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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从1942年起任职《妇女杂志》社,并在该杂志上发表大量作品;同时她还在《实报》的"某夫人信箱"专栏任编辑,充当社会调停人的角色。本文通过梳理梅娘与这些报刊的关系,指出:梅娘这一时期频频出入公共视野,将自身提升为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的角色,她以及同时代女性报刊的高度个性化和性别化的发声,补充了抵抗、妥协的二元殖民叙事。然而梅娘的复杂性在于:在不被强迫的情况下,她却肯定并宣扬了"大东亚圣战"的意义,这种繁复多变的殖民体验与民族认同,消解了民族主义话语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它为我们了解战时下中国知识分子回应殖民统治的方式提供了新视角,梅娘的犹疑和矛盾也揭示了沦陷北京文化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和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