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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5-0025-02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我们紧紧围绕战略产业成长这一中心主题，动态地调整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科技与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劳工与社会保障政策，使这些政策相互协调配套，形成政策合力，促进信息化成长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过去，产业政策鼓励了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贸易政策则刺激了劳动相对密集的加工出口的增长。越是鼓励出口创汇，出口贸易增长越快，出口贸易结构就越偏向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加工贸易的成分就越高，贸易与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就越加背离。政策不协调的后果减缓了产业升级的步伐，使得出口产品缺乏足够强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容易遭到发达国家诸如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新型贸易壁垒的阻挡，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作为WTO的新成员，传统贸易政策使用的空间越来越变得狭窄，保护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以贸易政策保护为主调整为主要依靠产业政策支持上来。产业政策调整方向不仅仅是制定或调整产业投资目录，不仅仅是对鼓励、限制或禁止投资的产业予以界定，而且应当逐步转向产业竞争政策上来。在政策工具选择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和WTO的成员，现阶段中国尚不宜采用结构关税政策，而应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规模经济产业的资金支持和研究开发补贴，促进信息化和产业升级。
二、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的协调
过去，我们的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往往是分别制定的，各自都具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既可能交叉重合，也可能相互矛盾，同时还受近期目标和衡量标准的影响，常常导致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不协调。其后果或是阻碍贸易的发展，或是影响利用外资的效果，最终会影响政府预期政策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将贸易与投资功能一体化、根据全球战略来安排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的今天，政策矛盾的后果可能会丧失发展的机会。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协调的好处有：（1）有助于产业升级，减少贸易摩擦。由于过去政策上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致使外资竞相投资于加工工业领域，从而影响了高新技术的引进效果和产业升级的效果。不仅如此，政策的矛盾还加剧了国内市场的低水平竞争，并延伸到国际市场，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2）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具有替代和互补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往往与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有关。如果单独地实行贸易限制政策而不实行外资限制政策，就难以实现改善国际收支（如贸易收支）逆差的政策目标。因为政府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或建立非关税壁垒限制了进口，但进口替代型外国投资的增加却又导致了资本品或中间品进口的增加，贸易收支仍然得不到改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贸易壁垒的阻碍作用，贸易替代型投资较多。随着国内市场开放度的提高，竞争日趋激烈，外资进入反过来又促进贸易壁垒的降低。（3）在跨国公司贸易投资功能一体化的背景下，政策协调有助于维护本国利益。跨国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对某种产品会根据成本效益的比较，选择向东道国出口产品，而非直接投资。在此情况下，出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就需要进口国运用贸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进口，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障碍，迫使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三、外资政策与地区发展政策的协调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厂商的竞争优势，厂商的竞争优势首先是要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上通过竞争取得。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无论发达小国还是大国，都在为拓展市场而积极努力，我国许多地方却人为地分割市场，一些地方甚至以成功建立地方保护体系而自豪。法国女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综合指标由1987年的12上升到1997年的27，而等价关税从37%上升到51%，省际交易壁垒比欧盟成员之间的贸易壁垒还要高。据此认为中国国内市场有走“非一体化”的可能性。她于2002年撰文警告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一定要小心。国外学者的结论对我国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
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和相应的政策主张。地方资源禀赋的差异、竞争力的弱小以及对政绩的向往，使得地方政府在对局部经济增长的追求过程中陷入了“囚徒困境”。因为，如果其他地区保护而本地区不保护，本地区就会吃亏，而其他地区不保护而本地区主动寻求保护，至少在短期内本地区就会占到便宜。所以，打破“蜂窝”市场格局，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短期内依靠地方政府主动行动是有困难的。如果容忍下去，将会降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降低吸引高层次外资的能力，降低新兴产业成长的效率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效率。所以，单就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而言，需要加强外部竞争冲击的力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威性，特别是政策协调的力度。
四、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
保护环境，关爱人类健康，是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环境标准、技术标准措施构筑市场准入壁垒，以达到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WTO已经将环境问题与贸易挂钩，并着手开始谈判有关多边规则。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国外利用歧视性的环境措施制造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学会在多边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地运用环境措施、技术标准来保护国内产业。对落后地区而言，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坚决堵住低环境标准的项目进入本地。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运用环境措施提高产业层次。
五、产业政策与科技教育政策的协调
新增长理论强调，国内产业升级应牢牢地建立在人力资本基础上。从现实来看，在我国现阶段推进技术进步，发展技术知识密集的产业与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最主要的就是就业压力增大。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人的文化技术知识水平的提高，没有人的素质的改善，比较优势难以在大范围取得。而且，在人力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技术进步，就极有可能导致一方面技术进步不能广泛地展开，另一方面由于机器、技术取代工人而使失业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因此，要真正通过技术进步转变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最根本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尽快地增加人力资本。这就是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道理。只有真正地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全民的素质，才能使技术创新不断出现，才能保证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具有“新型”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里强调的是科技和教育政策一定要与产业政策协调好，以有助于高校人才培养和输送效率机制的形成、科研机构研究开发活动为产业升级服务的效率机制的形成。
六、贸易政策与劳工政策的协调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全球化加剧了企业之间及投资所在国政府之间的竞争。资方往往采取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策略，其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低成本下出口的产品又往往遭到进口国的限制，甚至制裁。进口国与出口国的劳工均成了竞争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极力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试图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制定“社会条款”。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应当使企业具备人道的面孔。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提出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并强调用国际劳工标准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一些组织发起了“道德贸易运动”，制定“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倡导“清洁生产”，以维护劳工的基本权利。这是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国情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如何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核心劳工标准、让劳工成为体面的劳动者，让企业成为道德贸易和负社会责任的利益体，成为我们政策协调中必须直面的新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5-0025-02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我们紧紧围绕战略产业成长这一中心主题，动态地调整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科技与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劳工与社会保障政策，使这些政策相互协调配套，形成政策合力，促进信息化成长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过去，产业政策鼓励了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贸易政策则刺激了劳动相对密集的加工出口的增长。越是鼓励出口创汇，出口贸易增长越快，出口贸易结构就越偏向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加工贸易的成分就越高，贸易与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就越加背离。政策不协调的后果减缓了产业升级的步伐，使得出口产品缺乏足够强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容易遭到发达国家诸如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新型贸易壁垒的阻挡，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作为WTO的新成员，传统贸易政策使用的空间越来越变得狭窄，保护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以贸易政策保护为主调整为主要依靠产业政策支持上来。产业政策调整方向不仅仅是制定或调整产业投资目录，不仅仅是对鼓励、限制或禁止投资的产业予以界定，而且应当逐步转向产业竞争政策上来。在政策工具选择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和WTO的成员，现阶段中国尚不宜采用结构关税政策，而应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规模经济产业的资金支持和研究开发补贴，促进信息化和产业升级。
二、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的协调
过去，我们的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往往是分别制定的，各自都具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既可能交叉重合，也可能相互矛盾，同时还受近期目标和衡量标准的影响，常常导致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不协调。其后果或是阻碍贸易的发展，或是影响利用外资的效果，最终会影响政府预期政策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将贸易与投资功能一体化、根据全球战略来安排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的今天，政策矛盾的后果可能会丧失发展的机会。贸易政策与外资政策协调的好处有：（1）有助于产业升级，减少贸易摩擦。由于过去政策上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致使外资竞相投资于加工工业领域，从而影响了高新技术的引进效果和产业升级的效果。不仅如此，政策的矛盾还加剧了国内市场的低水平竞争，并延伸到国际市场，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2）有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具有替代和互补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往往与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有关。如果单独地实行贸易限制政策而不实行外资限制政策，就难以实现改善国际收支（如贸易收支）逆差的政策目标。因为政府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或建立非关税壁垒限制了进口，但进口替代型外国投资的增加却又导致了资本品或中间品进口的增加，贸易收支仍然得不到改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贸易壁垒的阻碍作用，贸易替代型投资较多。随着国内市场开放度的提高，竞争日趋激烈，外资进入反过来又促进贸易壁垒的降低。（3）在跨国公司贸易投资功能一体化的背景下，政策协调有助于维护本国利益。跨国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对某种产品会根据成本效益的比较，选择向东道国出口产品，而非直接投资。在此情况下，出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就需要进口国运用贸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进口，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障碍，迫使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三、外资政策与地区发展政策的协调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厂商的竞争优势，厂商的竞争优势首先是要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上通过竞争取得。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无论发达小国还是大国，都在为拓展市场而积极努力，我国许多地方却人为地分割市场，一些地方甚至以成功建立地方保护体系而自豪。法国女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综合指标由1987年的12上升到1997年的27，而等价关税从37%上升到51%，省际交易壁垒比欧盟成员之间的贸易壁垒还要高。据此认为中国国内市场有走“非一体化”的可能性。她于2002年撰文警告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一定要小心。国外学者的结论对我国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
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和相应的政策主张。地方资源禀赋的差异、竞争力的弱小以及对政绩的向往，使得地方政府在对局部经济增长的追求过程中陷入了“囚徒困境”。因为，如果其他地区保护而本地区不保护，本地区就会吃亏，而其他地区不保护而本地区主动寻求保护，至少在短期内本地区就会占到便宜。所以，打破“蜂窝”市场格局，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短期内依靠地方政府主动行动是有困难的。如果容忍下去，将会降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降低吸引高层次外资的能力，降低新兴产业成长的效率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效率。所以，单就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而言，需要加强外部竞争冲击的力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权威性，特别是政策协调的力度。
四、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
保护环境，关爱人类健康，是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环境标准、技术标准措施构筑市场准入壁垒，以达到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WTO已经将环境问题与贸易挂钩，并着手开始谈判有关多边规则。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国外利用歧视性的环境措施制造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学会在多边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地运用环境措施、技术标准来保护国内产业。对落后地区而言，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坚决堵住低环境标准的项目进入本地。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运用环境措施提高产业层次。
五、产业政策与科技教育政策的协调
新增长理论强调，国内产业升级应牢牢地建立在人力资本基础上。从现实来看，在我国现阶段推进技术进步，发展技术知识密集的产业与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最主要的就是就业压力增大。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人的文化技术知识水平的提高，没有人的素质的改善，比较优势难以在大范围取得。而且，在人力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技术进步，就极有可能导致一方面技术进步不能广泛地展开，另一方面由于机器、技术取代工人而使失业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因此，要真正通过技术进步转变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最根本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尽快地增加人力资本。这就是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道理。只有真正地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全民的素质，才能使技术创新不断出现，才能保证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具有“新型”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里强调的是科技和教育政策一定要与产业政策协调好，以有助于高校人才培养和输送效率机制的形成、科研机构研究开发活动为产业升级服务的效率机制的形成。
六、贸易政策与劳工政策的协调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全球化加剧了企业之间及投资所在国政府之间的竞争。资方往往采取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策略，其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低成本下出口的产品又往往遭到进口国的限制，甚至制裁。进口国与出口国的劳工均成了竞争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极力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试图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制定“社会条款”。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应当使企业具备人道的面孔。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提出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并强调用国际劳工标准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一些组织发起了“道德贸易运动”，制定“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倡导“清洁生产”，以维护劳工的基本权利。这是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国情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如何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核心劳工标准、让劳工成为体面的劳动者，让企业成为道德贸易和负社会责任的利益体，成为我们政策协调中必须直面的新课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