西汉初期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践和相对平等的产权结构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绩效。随着西汉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经济上建立了重农抑商的歧视性产权安排,并通过官营垄断剥夺了民间的经营自主权,以行政效率替代了经济效率。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践趋于终结,并在王莽时期走向国家干预和产权侵害的极端。西汉王朝的这段历史说明,由于存在交易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规模不得突破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决定了“全球生态可损耗规模”的限额,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的“生态可损耗配额”。“生态可损耗配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机制:(1)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应以其作为前置约束条件;(2)发展评价方面,则应以其作为经济一生态双赢、EKC曲线生态质量改善、生态公平是否真实的评判依据;(3)微观层面应以“消费碳票”为约束形成生态友好型需求偏好,并形成引导生产者行为的生态文明微观基础;(4)市场机制层面,应以此
教育政策环境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媒介等方面的新变化对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课题.教育政策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工具,通过跨越舆论学、教育学和政策学的学科界限,研究舆论与教育政策的关系,构建新的教育政策议程,有助于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为此,教育政策需要开辟新的视域,以应对教育政策议程中单向控制面临的新挑战.以新的教育政策要素为基础重构教育政策议程,建立舆论与教育政策之间"二维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即建立政府议程、传媒议程以及公众议程在专业议程帮助下的良性互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现
教育创新前沿丛书《5C核心素养:教育创新指南针》刘坚魏锐郑琰等著《中国教育创新案例报告》魏锐郑琰李二民等编著《国际教育创新案例分析》刘启蒙李二民嵇成中等编著《全球教育创新动态报告》刘启蒙李二民徐冠兴等编著《六国教育创新实践扫描》康长运李二民等编著主编简介:刘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专门委员会主任,国家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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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您好,自您1994年发表《后新儒学论纲》以来,“后新儒学”受到了广泛关注,请问促使您提出儒学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1994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问。我是1993年到美国的,1994年2月间写的《后新儒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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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论语》“可与共学”章的“未可与权”说,历史上的各种解释乏善可陈。汉唐儒学有关“权”的主流解释有二,一指权衡,一指权变。许慎释以“反常”,公羊学释以“反经”,均有训诂学上的依据。程颐批评汉儒“反经合道”说,提出“权只是经”这一颠覆性命题,认为孔子所言“权”即“权衡尺度”之义,具有“揆事物”“量轻重”的标准义。这一解释符合“未可与权”之本意。朱熹却认定孔子“与权”与孟子“嫂溺援手”之“权”为同义——即与“经”相对而言的权变义,此解难以成立。孔子“与权”旨在强调这样一种愿景:只有可与共同权衡天下事务之
当前,我国中小学已经出现多起严重的校园霸凌事件,亟待进行相关立法。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英、美两国校园霸凌防治政策有如下共同点:遵守行政法的原则,政策设计回应校园安全的需求,深化利害关系人的问责,辅导与惩戒并行不悖,防治政策呈现正面成效。借鉴英美相关立法工作,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修订学校管教学生的法规,强化家长改善子女在校偏差行为的义务,建构替代教育机制,以便能够有效维护校园安全。
在近代上海“文明”剧场的参照下,北京戏园数百年的形制特点、观演习俗被晚清一部分知识分子诟病为“野蛮”,他们提出要对北京的传统戏园进行改良。民初政府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改良主张,强制戏园向剧场转变,并每日派出警察到戏园弹压、稽查。然而就在貌似严密的监控下,1913—1919年间北京戏园却屡屡违章。分析“散戏逾时”“任意加凳”“站立闲人”“有伤风化”“谎报”四类违章现象的原因,可知戏园具体如何抵抗政府政策的执行。虽然戏园在与警察厅的博弈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民初的北京戏园就是“公共领域”:因为戏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