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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8月11日，适奉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鲁迅先生挚友曹靖华教授110周年诞辰。北大、对外友协等相关部门，将于10月底举行纪念与学术研讨会。本刊特选载彭龄、章谊正撰写之《曹靖华传》中的一节，以飨读者，并表纪念。
鲁迅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特别是进入1936年后，3月24日他给父亲的信中说：
月初的确生了一场急病，是突然剧烈的气喘，幸而自己早有一点不好的感觉，请了医生，所以这时恰好已到，便即注射，平静下去了。躺了三天，渐能起坐，现在总算已经复元，但还不能多走路……
5月15日信中说：
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
5月23日信中说：
这回又躺了近十天了。发热，医生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但我看总不是重病……
六月，华北时局紧张，父亲忙于教学和参加学生运动，未与鲁迅先生联系，当听说鲁迅先生卧床不起，忙写信向许广平（景宋）先生询问，7月6日鲁迅先生略能执笔时，便亲自回答了：
昨看见七月一日给景宋信。因为医生已许可我每天写点字了，所以我自己来答：
每天尚发微热，仍打针，大约尚需六七天，针打完，热亦当止。我生的其实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此系在六月初用X光照后查出。此病盖起于少年时，但我身体好，所以竟抵抗至今，不但不死，而且不躺倒一回。现在年老力衰了，就麻烦到这样子……
8月27日鲁迅先生信中说：
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处，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三次，而积不已）……
病情显然在加重，父亲十分焦急，一方面设法购到家乡的灵宝枣、猴头菌、羊肚菌、木耳等土特产，让鲁迅先生滋补身体。一方面劝鲁迅先生换换环境，去外地疗养。8月27日函中，对父亲寄的豫西土特产，鲁迅先生说：“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羊肚亦作汤吃过，甚鲜。猴头闻所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9月7日函中说：“猴头已吃过一次，味确很好，但与一般蘑菇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名字。说到食的珍品是‘燕窝鱼翅’，其实这两种本身并无味，全靠配料，如鸡汤、笋、冰糖……的”而对赴外地疗养，鲁迅先生因当时“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9月7日函中又说：“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而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
鲁迅先生病故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文章《死》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先前所没有的……
而这时，鲁迅先生不仅要在白色恐怖与日俱增的严酷形势下，用他那一篇篇如匕首、投枪的杂文，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和他们的御用文人进行战斗，更可恨的是“同一营垒里的人”也乘鲁迅先生病重之机，用“阳面的大文”和“阴面的战法”对他围攻。鲁迅先生为防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先生致父亲信中，便每每提及这类事。如5月14日函说：
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趁这机会把我扼死……
5月23日函中说：
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它。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9月1日函中说：
文学方面，在实力上，Sobaka们是失败了。但我看它们是不久就要用别种力量来打击我们的。
文中“Sobaka”是鲁迅先生用英文字母拼写的一个俄文字，意为“狗”、“走狗”，这是为逃避反动派检查用的一个办法。父亲懂俄语，一看便懂得其含义。
9月7日函中说：
这里的文坛不大好，日前寄上《作家》一本，有弟一文，写一点大概，现在他们正面不笔伐，却在小报上玩花样——老手段。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鲁迅先生一刻也不停止战斗，他“想定”之事，便“要赶快做”——这何尝不同样是战斗呢！他“想定”的事中，很重要的一件，便是用“诸夏怀霜社”名义为瞿秋白同志编印的文集——上下两卷的《海上述林》。“诸夏”即中国人民；“霜”即“秋白”。这是“对于先驱者爱的大蠢，也是对于摧毁者的憎的丰碑”啊！他在给父亲信中，多次谈到文集的进展情况。
5月15日函中说：
它兄文集上卷已排完，皆译论，有七百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可成；下卷则刚付排，皆诗、剧、小说译本，几乎都是发表过的，则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内出版，这么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个结束了。
9月7日，鲁迅先生信中又提到：
它兄译集的下本，正在排校，本月底必可完，去付印，年内总能出齐了。
并感慨地说：
一下子就是一年，中国人做事，什么都慢，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成多少事……
谁能体会到鲁迅先生“要赶快做”的心情呢？
早在1933年父亲自苏联回国后，将《烟袋》与《第四十一》的作者介绍，根据新材料增删后，送上海某书局，结果是：“不出版，不退回，写信不答复，托人就近询问也不理。好像绑票似的绑了两年多”；直到这家书局倒闭，“还不肯放回来”。1935年6月瞿秋白同志遇难后，鲁迅先生准备编辑《海上述林》，去这家书局取回书稿时，也帮父亲要回了那两本书稿，并告诉父亲：“我想找一个出版机会”。1936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先生为出版鲁迅先生亲自编选的《苏联版画集》致函鲁迅先生，提到他们准备把鲁迅先生译的《竖琴》与《一天的工作》合编成一册，改名《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征求鲁迅先生同意。赵家璧先生回忆说：“这点建议，触动了他（鲁迅先生）数年来一直要为曹译的两部译稿找到出版机会的夙愿……”于是鲁迅先生复信中，便提出将父亲的两部书稿稍做增删，合为一集，倘良友愿印，“俟我病好后，当代接洽，并为编订也”。良友答复后，鲁迅先生便抱病为这本书的增删、编辑，特别是在当时“文网如织”的情况下，尽快地顺利出版，在与赵家璧先生书信来往中，提出许多唯有鲁迅先生这位有高度政治警觉，又深谙对敌斗争艺术，同时又是写作与出版方面的行家里手，才提得出的周详、细致、可行的建议。特别是他考虑到学校要父亲改了课目，忙于备课而无暇顾及时，他不顾自己病重，连末校的工作也代父亲承担起来：“译稿四篇，今送上。末校我想只要我替他看一看就好，因为学校已开课，他所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 （1936年9月9日鲁迅先生致赵家璧函）。赵家璧先生在《编辑忆旧》一书中回忆说：“自己重病在身，还考虑到朋友开了新课，忙于准备，要我把末校清样送他代校。这种处处想到别人，独独不想到自己的忘我胸怀，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接下来家璧先生不得不无奈地叹喟；“这么善良的心愿，可惜他（鲁迅先生）已经来不及完成了”。这是由于排字房工作繁忙，清样未能如约送出。鲁迅先生等不及了，10月12日又专函催问：
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函为荷。
赵家璧先生接信后，立即去排字房催促，10月15日写信给鲁迅先生表示歉意外，保证五日后将清样送去。鲁迅先生得到答复后，10月17日在给父亲写的生平最后一封信中说：“兄之小说集，已在排印，二十日前可校了。但书名尚未得佳者……”
不料这封信尚未到父亲手中，鲁迅先生便遽然长逝了。
鲁迅先生病逝前3日，即10月16日，还抱病为这本书写了《序》，《序》中称赞父亲：
……然而也有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地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第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它单行小册子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地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老大的欺骗了。
这篇《序》的末尾，鲁迅先生写道：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弱，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几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直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这是鲁迅先生毕生写的最后一篇《序》，他在《序》文中又何只是称赞父亲呢，像鲁迅先生其它文章一样，字里行间更有深意在。尽管当时“书名尚未得佳者”，但鲁迅先生抱病为读者编的这本能让读者，“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它“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从而使鲁迅先生“想定”的一件“要赶快做”的事即将完成时，自然而然地在《序》末结尾处流露出“可以稍稍舒一口气了”的轻松、欢快与睿智……
为了表示对鲁迅先生的敬重与怀念，父亲与良友公司都同意，书名按鲁迅先生原意，定为《苏联作家七人集》，不再另择新名。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父亲特意加印上：
谨以此书纪念
鲁迅先生
译者
《苏联作家七人集》和《铁流》等等书籍一样，是鲁迅先生倾尽心血编的一部“不欺骗人的书”，也是鲁迅先生平生编的最后一部书……
鲁迅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特别是进入1936年后，3月24日他给父亲的信中说：
月初的确生了一场急病，是突然剧烈的气喘，幸而自己早有一点不好的感觉，请了医生，所以这时恰好已到，便即注射，平静下去了。躺了三天，渐能起坐，现在总算已经复元，但还不能多走路……
5月15日信中说：
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
5月23日信中说：
这回又躺了近十天了。发热，医生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但我看总不是重病……
六月，华北时局紧张，父亲忙于教学和参加学生运动，未与鲁迅先生联系，当听说鲁迅先生卧床不起，忙写信向许广平（景宋）先生询问，7月6日鲁迅先生略能执笔时，便亲自回答了：
昨看见七月一日给景宋信。因为医生已许可我每天写点字了，所以我自己来答：
每天尚发微热，仍打针，大约尚需六七天，针打完，热亦当止。我生的其实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此系在六月初用X光照后查出。此病盖起于少年时，但我身体好，所以竟抵抗至今，不但不死，而且不躺倒一回。现在年老力衰了，就麻烦到这样子……
8月27日鲁迅先生信中说：
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处，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三次，而积不已）……
病情显然在加重，父亲十分焦急，一方面设法购到家乡的灵宝枣、猴头菌、羊肚菌、木耳等土特产，让鲁迅先生滋补身体。一方面劝鲁迅先生换换环境，去外地疗养。8月27日函中，对父亲寄的豫西土特产，鲁迅先生说：“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羊肚亦作汤吃过，甚鲜。猴头闻所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9月7日函中说：“猴头已吃过一次，味确很好，但与一般蘑菇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名字。说到食的珍品是‘燕窝鱼翅’，其实这两种本身并无味，全靠配料，如鸡汤、笋、冰糖……的”而对赴外地疗养，鲁迅先生因当时“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9月7日函中又说：“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而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
鲁迅先生病故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文章《死》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先前所没有的……
而这时，鲁迅先生不仅要在白色恐怖与日俱增的严酷形势下，用他那一篇篇如匕首、投枪的杂文，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和他们的御用文人进行战斗，更可恨的是“同一营垒里的人”也乘鲁迅先生病重之机，用“阳面的大文”和“阴面的战法”对他围攻。鲁迅先生为防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先生致父亲信中，便每每提及这类事。如5月14日函说：
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趁这机会把我扼死……
5月23日函中说：
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它。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9月1日函中说：
文学方面，在实力上，Sobaka们是失败了。但我看它们是不久就要用别种力量来打击我们的。
文中“Sobaka”是鲁迅先生用英文字母拼写的一个俄文字，意为“狗”、“走狗”，这是为逃避反动派检查用的一个办法。父亲懂俄语，一看便懂得其含义。
9月7日函中说：
这里的文坛不大好，日前寄上《作家》一本，有弟一文，写一点大概，现在他们正面不笔伐，却在小报上玩花样——老手段。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鲁迅先生一刻也不停止战斗，他“想定”之事，便“要赶快做”——这何尝不同样是战斗呢！他“想定”的事中，很重要的一件，便是用“诸夏怀霜社”名义为瞿秋白同志编印的文集——上下两卷的《海上述林》。“诸夏”即中国人民；“霜”即“秋白”。这是“对于先驱者爱的大蠢，也是对于摧毁者的憎的丰碑”啊！他在给父亲信中，多次谈到文集的进展情况。
5月15日函中说：
它兄文集上卷已排完，皆译论，有七百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可成；下卷则刚付排，皆诗、剧、小说译本，几乎都是发表过的，则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内出版，这么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个结束了。
9月7日，鲁迅先生信中又提到：
它兄译集的下本，正在排校，本月底必可完，去付印，年内总能出齐了。
并感慨地说：
一下子就是一年，中国人做事，什么都慢，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成多少事……
谁能体会到鲁迅先生“要赶快做”的心情呢？
早在1933年父亲自苏联回国后，将《烟袋》与《第四十一》的作者介绍，根据新材料增删后，送上海某书局，结果是：“不出版，不退回，写信不答复，托人就近询问也不理。好像绑票似的绑了两年多”；直到这家书局倒闭，“还不肯放回来”。1935年6月瞿秋白同志遇难后，鲁迅先生准备编辑《海上述林》，去这家书局取回书稿时，也帮父亲要回了那两本书稿，并告诉父亲：“我想找一个出版机会”。1936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先生为出版鲁迅先生亲自编选的《苏联版画集》致函鲁迅先生，提到他们准备把鲁迅先生译的《竖琴》与《一天的工作》合编成一册，改名《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征求鲁迅先生同意。赵家璧先生回忆说：“这点建议，触动了他（鲁迅先生）数年来一直要为曹译的两部译稿找到出版机会的夙愿……”于是鲁迅先生复信中，便提出将父亲的两部书稿稍做增删，合为一集，倘良友愿印，“俟我病好后，当代接洽，并为编订也”。良友答复后，鲁迅先生便抱病为这本书的增删、编辑，特别是在当时“文网如织”的情况下，尽快地顺利出版，在与赵家璧先生书信来往中，提出许多唯有鲁迅先生这位有高度政治警觉，又深谙对敌斗争艺术，同时又是写作与出版方面的行家里手，才提得出的周详、细致、可行的建议。特别是他考虑到学校要父亲改了课目，忙于备课而无暇顾及时，他不顾自己病重，连末校的工作也代父亲承担起来：“译稿四篇，今送上。末校我想只要我替他看一看就好，因为学校已开课，他所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 （1936年9月9日鲁迅先生致赵家璧函）。赵家璧先生在《编辑忆旧》一书中回忆说：“自己重病在身，还考虑到朋友开了新课，忙于准备，要我把末校清样送他代校。这种处处想到别人，独独不想到自己的忘我胸怀，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接下来家璧先生不得不无奈地叹喟；“这么善良的心愿，可惜他（鲁迅先生）已经来不及完成了”。这是由于排字房工作繁忙，清样未能如约送出。鲁迅先生等不及了，10月12日又专函催问：
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函为荷。
赵家璧先生接信后，立即去排字房催促，10月15日写信给鲁迅先生表示歉意外，保证五日后将清样送去。鲁迅先生得到答复后，10月17日在给父亲写的生平最后一封信中说：“兄之小说集，已在排印，二十日前可校了。但书名尚未得佳者……”
不料这封信尚未到父亲手中，鲁迅先生便遽然长逝了。
鲁迅先生病逝前3日，即10月16日，还抱病为这本书写了《序》，《序》中称赞父亲：
……然而也有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地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第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它单行小册子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地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老大的欺骗了。
这篇《序》的末尾，鲁迅先生写道：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弱，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几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直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这是鲁迅先生毕生写的最后一篇《序》，他在《序》文中又何只是称赞父亲呢，像鲁迅先生其它文章一样，字里行间更有深意在。尽管当时“书名尚未得佳者”，但鲁迅先生抱病为读者编的这本能让读者，“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它“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从而使鲁迅先生“想定”的一件“要赶快做”的事即将完成时，自然而然地在《序》末结尾处流露出“可以稍稍舒一口气了”的轻松、欢快与睿智……
为了表示对鲁迅先生的敬重与怀念，父亲与良友公司都同意，书名按鲁迅先生原意，定为《苏联作家七人集》，不再另择新名。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父亲特意加印上：
谨以此书纪念
鲁迅先生
译者
《苏联作家七人集》和《铁流》等等书籍一样，是鲁迅先生倾尽心血编的一部“不欺骗人的书”，也是鲁迅先生平生编的最后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