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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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旅游人类学发展至今已逾50年,但无论是在人类学领域还是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家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知识信度的危机.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中的(旅游)人类学家常常被误认为嬉皮士或旅游者,其旅游民族志与旅行游记雌雄莫辨.在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的解释主义理路因缺乏信度而受到实证主义者的诘难.这导致旅游人类学的知识生产陷入步履维艰的认识论困境,(旅游)人类学家既有与旅游者相混淆之虞,又要提防其学术文本沦为文学作品,而且一不小心还会卷进更大范围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式之争.表面上,这种困境部分地来自主流人类学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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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云南昆明650500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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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旅游人类学发展至今已逾50年,但无论是在人类学领域还是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家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知识信度的危机.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中的(旅游)人类学家常常被误认为嬉皮士或旅游者,其旅游民族志与旅行游记雌雄莫辨.在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的解释主义理路因缺乏信度而受到实证主义者的诘难.这导致旅游人类学的知识生产陷入步履维艰的认识论困境,(旅游)人类学家既有与旅游者相混淆之虞,又要提防其学术文本沦为文学作品,而且一不小心还会卷进更大范围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式之争.表面上,这种困境部分地来自主流人类学的表述“原罪”,以及旅游的娱冶性,但本质上却源于特定认识方式关于他者和文化接触的知识信度问题.质性的解释主义范式认识论困境是普遍现象,它在主流人类学表现为反思人类学浪潮,在旅游学表现为对民族志知识与旅游真相之间关系的质疑.因此,对主流人类学而言,现代旅游现象可能是其反思经验与田野调查方法得以应用与深化的实验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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