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曾拜访过周恩来亲属和他身边工作人员近300人。仅从“贴身”警卫来说，从长征开始直到他去世，时间跨度达40多年。然而我听说的周恩来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到他的西花厅吃年夜饭却只有1961年春节这一次。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此事还得从周保章说起。
　　周保章是周恩来五祖父的曾孙，家中兄妹4人，由于父亲周恩彦的历史问题，当时想入党都很困难。是年初，周保章的二哥周保常在部队率先入党。周保常在高兴之余流露出了一点骄傲情绪，周恩来夫妇认为对这个年轻人要抓紧批评教育，才能使之健康地成长。恰在这时，周保章应约从青岛赴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与伯伯、伯母一起欢度春节。
　　周保章的到来让邓颖超非常高兴。她对保章说：“你来得正好，赶快给你二哥写封信，让我们一起帮助他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周保章在了解了有关情况后很快就给二哥写了一封信。他本来想买张8分钱邮票寄走，但想到这是七妈邓颖超让他写的信还应该让七妈看一下再寄。谁知邓颖超一看勃然大怒：“你怎么能在信里称你七伯是我们党的领袖呢？他顶多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名领导人。”说到这里，邓颖超又十分动情地说：“保章啊，你要永远记住，我们党的领袖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你七伯他不是领袖！”
　　周恩来、邓颖超平时十分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周恩来认为保章的这种态度是具有代表性的，必须借此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教育。这就有了周恩来让当时所有在京亲属和部分身边人员到西花厅吃年夜饭的举措。可以说，当时因为“反冒进”，周恩来一直顶着“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一边检讨，一边埋头做工作。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和实干家，周恩来不会允许党内出现山头主义和个人派别，自然更不能允许自己亲属和身边人员称他为领袖。因为就“反冒进”这件事，在我们党内高层就有许多不同意见，周恩来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正面评价“大跃进”，不刺激敏感话题，而是用来自基层和部门反映的事实来说明“反冒进”的缘由。如果这时称他为“领袖”，就容易造成我们党的分裂或不团结。所以，邓颖超在年夜饭的小米稀饭和包子上桌后，特意先讲了小米和包子的故事，然后代表周恩来严肃地指出：“有一件事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保章在写给他二哥保常的信中竟称他七伯为党的领袖。这是完全错误的。恩来任何时候都只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名领导人，而我们党的领袖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大家要千万记住，永远记住。”
　　直到2014年10月19日，周保章继1994年首次到淮安寻根问祖后又一次到淮安时还不无委屈地对我说：“我在部队服现役时，曾阅读和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革命书籍，深知领袖是指某个政治集团中的一位或几位领导人，并非单纯只能指一人。七伯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他一以贯之的谦虚和谨慎的做法。只有他带头这样做了，才能永远保持住我们党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党也才更有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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