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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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毛泽东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就中国战况、联合政府筹备工作、中共党史、中共内外政策、中苏合作等问题，在西柏坡进行了七次会谈。会谈由米高扬向苏方报告，其中部分内容，曾在《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和第3期刊发的《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中有所披露。2005年，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和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合作编辑的《20世纪俄中关系》第5卷《苏中关系1949--195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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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毛泽东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就中国战况、联合政府筹备工作、中共党史、中共内外政策、中苏合作等问题，在西柏坡进行了七次会谈。会谈由米高扬向苏方报告，其中部分内容，曾在《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和第3期刊发的《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中有所披露。2005年，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和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合作编辑的《20世纪俄中关系》第5卷《苏中关系1949--1950》，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和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中的相关会谈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福曾根据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翻译了这些会谈记录。本刊分两期刊登俄方公布的这些会谈记录，该记录不能替代中方档案的内容，谨供研究参考。
其他文献
<正>自一九五六年筹备召开党的八大开始,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九五八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使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全面的调整。到一九六二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向好转。中共领导人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一边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边提出新的发展目标,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决策和部署三线建设、试办工业托拉斯[3]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
<正>1945年8月18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把他和夫人邓颖超的一张合影送给了邓小平。照片的背面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送给小平、卓琳同志留念。周恩来、邓颖超,1945年8月18日,延安。这是邓小平拥有的唯一一张周恩来所赠的照片,因此邓小平和卓琳对这张照片都格外珍视。
<正>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示厅里,一个复原场景格外醒目,一辆熠熠生辉的红旗牌检阅车吸引着大量观众驻足观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红旗”二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轿车品牌的含义。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乘坐缴获来的汽车,检阅了部队。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尚不能自主生产汽车。因此,在国产汽车上检阅部队,成为共和国开创者们的共同梦想。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努力下,红旗牌轿车问世了。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参观了这款汽车,共同见证了红旗汽车的诞生。
<正>2004年,刚刚修建完成的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开馆,在这座陈列馆收藏的千百余件有关邓小平的文献、文物当中,一台被邓小平精心保存的照相机显得尤为突出。【邓林邓小平女儿】我爸爸不爱照相,平时他不允许记者到家里来给他照相,有个别一次两次那也是获得他同意的时候。在公众印象中,沉默寡言、不爱照相的邓小平,却将这台照相机保存得极为完好。【钱奇四川广安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镜头,包括胶卷盒各方面都很好,相机上面刻着英文和俄文的铭牌,机身号是5400497。这台照相机以它的产地基辅命名,是上世纪50
<正>一九六○年冬,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连续两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后果日益凸显,加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巨大,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特别是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实际产量减少六百亿斤。一九六○年粮食产量又进一步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还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由此,城乡居民粮食供应量大幅度减少,一些地区饿死了人。
<正>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从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是一本书,书名为《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年一手创办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积极“反共”。近代史上人们熟悉的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家,就是指的他与兄长陈果夫。《成败之鉴》是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1994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林颖曾陈立夫儿媳】《成败之鉴》发行的时候,名动一时,销售量很大。(台湾
<正>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邓小平画像广场,是深圳的标志之一。每年大约有百万以上的游人来到这里与这位世纪伟人合影留念。这幅画像始作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目前已是第四个版本。在这幅画像的第一版画面上,邓小平身着米色的夹克衫,他目光睿智,神采奕奕。这是一件普通式样的夹克衫,1992年的早春,穿着这件夹克衫,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出行。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乘坐专列的人正是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十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关于改革和发展、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对外开放、国际战略、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同时,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联系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加以改进和提高。
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围绕邓小平的青少年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太行根据地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主政大西南时期、十年总书记期间、1975年的整顿、邓小平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都有令人关注的新成果出现。在今后邓小平的研究工作中,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把邓小平生平研究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二是把邓小平生平研究同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风范的研究结合起来。
新世纪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中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者,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邓小平历史贡献的研究持续展开,他们肯定邓小平作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伟人的地位,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成就起了关键作用,强调邓小平的遗产对当代中国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邓小平与党的其他领导人治国方略的比较等问题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其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服务于其本国制定国家战略的需要,二是重视一手资料的调研和收集。这些都有助于拓展国内邓小平研究的视野,有助于邓小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