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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刚刚闭幕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向我们展示了多元文化的魅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大会开幕式上说：“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奥运会这场全球文化盛宴中，当然也少不了语言服务作为沟通、对话的纽带。
本届奥运会的注册和非注册记者共四万余人，他们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操着多种语言，为的是让全世界受众分享北京奥运会的光荣与梦想。16天的奥运会闭幕了，这些奥运信息使者对北京奥组委提供的语言服务是否满意？这些语言的小小渡船是否将他们渡到沟通的彼岸？服务奥运的语言工作者们又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他们在服务与沟通之中有哪些独到的体会？
就在我们寻找答案的时候，一个“80后”女孩、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语言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走到了我们面前，她的名字叫潘兰兮。通过她的讲述，语言工作者16个日夜勤勉热诚的工作情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时间：2008年8月23日
地点：北京中奥马哥孛罗大酒店
采访人：本刊记者／于淼实习记者／赵鹏
《对外传播》：奥运会的媒体服务工作是一个分工明确的体系，有国际新闻中心（BIMC）、主新闻中心（MPC），还有国际广播中心（IBC）。尽管这些场馆一共聚集了四万余名记者，他们的眼睛却都紧盯着赛场而无暇为我们描述媒体服务的情况。请你简要介绍一下MPC都为各国媒体提供了哪些服务。
潘兰兮：主新闻中心在奥运期间是各国文字和摄影记者的“大本营”，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注册记者，国际新闻中心（BIMC）的服务对象是非注册记者，而国际广播中心（IBC）则服务于各国转播商。
主新闻中心占地面积约62000平方米，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大的主新闻中心。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是最全面的，包括及时大量的赛事信息、多元化的采访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记者的衣食住行都在服务范围内。主新闻中心里有银行、邮局、咖啡厅、超市、按摩室、医疗站????这里还是媒体班车的集散地，甚至有车可以到天津、秦皇岛等协办城市。赛时，主新闻中心24小时运行，为记者营造 “无时差”工作环境，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将珍贵的图片、稿件发出去，抢占新闻报道的先机。记者劳累时可以到媒体酒店休息一下。这些是其他会议、活动的新闻中心所没有的。
《对外传播》：你所在的语言服务中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节上？你每天的工作中又有那些“规定动作”？
潘兰兮：主新闻中心语言服务业务包括志愿者口译团队、奥林匹克新闻服务翻译团队和专业口译团队。我主要负责这三方面的统筹安排，业务上主抓志愿者口译团队，而专业口译团队则是由奥运会首席翻译带领，为新闻发布会提供专业口译服务。
由于主新闻中心24小时运行，志愿者也需要换班——早八点到晚八点是一班，再到次日早八点是另一班。我在统筹语言服务三大团队的整体运行之外，还要时刻关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后勤保障问题。每天两次交接班时，我会召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开十分钟的例会，总结上一班的工作、听取意见、解决遗留问题、强调注意事项并分派任务给下一班。我们的例会很特别，大家围成一圈站着开会，因为这样更迅速、更高效、精神也更集中。
我每天还要安排专人旁听新闻发布会，对翻译质量做出及时反馈。主新闻中心语言服务团队和奥组委语言服务总部之间的及时沟通与有效交流也是我工作的重点。
《对外传播》：你刚才说过，“主新闻中心是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大媒体的‘大本营’”，我们知道，这里有6000多名文字、摄影记者在不分昼夜地播报奥运新闻，而语言障碍是他们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你们是如何通过提供的服务让各国媒体顺利完成报道工作的？请讲几个小故事。
潘兰兮：我们在主新闻中心大堂设立了一个语言服务台，有9名语言服务专业志愿者提供9个语种的口译和信息咨询服务；在语言服务中心经理办公室还有一个机动小组待命，以便随时满足其他兄弟业务组的口译服务需求。机动小组就像一只“飞行团队”，只要接到任务，就将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需求发生地提供服务。
举例来说，一次有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了一位刚刚获奖的韩国运动员归来，但他听不懂韩语，无奈之下，只能来到语言服务台求助。我们韩语的志愿者将录音翻译成中文，再交给英语志愿者译成英文，将信息传达给记者。再比如说，有记者要办理酒店的入住手续，主新闻中心里有交通住宿服务台，但那里的志愿者基本上只能讲中文和英文，讲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记者就需要语言服务志愿者的帮助。还比如说，曾经有一位法国记者凌晨三点钟肚子疼，但医疗站的志愿者听不懂法语，于是我们的法语志愿者一直陪着这位记者到早上七点多。这位记者特别感动，拉着法语志愿者的手说：能够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母语，这是最大的安慰。
这也正是我们语言服务的重要所在——我们为身在异国的记者营造一个母语的氛围，他们的心里会觉得特别温暖。北京奥运会办得成功与否，媒体的声音很重要，为媒体记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是每一位主新闻中心人的责任。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无论信息如何精辟，听得懂才有意义。主新闻中心给记者的承诺是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语言志愿者可以将信息最直接地传递给各国记者，帮助记者顺利完成报道工作。
《对外传播》：奥运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所以我们才看到，那些持有奥运门票的人固然十分欣喜，有些人即使没有票也要在场馆周围买高价票；能在场馆工作的志愿者固然十分兴奋，有些人即使在街道值班也会很自豪地说自己为奥运做了贡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京奥运的？
潘兰兮：从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开始，我和我的家人就开始关注了，因为这是国家的大事，百年难遇的大事。当然，那时我还很小，只觉得申办失败了很伤心。而第二次申办成功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读书了——在国外听到关于中国的消息会特别激动，所以我一直在关注北京奥运的筹办情况，一直在搜集诸如场馆建设之类的消息。那时我就想，2008年我一定要回国，买票看奥运比赛。
同时，因为在外国经常见到大型赛事有很多志愿者，所以我也想回国作一名奥运志愿者。06年硕士毕业回国，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奥组委和奥运筹办的事情，觉得自己应当找机会为奥运会做些什么。当得知奥组委对外招聘的时候，我激动地跳了起来，人一生中如果能有机会为这样一个对国家来讲意义非凡的活动服务，将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就报名了。由于我此前有在《中华英才》杂志作记者的经历，奥组委国际联络部就希望我做媒体的语言服务工作。
《对外传播》：现在参加到这次盛会之中，又处于靠近中枢的位置，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潘兰兮：从07年6月进入奥组委，到08年1月加入主新闻中心团队，直到残奥会结束，时间并不长，但这一年多得到的锻炼是我一生难遇的。可以用三个词形容它对我的意义——幸运、感恩、难忘。我很幸运可以加入到这件盛事之中，很感谢奥林匹克来到中国，感谢奥组委接纳我，也感谢同事、志愿者的支持，对我、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这都将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对外传播》：人的能力与人生阅历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的年龄并不大，却要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是什么样的阅历让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留学海外的背景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潘兰兮：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能力并不一定与年龄成正比，真正相关的是经历事情的多少。我15岁去新加坡读中学，后来去荷兰读了大学预科，又在英国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独自在外的经历让我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只要有目标，我相信自己永远拥有前行的动力，即使失败也不会选择放弃。同时在国外的生活也教会我沟通、协调以及为了达成一致、为了和别人相处得更融洽、为了推动事情的发展而做出必要的让步。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忍耐——痛苦、困难总会过去。
东西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我学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也游历过很多国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会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给志愿者们一些提示。
《对外传播》：据我们了解你的这些提醒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讲原则，你并不一味迁就外国媒体；同时你也说过，要善待媒体，“只要媒体有需求，我们就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服务”。怎么理解这种“原则”？
潘兰兮：原则是公平、高质服务的基础，我们提供语言服务有自己的规矩、原则。例如，我们规定志愿者只在主新闻中心场馆内提供口译服务。如果有记者提出想带志愿者出场馆进行采访或陪同等工作时，我们只能婉言谢绝。因为，志愿者在场馆内是为讲此语种的所有记者服务的，他或她并不是某个人的专属。如果为了满足一位记者的需求，而置他人需求于不顾，那我们的服务就是不公平、不高效的。
我们秉承着善待媒体的原则，只要记者所要求的服务在我们的工作范畴内，我们就会尽量满足。原则上，我们只提供口译服务，但是为了方便记者工作，我们也尽力为他们提供各种信息并解决各种问题，比如交通、住宿、注册、餐饮、采访，等等。由于IBC没有语言服务团队，经常有媒体记者前来MPC语言服务台咨询与IBC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服务????
有时会有记者拿着一些小礼品，要求志愿者说出某国必胜之类的话，但志愿者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
我常跟志愿者讲：你们要学会说“不”。“不”代表着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当然，这种拒绝不是强硬地在志愿者和记者之间树起一座高墙，而是耐心地和记者讲道理，沟通是理解的基础。
《对外传播》：奥运会的大幕即将落下，尽管你们的工作还要持续到残奥会闭幕，但毕竟已经跨过了重要的一步。回想当初，你曾经说过，你们这个团队共同的心愿就是“让语言服务成为北京奥运会人性化服务的体现”！现在你觉得你们做得如何？
潘兰兮：语言服务不是一份“出彩”的工作，它的最高境界其实是让人感到没有服务，也就是营造一种无障碍沟通的环境。我们不会像运动员一样拥有奖牌、掌声、喝彩和鲜花。有时外国记者会因为丢失东西或者因为采访中有一句听不懂的话而十分着急，我们的语言志愿者便会想尽办法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也许连一句“谢谢”也来不及说。语言服务不像各个场馆一样会被一直保留着，它的很多工作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所以，说它“重”是因为语言是沟通、理解的基础，解决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说它“轻”是因为大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只有更好而没有最好的，语言服务也是如此。如果让我评价，我想说我们“问心无愧”，记者们的笑容和那些感谢信或许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
《对外传播》：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几个感谢信的故事？
潘兰兮：前面提过的那位生病的法国记者就写了一封感谢信。
还有一位讲阿拉伯语的记者将媒体包掉在出租车里了，包里有照相机、录音笔、采访记录，还有他的护照等证件。可能是记者在采访中的状态比较兴奋，直到回到主新闻中心才发现丢了东西。他只好找到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在安抚他的同时仔细询问他的行程，帮他找到了线索。我们问他坐出租车时留下票据了没有，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出租车小票，这时我们的志愿者比他还兴奋——外国很多地方的出租车是没有票的，这位记者并不知道它的作用。志愿者最终联系到了出租车司机， 三个小时后，媒体包回到了记者身边，这位记者也送来了一封表达心意的感谢信。
再有一次，一位意大利记者联系了一家快递公司，但当快递人员到来时，却因为是国际邮件等原因需要加收费用，偏巧记者身上没有人民币现金，取钱又来不及，我们的志愿者就当场帮他垫付了，甚至没有问他的名字和供职的媒体。当然我们并不提倡志愿者帮助垫付钱款——他们大多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在校大学生，但志愿者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却值得称赞。第二天，意大利记者就将钱装在一个信封里送了过来，里面还有一张感谢的小纸条。
这都是一些小事，但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就是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运行得很平稳，这些小细节的平稳组合起来就是整个奥运会的平稳。
《对外传播》：我们知道，“3·14”西藏暴力事件之前，长辈们总是对“80后”有着各种不满，“3·14”之后他们逐渐看到了年轻人对祖国的热爱。你和大部分“80后”不同的是，你在国外整整待了10年，但据说你从未放弃回国的念头。你现在又在奥运主新闻中心工作，时刻接触世界的脉搏，这些年来你看到中国的哪些进步了？
潘兰兮：我爱我的祖国，爱她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远离家乡的日子，我依旧能够体会到她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留学生，那里的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平房、粮票、布票，他们很惊讶：为什么我家会有钱把我送到外国读书？但当我离开新加坡时，学校里已经有几十个中国学生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也转变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
十年间，外国人认识到了中国的强大，了解到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有许多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还有中国政治的进步和文化的开放。
北京申奥成功时外国人的态度大体分三类，一是支持的，二是觉得不可思议，三是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办好一届奥运会。之后的几年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反对的人越来越少而支持的人数在直线上升。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筹办工作不断进展，人们接触到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为世界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
有些外国记者由于对中国不了解，也有许多误解——他们以为中国的办事效率不高，凡事都要事先申请，然后领导层层审批，工作人员相互推卸责任。但实际证明他们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举例来说，我们主新闻中心的一个服务台能够完成的工作，决不会推给另外一个，即使某些细节不在这个服务台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们也会想方设法帮记者解决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便利。采访环境也变得宽松了，外国记者以为采访某些场馆领导是需要开会研究、审批的，说不定得等上一两个星期。但事实上，这位场馆领导第二天就在办公室等他了。记者们通过对北京奥运会的采访，进一步了解了开放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惊喜。
《对外传播》：北京奥运是最大的外宣，但奥运会本身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16天，你认为除了场馆等硬件设施之外，奥运会将给中国留下什么？
潘兰兮：首先是一些边缘运动的发展，例如马术，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共有6名运动员持“外卡”参加。马术对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以至于有些运动员需要借钱买马，甚至有人为此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产业。他们的愿望并不是得奖牌，而是参与，为的就是让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全部28个大项的比赛。这让所有的中国人感觉到，奥运会不仅仅是体育，它更是一种努力、向上、拼搏的精神，这就是体育的精神。
还有就是志愿精神的推广。在奥运会之前很多人对志愿者、对志愿服务并不了解，奥运会实际上为中国带来了一种理念，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来。相信在今后的大型活动、赛事中，志愿服务会成为一种文化和传统。
我在国外时对志愿精神有一点了解，在外国人看来这是一项事业，所以六七十岁的老人会加入其中，那些事业有成的老板也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参与志愿服务是人生一种宝贵的经历，这是热情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的体现。对于中国的志愿服务来讲，奥运会还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志愿精神，把志愿服务当成人生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种理念。我们应该享受过程的快乐，就像那句口号一样——“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
“春兰兮秋菊”，《楚辞》中有几十处兰草的“身影”，这才有了潘兰兮的名字——为她取这个名字的是有“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国学大师文怀沙。说起名字，文怀沙先生是这样解释他自己的名字的：“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就是离不开小沙。”我们又想到了潘兰兮的祖父潘兹先生，他是著名的工笔画家。他曾说：“我立志为复兴工笔重彩奉献一生，愿如春蚕，吐丝至死，锦绣炳焕，有蚕之功。”
如今，潘兰兮是北京奥组委的语言服务经理，相对于整个奥运盛会来说，她也只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一只吐丝的春蚕，但谁又能小看她呢？
（读者反馈请发至dachuanbo@yahoo.com.cn）
责编：王泽
本届奥运会的注册和非注册记者共四万余人，他们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操着多种语言，为的是让全世界受众分享北京奥运会的光荣与梦想。16天的奥运会闭幕了，这些奥运信息使者对北京奥组委提供的语言服务是否满意？这些语言的小小渡船是否将他们渡到沟通的彼岸？服务奥运的语言工作者们又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他们在服务与沟通之中有哪些独到的体会？
就在我们寻找答案的时候，一个“80后”女孩、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语言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走到了我们面前，她的名字叫潘兰兮。通过她的讲述，语言工作者16个日夜勤勉热诚的工作情景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时间：2008年8月23日
地点：北京中奥马哥孛罗大酒店
采访人：本刊记者／于淼实习记者／赵鹏
《对外传播》：奥运会的媒体服务工作是一个分工明确的体系，有国际新闻中心（BIMC）、主新闻中心（MPC），还有国际广播中心（IBC）。尽管这些场馆一共聚集了四万余名记者，他们的眼睛却都紧盯着赛场而无暇为我们描述媒体服务的情况。请你简要介绍一下MPC都为各国媒体提供了哪些服务。
潘兰兮：主新闻中心在奥运期间是各国文字和摄影记者的“大本营”，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注册记者，国际新闻中心（BIMC）的服务对象是非注册记者，而国际广播中心（IBC）则服务于各国转播商。
主新闻中心占地面积约62000平方米，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大的主新闻中心。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是最全面的，包括及时大量的赛事信息、多元化的采访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记者的衣食住行都在服务范围内。主新闻中心里有银行、邮局、咖啡厅、超市、按摩室、医疗站????这里还是媒体班车的集散地，甚至有车可以到天津、秦皇岛等协办城市。赛时，主新闻中心24小时运行，为记者营造 “无时差”工作环境，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将珍贵的图片、稿件发出去，抢占新闻报道的先机。记者劳累时可以到媒体酒店休息一下。这些是其他会议、活动的新闻中心所没有的。
《对外传播》：你所在的语言服务中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节上？你每天的工作中又有那些“规定动作”？
潘兰兮：主新闻中心语言服务业务包括志愿者口译团队、奥林匹克新闻服务翻译团队和专业口译团队。我主要负责这三方面的统筹安排，业务上主抓志愿者口译团队，而专业口译团队则是由奥运会首席翻译带领，为新闻发布会提供专业口译服务。
由于主新闻中心24小时运行，志愿者也需要换班——早八点到晚八点是一班，再到次日早八点是另一班。我在统筹语言服务三大团队的整体运行之外，还要时刻关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后勤保障问题。每天两次交接班时，我会召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开十分钟的例会，总结上一班的工作、听取意见、解决遗留问题、强调注意事项并分派任务给下一班。我们的例会很特别，大家围成一圈站着开会，因为这样更迅速、更高效、精神也更集中。
我每天还要安排专人旁听新闻发布会，对翻译质量做出及时反馈。主新闻中心语言服务团队和奥组委语言服务总部之间的及时沟通与有效交流也是我工作的重点。
《对外传播》：你刚才说过，“主新闻中心是奥运会期间世界各大媒体的‘大本营’”，我们知道，这里有6000多名文字、摄影记者在不分昼夜地播报奥运新闻，而语言障碍是他们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你们是如何通过提供的服务让各国媒体顺利完成报道工作的？请讲几个小故事。
潘兰兮：我们在主新闻中心大堂设立了一个语言服务台，有9名语言服务专业志愿者提供9个语种的口译和信息咨询服务；在语言服务中心经理办公室还有一个机动小组待命，以便随时满足其他兄弟业务组的口译服务需求。机动小组就像一只“飞行团队”，只要接到任务，就将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需求发生地提供服务。
举例来说，一次有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了一位刚刚获奖的韩国运动员归来，但他听不懂韩语，无奈之下，只能来到语言服务台求助。我们韩语的志愿者将录音翻译成中文，再交给英语志愿者译成英文，将信息传达给记者。再比如说，有记者要办理酒店的入住手续，主新闻中心里有交通住宿服务台，但那里的志愿者基本上只能讲中文和英文，讲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记者就需要语言服务志愿者的帮助。还比如说，曾经有一位法国记者凌晨三点钟肚子疼，但医疗站的志愿者听不懂法语，于是我们的法语志愿者一直陪着这位记者到早上七点多。这位记者特别感动，拉着法语志愿者的手说：能够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母语，这是最大的安慰。
这也正是我们语言服务的重要所在——我们为身在异国的记者营造一个母语的氛围，他们的心里会觉得特别温暖。北京奥运会办得成功与否，媒体的声音很重要，为媒体记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是每一位主新闻中心人的责任。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无论信息如何精辟，听得懂才有意义。主新闻中心给记者的承诺是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语言志愿者可以将信息最直接地传递给各国记者，帮助记者顺利完成报道工作。
《对外传播》：奥运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所以我们才看到，那些持有奥运门票的人固然十分欣喜，有些人即使没有票也要在场馆周围买高价票；能在场馆工作的志愿者固然十分兴奋，有些人即使在街道值班也会很自豪地说自己为奥运做了贡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京奥运的？
潘兰兮：从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开始，我和我的家人就开始关注了，因为这是国家的大事，百年难遇的大事。当然，那时我还很小，只觉得申办失败了很伤心。而第二次申办成功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读书了——在国外听到关于中国的消息会特别激动，所以我一直在关注北京奥运的筹办情况，一直在搜集诸如场馆建设之类的消息。那时我就想，2008年我一定要回国，买票看奥运比赛。
同时，因为在外国经常见到大型赛事有很多志愿者，所以我也想回国作一名奥运志愿者。06年硕士毕业回国，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奥组委和奥运筹办的事情，觉得自己应当找机会为奥运会做些什么。当得知奥组委对外招聘的时候，我激动地跳了起来，人一生中如果能有机会为这样一个对国家来讲意义非凡的活动服务，将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就报名了。由于我此前有在《中华英才》杂志作记者的经历，奥组委国际联络部就希望我做媒体的语言服务工作。
《对外传播》：现在参加到这次盛会之中，又处于靠近中枢的位置，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潘兰兮：从07年6月进入奥组委，到08年1月加入主新闻中心团队，直到残奥会结束，时间并不长，但这一年多得到的锻炼是我一生难遇的。可以用三个词形容它对我的意义——幸运、感恩、难忘。我很幸运可以加入到这件盛事之中，很感谢奥林匹克来到中国，感谢奥组委接纳我，也感谢同事、志愿者的支持，对我、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这都将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对外传播》：人的能力与人生阅历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的年龄并不大，却要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是什么样的阅历让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留学海外的背景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潘兰兮：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能力并不一定与年龄成正比，真正相关的是经历事情的多少。我15岁去新加坡读中学，后来去荷兰读了大学预科，又在英国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独自在外的经历让我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只要有目标，我相信自己永远拥有前行的动力，即使失败也不会选择放弃。同时在国外的生活也教会我沟通、协调以及为了达成一致、为了和别人相处得更融洽、为了推动事情的发展而做出必要的让步。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忍耐——痛苦、困难总会过去。
东西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我学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也游历过很多国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会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给志愿者们一些提示。
《对外传播》：据我们了解你的这些提醒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讲原则，你并不一味迁就外国媒体；同时你也说过，要善待媒体，“只要媒体有需求，我们就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服务”。怎么理解这种“原则”？
潘兰兮：原则是公平、高质服务的基础，我们提供语言服务有自己的规矩、原则。例如，我们规定志愿者只在主新闻中心场馆内提供口译服务。如果有记者提出想带志愿者出场馆进行采访或陪同等工作时，我们只能婉言谢绝。因为，志愿者在场馆内是为讲此语种的所有记者服务的，他或她并不是某个人的专属。如果为了满足一位记者的需求，而置他人需求于不顾，那我们的服务就是不公平、不高效的。
我们秉承着善待媒体的原则，只要记者所要求的服务在我们的工作范畴内，我们就会尽量满足。原则上，我们只提供口译服务，但是为了方便记者工作，我们也尽力为他们提供各种信息并解决各种问题，比如交通、住宿、注册、餐饮、采访，等等。由于IBC没有语言服务团队，经常有媒体记者前来MPC语言服务台咨询与IBC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服务????
有时会有记者拿着一些小礼品，要求志愿者说出某国必胜之类的话，但志愿者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
我常跟志愿者讲：你们要学会说“不”。“不”代表着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当然，这种拒绝不是强硬地在志愿者和记者之间树起一座高墙，而是耐心地和记者讲道理，沟通是理解的基础。
《对外传播》：奥运会的大幕即将落下，尽管你们的工作还要持续到残奥会闭幕，但毕竟已经跨过了重要的一步。回想当初，你曾经说过，你们这个团队共同的心愿就是“让语言服务成为北京奥运会人性化服务的体现”！现在你觉得你们做得如何？
潘兰兮：语言服务不是一份“出彩”的工作，它的最高境界其实是让人感到没有服务，也就是营造一种无障碍沟通的环境。我们不会像运动员一样拥有奖牌、掌声、喝彩和鲜花。有时外国记者会因为丢失东西或者因为采访中有一句听不懂的话而十分着急，我们的语言志愿者便会想尽办法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也许连一句“谢谢”也来不及说。语言服务不像各个场馆一样会被一直保留着，它的很多工作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所以，说它“重”是因为语言是沟通、理解的基础，解决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说它“轻”是因为大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只有更好而没有最好的，语言服务也是如此。如果让我评价，我想说我们“问心无愧”，记者们的笑容和那些感谢信或许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
《对外传播》：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几个感谢信的故事？
潘兰兮：前面提过的那位生病的法国记者就写了一封感谢信。
还有一位讲阿拉伯语的记者将媒体包掉在出租车里了，包里有照相机、录音笔、采访记录，还有他的护照等证件。可能是记者在采访中的状态比较兴奋，直到回到主新闻中心才发现丢了东西。他只好找到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在安抚他的同时仔细询问他的行程，帮他找到了线索。我们问他坐出租车时留下票据了没有，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出租车小票，这时我们的志愿者比他还兴奋——外国很多地方的出租车是没有票的，这位记者并不知道它的作用。志愿者最终联系到了出租车司机， 三个小时后，媒体包回到了记者身边，这位记者也送来了一封表达心意的感谢信。
再有一次，一位意大利记者联系了一家快递公司，但当快递人员到来时，却因为是国际邮件等原因需要加收费用，偏巧记者身上没有人民币现金，取钱又来不及，我们的志愿者就当场帮他垫付了，甚至没有问他的名字和供职的媒体。当然我们并不提倡志愿者帮助垫付钱款——他们大多是没有经济收入的在校大学生，但志愿者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却值得称赞。第二天，意大利记者就将钱装在一个信封里送了过来，里面还有一张感谢的小纸条。
这都是一些小事，但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就是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运行得很平稳，这些小细节的平稳组合起来就是整个奥运会的平稳。
《对外传播》：我们知道，“3·14”西藏暴力事件之前，长辈们总是对“80后”有着各种不满，“3·14”之后他们逐渐看到了年轻人对祖国的热爱。你和大部分“80后”不同的是，你在国外整整待了10年，但据说你从未放弃回国的念头。你现在又在奥运主新闻中心工作，时刻接触世界的脉搏，这些年来你看到中国的哪些进步了？
潘兰兮：我爱我的祖国，爱她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远离家乡的日子，我依旧能够体会到她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留学生，那里的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平房、粮票、布票，他们很惊讶：为什么我家会有钱把我送到外国读书？但当我离开新加坡时，学校里已经有几十个中国学生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也转变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
十年间，外国人认识到了中国的强大，了解到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有许多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还有中国政治的进步和文化的开放。
北京申奥成功时外国人的态度大体分三类，一是支持的，二是觉得不可思议，三是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办好一届奥运会。之后的几年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反对的人越来越少而支持的人数在直线上升。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筹办工作不断进展，人们接触到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将为世界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
有些外国记者由于对中国不了解，也有许多误解——他们以为中国的办事效率不高，凡事都要事先申请，然后领导层层审批，工作人员相互推卸责任。但实际证明他们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举例来说，我们主新闻中心的一个服务台能够完成的工作，决不会推给另外一个，即使某些细节不在这个服务台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们也会想方设法帮记者解决问题，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便利。采访环境也变得宽松了，外国记者以为采访某些场馆领导是需要开会研究、审批的，说不定得等上一两个星期。但事实上，这位场馆领导第二天就在办公室等他了。记者们通过对北京奥运会的采访，进一步了解了开放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惊喜。
《对外传播》：北京奥运是最大的外宣，但奥运会本身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16天，你认为除了场馆等硬件设施之外，奥运会将给中国留下什么？
潘兰兮：首先是一些边缘运动的发展，例如马术，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共有6名运动员持“外卡”参加。马术对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以至于有些运动员需要借钱买马，甚至有人为此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的产业。他们的愿望并不是得奖牌，而是参与，为的就是让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全部28个大项的比赛。这让所有的中国人感觉到，奥运会不仅仅是体育，它更是一种努力、向上、拼搏的精神，这就是体育的精神。
还有就是志愿精神的推广。在奥运会之前很多人对志愿者、对志愿服务并不了解，奥运会实际上为中国带来了一种理念，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来。相信在今后的大型活动、赛事中，志愿服务会成为一种文化和传统。
我在国外时对志愿精神有一点了解，在外国人看来这是一项事业，所以六七十岁的老人会加入其中，那些事业有成的老板也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参与志愿服务是人生一种宝贵的经历，这是热情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的体现。对于中国的志愿服务来讲，奥运会还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志愿精神，把志愿服务当成人生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种理念。我们应该享受过程的快乐，就像那句口号一样——“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
“春兰兮秋菊”，《楚辞》中有几十处兰草的“身影”，这才有了潘兰兮的名字——为她取这个名字的是有“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国学大师文怀沙。说起名字，文怀沙先生是这样解释他自己的名字的：“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就是离不开小沙。”我们又想到了潘兰兮的祖父潘兹先生，他是著名的工笔画家。他曾说：“我立志为复兴工笔重彩奉献一生，愿如春蚕，吐丝至死，锦绣炳焕，有蚕之功。”
如今，潘兰兮是北京奥组委的语言服务经理，相对于整个奥运盛会来说，她也只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一只吐丝的春蚕，但谁又能小看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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