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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书法属于文人余事，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书法应当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门类，可以突破传统的藩篱，探索现代书法的可能性。而古代的书法艺术传统与新出土的楚简书法材料以及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可以给我们探索现代“破体”书法与“少数字”现代样式提供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草篆；现代书法；艺术；东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05-0018-02
【作者简介】朱友舟，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00）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学博士，中国书协会员，书法系副主任，2014-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两级三跳，由乡土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然后快速发展为信息社会。现代化把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天地里的乡下佬变成了一个一刻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与全球性大社会的运转相配合的角色。与此相应，代代相传的文化，它不断地改善发展着，日新不已。这就要求我们文化上有一种自觉，费孝通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以及形成过程，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是全面西化。
传统书法的性质，属于文人的余事，是士大夫、君子修身的一种工具手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艺术”一词源于欧美，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这是在东方古代农耕社会中不存在的精神表现形式。现代社会，实用书法蜕变为艺术学科的一种。作为一门艺术，无论技法还是书风，书法的正道必须以独创的研究功夫为第一，对自我精神做书法上的高深表现。民国以后，西风东渐，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地改变。弘一云：“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制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观之可矣。”（《致马冬涵信》）。即依据西洋画图案的原理，配制调和文字在全纸面的形状和构成，所以他的书法“应做一张图案观之可矣”。梁启超认为书法兼具线美、力美、光美以及个性美，“线的美固然要字字计算，同时又要全部计算”，开启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先河。“我们往往把臆想的活动移到线形身上去，好像线形在自己活动一样，于是线形可以具有人的姿态和性格。例如直线挺拔正如伟丈夫，曲线柔媚窈窕如美女。”他认为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线具有移情作用，直线、曲线各具美感。这些近代书法美学迥异于传统的书学观念，预示着现代书法转型的必然。
作为东方书法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尤其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盛行，日本书家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密切互动，他们的作品作为现代世界艺术的一部分，频繁地被邀请参加国际展览，堪称艺术界的日本国家队选手之一，代表书家如井上有一、手岛右卿等。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使得书法从世界前卫美术运动中谋求到了某些主张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大大地挖掘了书法表现力的广度和深度。反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艺术上丧失了交流的机会。直到改革开放，给书法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带来了生机。1985年，北京现代书法首展，标志着我国现代书法开启了探索之门。随后，日本现代书法对于我国现代书法的探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现代书法的各种探索、实验，无非是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适应当代书法的生态环境，自觉探索个性之美，有别于过去的文人趣味和雅玩心态。根据张爱国博士的研究，现代书法创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画字型、少字数型、抽象解构型、学院派等。概言之，不外乎写文字与否（汉字、文等）这个标准。笔者倾向于文字派，一则缘于自己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与古文字打交道已有多年，再则文字的语意能体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其说是文字性，不如说是文学性，就此而言，书法是文学性与造型两者的完美结合。因此书法不应抛弃文字，向绘画动摇。古、今汉字作为艺术家的丰富宝藏，这是西方抽象表现艺术家非常艳羡的事，我们不能舍弃这个优势资源。
碑学兴盛以来，清代、民国书家对金文以及甲骨文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独特的阐释。新出土的简牍文字为当代人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近代美学家邓以蜇认为篆隶属于形式美的书体，行草属于意境美的书体。将战国文字和草书的结合，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少字数的形式美探索。笔者的探索虽然样式未必新颖，但是具有以下两点特色：其一，把握学术前沿，充分利用当代文字学者的战国楚简研究成果；其二，发扬日本少字数的创作理念，借鉴古代印章的布白手法，尝试了一批具有水墨表现力的杂体书作品。笔者2015年在美访学期间，在加州大学作了一场少字数展览。为了适应国外的观众，所写的作品字数少、字形大，易于观赏，具有一定的冲击眼球的展示效果。同时还举办了一场题为《图形文字——水墨的表现与构成探索》的演讲，反响不错，受到了东亚系Michelle Yeh主任、何予明教授以及东亚研究所Katharineburnett教授的好评。
现代书法不应该陷入固定的模式，而应入古出新，进行独立地思考，个性化地尝试，就怕思维僵化。一部书法史以传承、复古为基调，但是也不乏创新的别调，破体书就是其中一种。“破体书”“八怪”本身都是贬义，但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它们的美学价值。《曹植碑》为隋文帝开皇年间所立，正书掺杂篆隶俗体，错综变化，浑然一体。颜真卿《裴将军碑》楷草相生，驳杂雄浑。“六分半書”为清代郑板桥所创，及楷、隶相参之法，杂以行草，标新立异，惊世骇俗。这些形式怪诞的书法，几乎后继无人。它们为何不可以作为我们探索现代书法的资源呢？虽然郑板桥的“六分半”是书汉碑与行草的结合，反差极大，虽稍嫌生硬之感。但是，“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俗骨无金丹”，这种敢于标新立异的实验精神，恰恰是对因循守旧思维的一种突破，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笔者借鉴“六分半”书创新的内理，利用楚简草篆文字和章草或小草结合，尝试构成一种新的破体书风。楚简草篆即蝌蚪文，用笔头重尾轻，顿挫短促，节奏明快，实为草书笔法之祖，两者结合则合乎艺理。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融成为主流，驳杂美无处不在。莫言的小说就是驳杂美的典范，这正是时代的真实反映。碑学发展至今，我们似乎不必再纠缠于碑帖的结合问题，清代民国书家已经把碑帖的结合做到极致。徐利明教授认为，由于20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照相复印技术的发展使得法帖、墨迹化身千万，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挖掘出土的简牍，碑、帖、简三合一的书风也就应运而生，应当成为时代的潮流。
临济有云：“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破不立，透脱自在。书法革新是为了适应现代，在工业文明、信息化的现代中社会生存。这不是技巧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这是对个性的觉悟问题，要表述自我审美意识，体现个性美和个性精神。
【参考文献】
[1]崔卫.书艺珍品赏析（第11辑书法名家·民国李叔同）[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
[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台湾：台湾开明书店.1984.
[3]邓以蜇.邓以蜇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关键词】草篆；现代书法；艺术；东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05-0018-02
【作者简介】朱友舟，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00）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学博士，中国书协会员，书法系副主任，2014-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两级三跳，由乡土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然后快速发展为信息社会。现代化把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天地里的乡下佬变成了一个一刻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与全球性大社会的运转相配合的角色。与此相应，代代相传的文化，它不断地改善发展着，日新不已。这就要求我们文化上有一种自觉，费孝通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以及形成过程，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是全面西化。
传统书法的性质，属于文人的余事，是士大夫、君子修身的一种工具手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艺术”一词源于欧美，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这是在东方古代农耕社会中不存在的精神表现形式。现代社会，实用书法蜕变为艺术学科的一种。作为一门艺术，无论技法还是书风，书法的正道必须以独创的研究功夫为第一，对自我精神做书法上的高深表现。民国以后，西风东渐，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地改变。弘一云：“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制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观之可矣。”（《致马冬涵信》）。即依据西洋画图案的原理，配制调和文字在全纸面的形状和构成，所以他的书法“应做一张图案观之可矣”。梁启超认为书法兼具线美、力美、光美以及个性美，“线的美固然要字字计算，同时又要全部计算”，开启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先河。“我们往往把臆想的活动移到线形身上去，好像线形在自己活动一样，于是线形可以具有人的姿态和性格。例如直线挺拔正如伟丈夫，曲线柔媚窈窕如美女。”他认为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线具有移情作用，直线、曲线各具美感。这些近代书法美学迥异于传统的书学观念，预示着现代书法转型的必然。
作为东方书法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尤其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盛行，日本书家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密切互动，他们的作品作为现代世界艺术的一部分，频繁地被邀请参加国际展览，堪称艺术界的日本国家队选手之一，代表书家如井上有一、手岛右卿等。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使得书法从世界前卫美术运动中谋求到了某些主张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大大地挖掘了书法表现力的广度和深度。反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艺术上丧失了交流的机会。直到改革开放，给书法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带来了生机。1985年，北京现代书法首展，标志着我国现代书法开启了探索之门。随后，日本现代书法对于我国现代书法的探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现代书法的各种探索、实验，无非是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适应当代书法的生态环境，自觉探索个性之美，有别于过去的文人趣味和雅玩心态。根据张爱国博士的研究，现代书法创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画字型、少字数型、抽象解构型、学院派等。概言之，不外乎写文字与否（汉字、文等）这个标准。笔者倾向于文字派，一则缘于自己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与古文字打交道已有多年，再则文字的语意能体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其说是文字性，不如说是文学性，就此而言，书法是文学性与造型两者的完美结合。因此书法不应抛弃文字，向绘画动摇。古、今汉字作为艺术家的丰富宝藏，这是西方抽象表现艺术家非常艳羡的事，我们不能舍弃这个优势资源。
碑学兴盛以来，清代、民国书家对金文以及甲骨文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独特的阐释。新出土的简牍文字为当代人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近代美学家邓以蜇认为篆隶属于形式美的书体，行草属于意境美的书体。将战国文字和草书的结合，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少字数的形式美探索。笔者的探索虽然样式未必新颖，但是具有以下两点特色：其一，把握学术前沿，充分利用当代文字学者的战国楚简研究成果；其二，发扬日本少字数的创作理念，借鉴古代印章的布白手法，尝试了一批具有水墨表现力的杂体书作品。笔者2015年在美访学期间，在加州大学作了一场少字数展览。为了适应国外的观众，所写的作品字数少、字形大，易于观赏，具有一定的冲击眼球的展示效果。同时还举办了一场题为《图形文字——水墨的表现与构成探索》的演讲，反响不错，受到了东亚系Michelle Yeh主任、何予明教授以及东亚研究所Katharineburnett教授的好评。
现代书法不应该陷入固定的模式，而应入古出新，进行独立地思考，个性化地尝试，就怕思维僵化。一部书法史以传承、复古为基调，但是也不乏创新的别调，破体书就是其中一种。“破体书”“八怪”本身都是贬义，但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它们的美学价值。《曹植碑》为隋文帝开皇年间所立，正书掺杂篆隶俗体，错综变化，浑然一体。颜真卿《裴将军碑》楷草相生，驳杂雄浑。“六分半書”为清代郑板桥所创，及楷、隶相参之法，杂以行草，标新立异，惊世骇俗。这些形式怪诞的书法，几乎后继无人。它们为何不可以作为我们探索现代书法的资源呢？虽然郑板桥的“六分半”是书汉碑与行草的结合，反差极大，虽稍嫌生硬之感。但是，“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俗骨无金丹”，这种敢于标新立异的实验精神，恰恰是对因循守旧思维的一种突破，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笔者借鉴“六分半”书创新的内理，利用楚简草篆文字和章草或小草结合，尝试构成一种新的破体书风。楚简草篆即蝌蚪文，用笔头重尾轻，顿挫短促，节奏明快，实为草书笔法之祖，两者结合则合乎艺理。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融成为主流，驳杂美无处不在。莫言的小说就是驳杂美的典范，这正是时代的真实反映。碑学发展至今，我们似乎不必再纠缠于碑帖的结合问题，清代民国书家已经把碑帖的结合做到极致。徐利明教授认为，由于20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照相复印技术的发展使得法帖、墨迹化身千万，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挖掘出土的简牍，碑、帖、简三合一的书风也就应运而生，应当成为时代的潮流。
临济有云：“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破不立，透脱自在。书法革新是为了适应现代，在工业文明、信息化的现代中社会生存。这不是技巧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这是对个性的觉悟问题，要表述自我审美意识，体现个性美和个性精神。
【参考文献】
[1]崔卫.书艺珍品赏析（第11辑书法名家·民国李叔同）[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
[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台湾：台湾开明书店.1984.
[3]邓以蜇.邓以蜇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