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篇：
　　如果有人说，中国可以用武力臣服日本，这恐怕应该归类于2006第一妄想。如果有人说，中国可以用核武器灭掉日本，这恐怕应归于疯话之列。
　　
　　源于“岛国根性”的外向性战略目光
　　
　　从地理因素来看，日本是一个小岛国，但是却屡屡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是日本的“岛国根性”。
　　“岛国根性”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由当时的日本留美学者久米邦武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日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大和民族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岛国根性”（也称岛民根性），“蜷缩在蜗牛大小的天地里”、“如井底蛙不知海阔”等。因此主张把发展的眼光投入到全世界，做真正“东洋的英国”。说白了就是要日本加快走对外扩张的路线。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统治阶级决定走更加极端的发展路线。由自卑畸变为狂傲自大，由小气变为偏狭固执，不再安于地理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现状，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
　　1868年的“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个重大的转变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这场社会变革是在“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帜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天皇制”和“日本主义”在内的思想文化传统。日本统治阶级更加变本加厉地向国民灌输这些思想，“岛国根性”被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皇国论”，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变”，天皇“万世一系”，应当 “君临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广”;二是“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日本民族文化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居于“神州”，是“天之子孙”，以“言灵”为中心的日本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文化。
　　在此基础上，日本不少“变革先驱”也纷纷提出不少“兴邦治国”的对策建议。从1823年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到100年后的《田中奏折》，都认可通过武力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以最终达到征服世界的目标。一部血淋淋的近代史表明，日本统治阶级正是这样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不少国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中国威胁论”正是用岛国眼光来打量大陆世界的怪胎理论。在它的指导下，日本近年来出现了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和把日美安全防卫圈扩大到中国的台湾地区的危险倾向。
　　
　　源于“强兵富国”理论的国家安全观
　　
　　“强兵富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略扩张的理论基础。这里必须要说清楚的是，日本的“强兵富国”跟大多数国家的“富国强兵”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前者把“强兵”摆在首位，后者着眼于提高综合国力，这也说明日本的治国方略是注定要走军国主义路线。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强兵”思想和理论是日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连年征战不休的必然产物。在长时间的战争角力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得出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道理：要想保持部族、藩国或领地的生存与强盛，必须强兵。因此，“强兵—扩张—富国”就逐渐成为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一条“固邦兴国”的经典定式，同时也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信条。另外，加上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势力的“东渐”，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强兵理论的同化，使“强兵”之根深植于大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日本战略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由于深受极端民族主义“岛国根性”影响，日本认为西方列强殖民势力之所以能够横行无阻，关键在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许多日本思想界人士都强烈主张“急修武备”，就“将无往而不胜”。这种思想就逐渐成为日本提高国力的基本路线。
　　明治维新后，日本军事力量开始迅速膨胀，至20世纪初，日本陆军已发展到7个师6.9万余人，这一骨干力量若按战时编制进行动员扩编，即可达到23万人，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军事大国。
　　尽管“大东亚共荣圈”已经成为历史的垃圾，但是它的侵略逻辑并没有完全从当前的日本战略文化中消失。必须让我们警惕的是，日本正在加快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不久前，瑞典和平研究所发表的《全球军费报告》指出，日本去年大规模购买各种武器装备的价值，超过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将约70%的军费用于推进武器装备向大型化、远程化方向发展。日本2006财年军费开支达到440多亿美元。
　　据悉，日本自卫队从2006年开始正式配备导弹防御系统，整个系统的经费达1442亿日元，包括从美国购买“爱国者3”陆基拦截导弹和“标准3”舰载导弹，还从美国获得生产“爱国者3”型反导弹系统的许可证。情报系统是日本2006年国防预算的另一重点，日本防卫厅采购了能在2万米的高空飞行的美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日本还从美国购买大量高灵敏度传感器，提高本国间谍卫星的探测精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厅为了打造“先发制人”的军事力量，从美国进口了“鱼叉”系列反舰导弹和约1万枚精确制导导弹和炸弹。
　　这些举动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有着某种不可言喻的野心，而野心的背后正是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
　　
　　源于“武士道精神”的扩张性战略观
　　
　　提到日本精神文化，不能不提到——武士道。武士道倡导的是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其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但是，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表面上的某些教条而不是它的真谛。同时武士道还吸收了日本神道教的大量教义。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很容易出现极端的双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被扭曲了的武士道又经历了一次畸变。
　　正如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军国主义者福泽谕吉所说的:“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武士道把军刀当成是勇敢和地位的象征，其暗喻着武士要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
　　日本曾经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蹂躏过中华神州，而在侵略战争中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太阳旗”和“君之代”又正式入主日本的国旗和国歌，这对那些反侵略的民族不得不说是一种公开侮辱。
　　小泉在最后离任以前，又还在8月15日对靖国神社进行最后一次的任内参拜。掩盖历史罪行，骨子里就存在着重复历史罪恶的潜在动机。世界人民正警惕地注视着日本还要走多远。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