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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巴子馍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水巴子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所谓水巴子馍，其实就是非常原始的一种麦面馍，是用农家自制的含麸量很高的一种粗面粉制成的。通常是将粗黄的面粉用水调稀，然后将其贴到毛边锅的锅壁上，锅底则煮着米粥或菜汤。米和菜的香气，再加炉下柴火的淡淡烟味，都深深地浸入到那黄玉般莹洁光鲜的馍体中，产生一股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香味。特别是临锅的那一面，被火烘得坚硬舒脆，一咬一声干响，满嘴生香。如果它正好又是从母亲带着菜香的手上传过来，则更是有一股令人眼热的温暖感觉。
但我吃得最多的水巴子馍不是母亲做的。母亲为了能挣回二三十元钱贴补家用，每天一大早出门，很晚才回来。我的三餐，更多的是由外公做，外公是个铁匠，他那双摆弄了一辈子铁器的手，捏起水巴子馍也很在行。每顿做饭时，总会为我贴一个馍在锅边，作为对家中最小一个成员的特殊照顾。这让几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舅舅和姨妈心理极不平衡，时不时会用眼睛半真半假地恨我。而我却抱着馍，啃得一脸的得意。
不知是因为外公的手终年有一股铁腥味还是家中的菜饭还不够恶劣，不足以显示出水巴子馍的优越性，外公版的水巴子馍，并不是我记忆中最好最香的。事隔多年再回忆，才隐约找出原因：是面和燃料的问题。城里用的精面和煤炭炉，是制不出真正极品的水巴子馍的。
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在六姨妈插队的乡下吃到的，那地方名叫白塔坝，离县城二十几公里，是本县最穷最苦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工分价值，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天挣八九分钱。
在这样的地方，油、豆瓣和花椒等川菜必须的调味品是奢侈的，只在请客时用。盐虽然不奢侈，但也没大方到可以随便用，因为那东西得拿家里仅有的两只鸡偶尔下的蛋跑几里路去大队换，这是一个麻烦的过程，因而大家多数时间都能省则省，以最省油盐的方式煮菜。一大堆菜扔进锅里掺水狂煮，熟后放盐，与猪食的区别，一是洗得认真些，二是有盐。
大锅菜最佳的伴侣，便是水巴子馍。这东西只须往大锅菜的锅边贴上几块面糊糊，把锅一盖，菜起锅时，馍也就好了。
水巴子馍可以和任何菜汤相伴，但我最喜欢的，是它和土豆汤的组合。黄黄的土豆黄黄的馍，发出淡淡的软玉一般的柔光，与灶里的青烟和锅里的水汽一道，将满是烟尘的农家厨房，烘托得亲切而温馨，所有的杂乱与肮脏，被一扫而光。
作为白塔坝的小客人，我品尝过村里所有人家的水巴子馍。那时年纪小，不懂事，不知道粮食之于穷人家的金贵，总喜欢在别人家里“守嘴”，而朴实的白塔坝人，也从没觉得我这张突如其来的小嘴是多么大一个负担。虽然有时因为我的出现而让女主人忍嘴吃个半饱，但大家仍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因为那时我的小嘴很甜，每次吃完都会夸人家的饭菜香，夸得女主人乐呵呵的——我这个小小城里人的意见，会让她们开心半天。当然，在这之后，也少不得六姨端着半碗米或面，挨门去道谢。
虽然夸了很多人家的馍，但真正让我喜欢的，还是一个姓廖的老婆婆做的馍，她有一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孙子，因而我在她家出现的频率更高些，她做的馍里有些玉米面，而土豆汤里多了一些咸菜和葱，仅凭这点小小的讲究，就让人感觉出一些不一般来。老太太当年在地主家当过佣人，因而，见识比多数乡下老太太要多一点，同样粗糙的农家饮食，因那点小小的见识，而变得不大相同。
廖婆婆的孙子顺娃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成年后多部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原型，他比我大两岁左右，但对于田野和农村生存技巧，懂得比我多太多了。我们俩时常一起到田里去捡麦穗，他总是带我到几里外的部队农场里去捡，因为那里是用机器收割，遗漏得很多。我们每次都用小背篓背回半篓麦穗，他会把我的那一半，交到奶奶手上，看她用满是黑巴裂纹的手把麦粒一颗颗脱下，然后用筛子细细筛好，放到锅里焙干，抓进石锥锥成黄黄的麸面。不出意外的话，半小时后，我一下午的劳动，便会变成两个印着老奶奶手纹和土豆汤香气的水巴子馍放到我的怀中，而我给顺娃分时，他通常不会要，他总是一面吞口水，一面说不爱吃。他自己每次捡的麦子，则送到保管室，交到队长手里，乐得队长直夸这娃娃是全生产队觉悟最高的人。
我一直对他的举动不解，有一天在竹林里躺着玩，才听到他的心声，他一直想让队长表扬他，这样，长大就可以当队上的拖拉机手，到那时，水巴子馍馍，要多少就有多少。
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没实现，17岁那年，在和邻队争水的一次械斗中，为了保护队长，他头上挨了一锄头，当场就死了。
水巴子馍，因为有了顺娃的这段故事，而增加了些苦涩的意味。
前些日子，我去乡下，到一户农家，看见久违的土灶，鼻子里不觉又显现出水巴子馍那诱人的香气，于是央求主人做两个来吃。年轻的主妇有点茫然，问旁边的中年妇女是何物，那女的笑笑对我说：现在哪个还吃那东西？连猪都不吃了，我还是给你炖只鸡吧！
她的态度很热情也很诚恳，但让我打心眼里不舒服。
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还是做了，外形和质感与记忆中别无两样，只是它旁边的陪衬物变成了鸡鸭鱼肉，吃起来已不是记忆中那个味了。
如同记忆中多年未见的初恋情人，怀念的感觉永远好于重见。嚼着那无味且有些粘牙的面馍，我发自内心地后悔自己的坚持。
2、洋芋面
女儿小美与我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爱吃洋芋面。她喜欢吃，是因为我喜欢做；而我喜欢吃，是因为与一段往事有关。
我4岁的时候跟着当知青的六姨在四川什邡县隐丰公社白塔坝村生活，在那里，和洋芋面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所谓洋芋，其实就是川西人对土豆的方言说法。因为土豆外形似芋，又是从国外传来的，于是就得了一个洋名字。
白塔坝是出了名的穷村子，多數田都是红胶泥土质，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团糟，除了土豆，还真没有别的东西好种的。这也是天可怜穷人，给他们送来这种产量既高易于保存而且味道还不错的东西，让当地一代代人能填饱肚子，并繁衍下来。当地的人们，对这被称为洋芋的尤物充满了敬畏感。 洋芋作为主食，通常是用水煮之后蘸上炒盐或辣椒面吃的。也可以红烧、回锅或煨在炭火里烤熟，还可以将它捣碎加盐菜或玉米粉煮成糊，还可以晒干打成粉过滤之后做成粉丝。各种吃法中，惟独没有当下最流行的薯条和薯片，并不是7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缺少发现的慧眼，而是每月一到二两的菜油供应量，无论如何也不支持他们想出这样纨绔的做法和吃法。
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的姨妈做洋芋的方法，与村了里的主流做法不太一样。即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一个与城市还有联系的知青，她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也比当地最富有的农家稍好一些。至少在她装食品的箱子里长期会有面条或猪油，以及农家既觉敬畏又觉多余的味精。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要凭票才可以购买的。乡下人得到票的几率和数量，都是城里人的几分之一。
因为这点小小的便利，我和姨妈碗里，便比乡亲们多了一个新品种：洋芋面。
洋芋面的做法非常简单，甚至简陋。通常情况下，是在锅盖背面将洋芋切成筷子粗的条，加少量油、花椒和盐炒几分钟，再加水煮沸，然后放入面条煮，如果这个时候正好还有几棵刚从田里拔出的葱切成的葱花，放到锅里，整个房间甚至小院里，便会充满一股怪怪的香气。
六姨住的地方，是队部晒坝旁的一间小土屋，这里曾是十几个知青的住地，后来大伙凭着各自家庭的关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只剩下六姨一个人。而我，作为陪伴者，不知是不幸还是有幸地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编外知青”，见证了六姨那段充满寂寞和清贫的青春岁月。
有这段记忆的不止我一个。在许多白塔坝村民中，六姨做的洋芋面的香味，至今还是谈资。多数人都是从晒坝旁过时那袅袅炊烟中闻到那奇异的香气，而少数有幸吃过的人，则更是当成可值得夸耀的事情，偶尔从六姨那里分得一小碗，吃下肚之后，至少会变成三天得意洋洋的夸赞，让那些只闻过香味的人们羡慕不已。
一些有心計的女人，就开始来和六姨套近乎，直爽点的，就开门见山拜师学艺；含蓄点的，则是纳一双鞋底来说东道西，眼睛却滴溜溜盯着六姨做面的一举一动，回家之后，悄悄按步骤一一还原，然后得意洋洋地端到老公和娃娃面前，静等他们的狼吞虎咽和表扬。
但多数时间，她们得到的都是失望。无论她们怎么努力，她们做的洋芋面在老公和女儿面前都得不到肯定，都说不是那味儿。
其实，这也怪不得她们学艺不精或六姨打了埋伏，而是她们确确实实在硬件上受到期限制，难以做同原汁原味的城市版洋芋面。
首先，她们用的面不是六姨用的城里人吃的精制细面，而是自产的将麸皮和面粉混在一起的土面，这种面色质灰黄，下水煮后很容易变软变融，把面汤染得污浊不堪，如果火候拿捏不好，很容易变成一锅浆糊，从质感和观感以及口感上完全达不到六姨所做的洋芋面的境界。
第二硬件，便是花椒。七十年代中期的川西农村，多数农家都是把花椒酱油醋和味精等只关乎味觉不关乎饱肚子的调味品当成奢侈物件，认为这样做除了把胃口整得更大空耗粮食，便再无别的用处。如果说大家对味觉还有些许的照顾，就只剩下辣椒酱了。这主要是因为四川湿度大，辣椒有追风除湿的作用，对它的保留，算不得是对味觉的照顾，倒更像是对病痛的一种恐惧和妥协。
除了花椒，还有味精。这更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玩意儿。只需三两颗，清水变鲜汤，这在乡下人眼中简直可以算是奇异的魔术了。虽然这东西价格不算贵，但因为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购买，太折腾了，而被大家放弃了。
因为有了这三样东西，六姨的城市版洋芋面虽然用的是本乡的洋芋本乡的葱，甚至水和柴与大伙都一样，但味，却完全不一样了。
3、急胡豆
六姨在白塔坝当知青那阵，是我这辈子吃胡豆最多的时段。从春天开始，田边地角那些曾经开着蓝黑蝴蝶花的绿苗上，突然就长起了一串串青色的豆荚，最初嫩绿而扁平，之后，便如同被饱奶灌了婴儿般一天一个样地鼓胀了起来，再之后，饭桌上就会多出些浑圆的青绿尢物，这些家伙每个头上都长着新月一般微笑的嘴，无论是被油盐煎炒，还是被沸水烹煮，抑或是被葱姜和酱醋腌淋，一例都抱以参透一切的笑意。
胡豆可以鲜吃，沸水一焯，加点葱姜辣椒，淋点酱油醋，如果再伴以田间随手摘回的带露鱼腥草，堪称时鲜美味。
鲜胡豆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回锅，用热油加豆瓣炒汁，将半熟的青胡豆倒进去，一通爆炒，胡豆被炒成泥状，糯软的质感香辣的味，令人食量大增。
稍过些时日，胡豆被阳光晒透晒干，进入到它的成熟期。就像许多物种一样，成熟的胡豆不再青涩稚嫩，也不再傻不隆冬地柔软，而变得坚峭和生硬起来，这时节的胡豆，落地哗啦啦，入嘴嘎嘣嘣，一副桀骜与不服气的样子。人们或拿它来做豆瓣，与新磨的辣椒酱混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四季餐饭的重要伴侣；或将豆瓣用水泡软沥干后，用油炸成一盘香脆的奢侈品，躲在老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尝一口神仙的生活。
当然，这并不是胡豆通过白塔坝人肠胃的常态方式，甚至之前需要耗油而且使得人们饭量大增的回锅方式，都因为太过于纨绔和败家，而被贫穷的白塔坝拒绝着。白塔坝胡豆的宿命，其实是一道以“急”闻名的菜——急胡豆？对，就是它！
这道菜究竟应该叫“急”还是“激”，一直是令我纠结的。若以味道和意味来论，我觉得叫之以“急胡豆”更形象生动；但若论之以制作方法，则“激胡豆”更加贴切鲜活。
激胡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通常是用柴灶烧上小火，把一撮青而硬的生胡豆放进锅里翻炒，如同把楞头小青年丢进火热的生活，各种煎熬挣扎，各种火热碰撞，各种起落沉浮，各种喧嚣炸裂。最终，皮色变成沉稳的褐黄，内质却变得香脆甚至坚硬，所有受过的伤留下的疤，都变成星星点点的黑色装饰。这时的胡豆，已走到了一颗胡豆能达到的人生最高点，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虽然在这个时段，一双双突然伸来的大手小手在呲牙裂嘴中将它们滚烫地带走，装在衣服口袋里成为温暖半日的零食，但那并不算功德圆满，因为它们还没有经历那惊心动招摇撞魄的一“激”。 “激”的具体步骤，是用酱油、醋加葱姜和辣椒花椒味精兑成汤汁，将炒得热火朝天并发出爆响的胡豆兜头倒入，火热的胡豆遇到冰冷的汤汁，发出一聲脱离苦海的欢呼，一时间沸烟升腾，香味四窜，好一番声色滋味，然后用锅盖盖上，任它焖十分钟，一份完美的急胡豆就隆重诞生了。
但这并不是令我魂牵扯梦绕的白塔坝版急胡豆，而是常规意义上的城里版，因为在白塔坝，酱油、醋和花椒味精等，都是既贵又需要跑很远才能买到的奢侈品，非家里有贵客上门不买。白塔坝的咸味主要来自酸坛中的酸水，酸咸皆备，连醋都省了。而葱与辣椒，田里不缺，随手扯两个，剁细就成。最有特色的，是佐料汤中偶尔勾下的一勺新黄菜籽油，油色黄亮如秋夜的月光，在青的葱与红的辣椒之间，写意地成圈成点，好一番诱人气息。这是白塔村人做急胡豆的汤料，用乳黄与淡蓝交集的老土碗装了，待胡豆踊跃翻腾之后，一个被岁月浸染成深黑的木锅盖迎头盖下，这时，那挂着炭烟的灶台，那终年被油烟洇染的，已变得如老人眼睛一般闪着浊光的玻璃明瓦，也变得如艺术品般的辉煌了。
灶台上那一碗泛着淡淡烟气，安静而柔软的胡豆，就那样一点一点地浸入到我的梦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清晰。
4、洗澡莴笋
莴笋的吃法有很多。它的叶可以用来炒，也可煮汤，嫩尖可以用花生浆芝麻酱调和蜂蜜生吃。它的枝干，可以用来红烧和清炖，还可以切成片或丁块，用来炒肉片或做宫保鸡丁，还可以切丝凉拌。它的皮，可以宰碎加到猪饲料中，最终变成美味的猪肉。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诚得渣都不剩”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
以上诸种吃法中，我故意漏掉，也即是我最喜爱且必须拎出来单说的，便是洗澡莴笋。在我心目中，它与萝卜饭、洋芋面、急胡豆和红豆腐并列为五大穷人美食，并不是说只有穷人才吃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所用食材便宜易得，制作方法简单，不用耗费太多资源就可以得到，其美味程度不输于任何贵菜，而且令食者记忆长久，过舌不忘。
每年四五月，川西坝子的莴笋就上市了。这个时节的莴笋，便宜到令最会讲价的主妇都不好意思还价的地步。这时节，也是吃洗澡莴笋的最佳时节。
洗澡莴笋的原料通常是新上市的莴笋的顶端三分之一，将它剥皮剖成一寸左右的段，这时的莴笋，瞬间变成种水皆好的翡翠模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令心脾为之一敞的清香气息。将莴笋放到酸水里浸泡几十分钟，便可以食用。加熟油辣椒和味精亦可，加花椒油和鸡精亦可，加生黄菜籽油亦可，什么都不加，空口裸吃也可。
整个制作过程，简单得连工艺两个字都不好说。无非就是把莴笋最嫩的部位泡到酸水里，四十分钟到两小时不等，只要有基本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制作。但能做与做好，并不是一回事，其关键的奥秘，就在那看似一笔带过的“酸水”里。
在传统的四川人家里，再简陋的人家，都少不得两个坛子，一个是豆瓣坛，一个是酸菜坛。豆瓣与川菜的关系，自不必说。而酸菜与四川人，也是有过命的交情——光是空口下白饭，就是酸菜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存在方式。在许多老辈人心中，托着一碗白粥咬着长长的酸豇豆，或扯着一块酸青菜的场景，是那样鲜活生动的记忆。这也就是韩国人拿泡菜“申遗”，反对得最凶的是四川人的原因。
泡菜的灵魂，就在于酸水。四川泡菜酸水的制作方式，各个区域各有不同，有的地方是用冷开水，有的地方是用白醋或酒；有的地方加白糖，有的地方加冰糖；有的地方加花椒，有的地方加炒盐；有的地方禁加荤腥，而有的地方会往里面加鲜鱼……
一方的水土和风俗，养出了一方不一样的酸水。一坛不一样的酸水，泡出了口感完全不一样的酸菜。这些泡菜，在川菜中无处不在，而我觉得在这些菜中，只有洗澡莴笋是当仁不让的王。虽然，青菜萝卜与莲白甚至蒜苔，也可以用“洗澡”的方式制作，但论清香与爽口，论酥脆与冰滑，论咸淡的适宜，论与其他食物的融合度和与四川人的情感共鸣，没有哪一样泡菜，能超越它。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件旧事。很多年前，一位外地做生意的朋友来四川，我请他吃川菜，饭前照例要问问对方有什么饮食禁忌。他的夫人小声说：“除了莴笋，什么都行！”点菜时特意嘱咐不要莴笋。菜一帆风顺地上，酒眉飞色舞地喝。在正菜上完之后，按四川宴席的惯例，该上泡菜。服务小姐深情款款地端上一盘翡翠玉牌般的洗澡莴笋，上面红亮亮滴了几滴辣椒油，佐以几颗鲜红的枸杞，红绿相伴，秀色宜人。
这是我的最爱，但出于对朋友禁忌的尊重，我赶紧让服务小妹把它撤走。小妹一面手忙脚乱地撤菜，一面小心地解释这是赠送的菜，没上菜单，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不无遗憾地说：“这道菜是餐厅厨师长的绝活，很多人通常会加一份……”
这时，我那位朋友已是眼泪汪汪，他伸手叫停服务员，让她不要撤。他的妻子疑惑地看着他。我打心眼里也想知道莴笋究竟怎么得罪了他？让他与之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听说有人对芒果过敏的，难不成还有对莴笋过敏的？
那盘莴笋最终留在了席上了。趁着酒劲，朋友说出了他不吃莴笋的原因——他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家贫无米，常常以莴笋为主食，有时一吃就是大半月。少盐无油的莴笋，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吃得人一想起它就冒青口水。母亲为了让他不那么反胃，就常常会做点洗澡莴笋，至少吃起来不那么没有嚼劲，而且还有些盐味。此事给母亲带来巨大的额外劳动，为了找到足够的盐做酸水，母亲攒鸡蛋，帮人割猪草，甚至去借酸水，所受的辛苦和白眼，令他一生都厌恨莴笋。
那晚，他最终还是吃下了一块洗澡莴笋，大师傅无与伦比的泡菜手艺，化解了一个人与一道菜几十年的恩怨，也让他心中的那块结，慢慢消散开来。
其实，他并不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讨厌吃莴笋的人，我的岳父和早年在什邡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同事，也明确说不喜欢吃莴笋，原因大致相近。
但他们都不拒绝洗澡莴笋。
5、红豆腐
一提起红豆腐，我就会想起傅大哥，这就如同一想起海就会想起海浪和沙滩一样。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会做红豆腐且做得很好的有很多，惟有他，将红豆腐做成年产值数千万元的产业。当然，这并不是我佩服他的惟一理由，在这个煎饼都能做到上市的创业时代，产业意义的傅大哥，并不是我最想关注的。 我和他是在巴中的一次年货博览会认识的。作为博览会的特邀嘉宾，自然会被介绍给几个参会的重头人物认识。当主办方的领导把这位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介绍给我时，感觉他腊火腿一样的肤色里，竟然包裹着浓浓的羞怯。这与别的从农口发家的老板们有巨大差异。那些人作为先发起来的一部分，对自己的产品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种近乎于炸药一般的张扬。而傅大哥的样子，却像装在坛里静置在展架上的产品一样，既沉默，又安详，还有一种洞察一切却不说的智慧。
对于红豆腐，我是熟悉的。在很小的时候，就常看到家婆大冬天里乐呵呵地将一块块白玉般的豆腐，用小刀切成四面光滑的小蛋糕模样，然后用白纱布将它们笼起来，静等它长出长长的绒毛。令我困惑的是，如果蛋糕馒头或水果长出这样的长毛，大人们一定会尖着嗓子抱怨可惜了之类，然后将它扔掉，而如果孩子们用手抓了或试图放到嘴里，则免不了天塌下来一般的一番折腾，打手，掏嘴，洗手，甚至洗胃。同样是霉菌，待遇差异咋就那么大呢？
长出毛的豆腐像一个个萌萌的小灰兔，到了成熟的季节就该去它们该去的地方。与兔子们面对的钢刀烈火热锅滚油不一样，毛豆腐们的未来，是由辣椒面、花椒面、盐调和而成的。小灰兔们只须在那里轻轻打两个滚，浑身上下就粘满了红色的配料，变得色泽诱人起来，红豆腐的名字，由此而来。之后便是装坛，有的用白菜叶包，有的则不用，而是装瓶之后加白酒或熟油，密封几个月，再拿出来，鲜香可口外红内白咸辣适中的红豆腐就成功了，别的地方也有叫豆腐乳或毛豆腐的，但听起来却总觉得像是另一类别的什么东西。既娘炮，又生分。
傅大哥红豆腐的制作流程，大致与前面所说的差不多。可以说在川西坝子里，很多村子里籍籍无名的老人，都可以担当得起他工厂的总工程师或形象代言人的角色，满脸被岁月雕刻的风霜，一手被生活侵噬得沟壑万道的掌纹，用黑白相机一照，想不成为艺术品都很难。只可惜以往我们并没有把生活跟艺术挂上钩，只觉得这过日子的营生不值一提。他们的手艺，连同他们的产品，成为土气甚至落后的象征，很多年轻人视之为现代与时尚的敌人，惟恐自己因为显露出对它的兴趣和流连，而被人嘲笑和鄙视。
傅大哥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把红豆腐以及制作流程，都体系化和艺术化，像多年前看过的日本的寿司之神一样，想打造出一个与红豆腐习习相关的味觉文化。那时，《民以食为天》之类的纪录片还没传入国内，《舌尖上的中国》及其引发的对饮食文化的关注还没有到来，那时，食物还只是食物，做菜的还只是锅儿匠，而文化，只与琴棋书画有关。
傅大哥先知先觉地对红豆腐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无论是包装的坛子还是竹篾箱，还是商标上的乡村元素和艺术照。但这一切，都需要钱来做，他费尺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和一位常年和日本韩国做生意的销售商取得联系，对方愿意给他以预付款的形式，出50万元订货。这笔钱虽然不足以富贵，但却是救命稻草，足以让他的梦想起步。
注意，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情节来了。就在傅大哥买好机票带着样品穿上一生中第一件正式的西装准备赶到深圳去签合同的时候，他80岁的老母却突发高烧，住进了医院。他听到消息之后，从机场赶回家中，任凭飞机带着他的梦想，空空地飞走了。
母亲被送进医院，几经折腾，查出是因为一颗牙发炎引起感染。众人都为他好不容易的机会被一颗牙破坏掉而惋惜不已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母亲为养我们，吃尽苦头。如果换成是我生病，她也會放下所有的事一心照料我的。我们追求事业的目的，无非就是求个亲人安康富足，一旦为了别的目的，而忽视了他们的感受，挣再多的钱，又有啥意义？”
他的话，有人觉得有理，有人则觉得迂腐愚蠢，而有人觉得感人肺腑。值得庆幸的是，被他爽约的投资商就是第三类人，他不仅没计较自己被放了鸽子，还直接将投资，从试探性的50万，提升到实质性的500万。他认为做事有底线且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傅哥，是值得信任的。而傅哥也用良好的业绩，证明了这一点。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水巴子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所谓水巴子馍，其实就是非常原始的一种麦面馍，是用农家自制的含麸量很高的一种粗面粉制成的。通常是将粗黄的面粉用水调稀，然后将其贴到毛边锅的锅壁上，锅底则煮着米粥或菜汤。米和菜的香气，再加炉下柴火的淡淡烟味，都深深地浸入到那黄玉般莹洁光鲜的馍体中，产生一股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香味。特别是临锅的那一面，被火烘得坚硬舒脆，一咬一声干响，满嘴生香。如果它正好又是从母亲带着菜香的手上传过来，则更是有一股令人眼热的温暖感觉。
但我吃得最多的水巴子馍不是母亲做的。母亲为了能挣回二三十元钱贴补家用，每天一大早出门，很晚才回来。我的三餐，更多的是由外公做，外公是个铁匠，他那双摆弄了一辈子铁器的手，捏起水巴子馍也很在行。每顿做饭时，总会为我贴一个馍在锅边，作为对家中最小一个成员的特殊照顾。这让几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舅舅和姨妈心理极不平衡，时不时会用眼睛半真半假地恨我。而我却抱着馍，啃得一脸的得意。
不知是因为外公的手终年有一股铁腥味还是家中的菜饭还不够恶劣，不足以显示出水巴子馍的优越性，外公版的水巴子馍，并不是我记忆中最好最香的。事隔多年再回忆，才隐约找出原因：是面和燃料的问题。城里用的精面和煤炭炉，是制不出真正极品的水巴子馍的。
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在六姨妈插队的乡下吃到的，那地方名叫白塔坝，离县城二十几公里，是本县最穷最苦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工分价值，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天挣八九分钱。
在这样的地方，油、豆瓣和花椒等川菜必须的调味品是奢侈的，只在请客时用。盐虽然不奢侈，但也没大方到可以随便用，因为那东西得拿家里仅有的两只鸡偶尔下的蛋跑几里路去大队换，这是一个麻烦的过程，因而大家多数时间都能省则省，以最省油盐的方式煮菜。一大堆菜扔进锅里掺水狂煮，熟后放盐，与猪食的区别，一是洗得认真些，二是有盐。
大锅菜最佳的伴侣，便是水巴子馍。这东西只须往大锅菜的锅边贴上几块面糊糊，把锅一盖，菜起锅时，馍也就好了。
水巴子馍可以和任何菜汤相伴，但我最喜欢的，是它和土豆汤的组合。黄黄的土豆黄黄的馍，发出淡淡的软玉一般的柔光，与灶里的青烟和锅里的水汽一道，将满是烟尘的农家厨房，烘托得亲切而温馨，所有的杂乱与肮脏，被一扫而光。
作为白塔坝的小客人，我品尝过村里所有人家的水巴子馍。那时年纪小，不懂事，不知道粮食之于穷人家的金贵，总喜欢在别人家里“守嘴”，而朴实的白塔坝人，也从没觉得我这张突如其来的小嘴是多么大一个负担。虽然有时因为我的出现而让女主人忍嘴吃个半饱，但大家仍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因为那时我的小嘴很甜，每次吃完都会夸人家的饭菜香，夸得女主人乐呵呵的——我这个小小城里人的意见，会让她们开心半天。当然，在这之后，也少不得六姨端着半碗米或面，挨门去道谢。
虽然夸了很多人家的馍，但真正让我喜欢的，还是一个姓廖的老婆婆做的馍，她有一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孙子，因而我在她家出现的频率更高些，她做的馍里有些玉米面，而土豆汤里多了一些咸菜和葱，仅凭这点小小的讲究，就让人感觉出一些不一般来。老太太当年在地主家当过佣人，因而，见识比多数乡下老太太要多一点，同样粗糙的农家饮食，因那点小小的见识，而变得不大相同。
廖婆婆的孙子顺娃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成年后多部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原型，他比我大两岁左右，但对于田野和农村生存技巧，懂得比我多太多了。我们俩时常一起到田里去捡麦穗，他总是带我到几里外的部队农场里去捡，因为那里是用机器收割，遗漏得很多。我们每次都用小背篓背回半篓麦穗，他会把我的那一半，交到奶奶手上，看她用满是黑巴裂纹的手把麦粒一颗颗脱下，然后用筛子细细筛好，放到锅里焙干，抓进石锥锥成黄黄的麸面。不出意外的话，半小时后，我一下午的劳动，便会变成两个印着老奶奶手纹和土豆汤香气的水巴子馍放到我的怀中，而我给顺娃分时，他通常不会要，他总是一面吞口水，一面说不爱吃。他自己每次捡的麦子，则送到保管室，交到队长手里，乐得队长直夸这娃娃是全生产队觉悟最高的人。
我一直对他的举动不解，有一天在竹林里躺着玩，才听到他的心声，他一直想让队长表扬他，这样，长大就可以当队上的拖拉机手，到那时，水巴子馍馍，要多少就有多少。
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没实现，17岁那年，在和邻队争水的一次械斗中，为了保护队长，他头上挨了一锄头，当场就死了。
水巴子馍，因为有了顺娃的这段故事，而增加了些苦涩的意味。
前些日子，我去乡下，到一户农家，看见久违的土灶，鼻子里不觉又显现出水巴子馍那诱人的香气，于是央求主人做两个来吃。年轻的主妇有点茫然，问旁边的中年妇女是何物，那女的笑笑对我说：现在哪个还吃那东西？连猪都不吃了，我还是给你炖只鸡吧！
她的态度很热情也很诚恳，但让我打心眼里不舒服。
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还是做了，外形和质感与记忆中别无两样，只是它旁边的陪衬物变成了鸡鸭鱼肉，吃起来已不是记忆中那个味了。
如同记忆中多年未见的初恋情人，怀念的感觉永远好于重见。嚼着那无味且有些粘牙的面馍，我发自内心地后悔自己的坚持。
2、洋芋面
女儿小美与我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爱吃洋芋面。她喜欢吃，是因为我喜欢做；而我喜欢吃，是因为与一段往事有关。
我4岁的时候跟着当知青的六姨在四川什邡县隐丰公社白塔坝村生活，在那里，和洋芋面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所谓洋芋，其实就是川西人对土豆的方言说法。因为土豆外形似芋，又是从国外传来的，于是就得了一个洋名字。
白塔坝是出了名的穷村子，多數田都是红胶泥土质，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团糟，除了土豆，还真没有别的东西好种的。这也是天可怜穷人，给他们送来这种产量既高易于保存而且味道还不错的东西，让当地一代代人能填饱肚子，并繁衍下来。当地的人们，对这被称为洋芋的尤物充满了敬畏感。 洋芋作为主食，通常是用水煮之后蘸上炒盐或辣椒面吃的。也可以红烧、回锅或煨在炭火里烤熟，还可以将它捣碎加盐菜或玉米粉煮成糊，还可以晒干打成粉过滤之后做成粉丝。各种吃法中，惟独没有当下最流行的薯条和薯片，并不是7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缺少发现的慧眼，而是每月一到二两的菜油供应量，无论如何也不支持他们想出这样纨绔的做法和吃法。
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的姨妈做洋芋的方法，与村了里的主流做法不太一样。即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一个与城市还有联系的知青，她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也比当地最富有的农家稍好一些。至少在她装食品的箱子里长期会有面条或猪油，以及农家既觉敬畏又觉多余的味精。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要凭票才可以购买的。乡下人得到票的几率和数量，都是城里人的几分之一。
因为这点小小的便利，我和姨妈碗里，便比乡亲们多了一个新品种：洋芋面。
洋芋面的做法非常简单，甚至简陋。通常情况下，是在锅盖背面将洋芋切成筷子粗的条，加少量油、花椒和盐炒几分钟，再加水煮沸，然后放入面条煮，如果这个时候正好还有几棵刚从田里拔出的葱切成的葱花，放到锅里，整个房间甚至小院里，便会充满一股怪怪的香气。
六姨住的地方，是队部晒坝旁的一间小土屋，这里曾是十几个知青的住地，后来大伙凭着各自家庭的关系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了，只剩下六姨一个人。而我，作为陪伴者，不知是不幸还是有幸地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编外知青”，见证了六姨那段充满寂寞和清贫的青春岁月。
有这段记忆的不止我一个。在许多白塔坝村民中，六姨做的洋芋面的香味，至今还是谈资。多数人都是从晒坝旁过时那袅袅炊烟中闻到那奇异的香气，而少数有幸吃过的人，则更是当成可值得夸耀的事情，偶尔从六姨那里分得一小碗，吃下肚之后，至少会变成三天得意洋洋的夸赞，让那些只闻过香味的人们羡慕不已。
一些有心計的女人，就开始来和六姨套近乎，直爽点的，就开门见山拜师学艺；含蓄点的，则是纳一双鞋底来说东道西，眼睛却滴溜溜盯着六姨做面的一举一动，回家之后，悄悄按步骤一一还原，然后得意洋洋地端到老公和娃娃面前，静等他们的狼吞虎咽和表扬。
但多数时间，她们得到的都是失望。无论她们怎么努力，她们做的洋芋面在老公和女儿面前都得不到肯定，都说不是那味儿。
其实，这也怪不得她们学艺不精或六姨打了埋伏，而是她们确确实实在硬件上受到期限制，难以做同原汁原味的城市版洋芋面。
首先，她们用的面不是六姨用的城里人吃的精制细面，而是自产的将麸皮和面粉混在一起的土面，这种面色质灰黄，下水煮后很容易变软变融，把面汤染得污浊不堪，如果火候拿捏不好，很容易变成一锅浆糊，从质感和观感以及口感上完全达不到六姨所做的洋芋面的境界。
第二硬件，便是花椒。七十年代中期的川西农村，多数农家都是把花椒酱油醋和味精等只关乎味觉不关乎饱肚子的调味品当成奢侈物件，认为这样做除了把胃口整得更大空耗粮食，便再无别的用处。如果说大家对味觉还有些许的照顾，就只剩下辣椒酱了。这主要是因为四川湿度大，辣椒有追风除湿的作用，对它的保留，算不得是对味觉的照顾，倒更像是对病痛的一种恐惧和妥协。
除了花椒，还有味精。这更是不可多得的稀罕玩意儿。只需三两颗，清水变鲜汤，这在乡下人眼中简直可以算是奇异的魔术了。虽然这东西价格不算贵，但因为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购买，太折腾了，而被大家放弃了。
因为有了这三样东西，六姨的城市版洋芋面虽然用的是本乡的洋芋本乡的葱，甚至水和柴与大伙都一样，但味，却完全不一样了。
3、急胡豆
六姨在白塔坝当知青那阵，是我这辈子吃胡豆最多的时段。从春天开始，田边地角那些曾经开着蓝黑蝴蝶花的绿苗上，突然就长起了一串串青色的豆荚，最初嫩绿而扁平，之后，便如同被饱奶灌了婴儿般一天一个样地鼓胀了起来，再之后，饭桌上就会多出些浑圆的青绿尢物，这些家伙每个头上都长着新月一般微笑的嘴，无论是被油盐煎炒，还是被沸水烹煮，抑或是被葱姜和酱醋腌淋，一例都抱以参透一切的笑意。
胡豆可以鲜吃，沸水一焯，加点葱姜辣椒，淋点酱油醋，如果再伴以田间随手摘回的带露鱼腥草，堪称时鲜美味。
鲜胡豆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回锅，用热油加豆瓣炒汁，将半熟的青胡豆倒进去，一通爆炒，胡豆被炒成泥状，糯软的质感香辣的味，令人食量大增。
稍过些时日，胡豆被阳光晒透晒干，进入到它的成熟期。就像许多物种一样，成熟的胡豆不再青涩稚嫩，也不再傻不隆冬地柔软，而变得坚峭和生硬起来，这时节的胡豆，落地哗啦啦，入嘴嘎嘣嘣，一副桀骜与不服气的样子。人们或拿它来做豆瓣，与新磨的辣椒酱混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四季餐饭的重要伴侣；或将豆瓣用水泡软沥干后，用油炸成一盘香脆的奢侈品，躲在老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尝一口神仙的生活。
当然，这并不是胡豆通过白塔坝人肠胃的常态方式，甚至之前需要耗油而且使得人们饭量大增的回锅方式，都因为太过于纨绔和败家，而被贫穷的白塔坝拒绝着。白塔坝胡豆的宿命，其实是一道以“急”闻名的菜——急胡豆？对，就是它！
这道菜究竟应该叫“急”还是“激”，一直是令我纠结的。若以味道和意味来论，我觉得叫之以“急胡豆”更形象生动；但若论之以制作方法，则“激胡豆”更加贴切鲜活。
激胡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通常是用柴灶烧上小火，把一撮青而硬的生胡豆放进锅里翻炒，如同把楞头小青年丢进火热的生活，各种煎熬挣扎，各种火热碰撞，各种起落沉浮，各种喧嚣炸裂。最终，皮色变成沉稳的褐黄，内质却变得香脆甚至坚硬，所有受过的伤留下的疤，都变成星星点点的黑色装饰。这时的胡豆，已走到了一颗胡豆能达到的人生最高点，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虽然在这个时段，一双双突然伸来的大手小手在呲牙裂嘴中将它们滚烫地带走，装在衣服口袋里成为温暖半日的零食，但那并不算功德圆满，因为它们还没有经历那惊心动招摇撞魄的一“激”。 “激”的具体步骤，是用酱油、醋加葱姜和辣椒花椒味精兑成汤汁，将炒得热火朝天并发出爆响的胡豆兜头倒入，火热的胡豆遇到冰冷的汤汁，发出一聲脱离苦海的欢呼，一时间沸烟升腾，香味四窜，好一番声色滋味，然后用锅盖盖上，任它焖十分钟，一份完美的急胡豆就隆重诞生了。
但这并不是令我魂牵扯梦绕的白塔坝版急胡豆，而是常规意义上的城里版，因为在白塔坝，酱油、醋和花椒味精等，都是既贵又需要跑很远才能买到的奢侈品，非家里有贵客上门不买。白塔坝的咸味主要来自酸坛中的酸水，酸咸皆备，连醋都省了。而葱与辣椒，田里不缺，随手扯两个，剁细就成。最有特色的，是佐料汤中偶尔勾下的一勺新黄菜籽油，油色黄亮如秋夜的月光，在青的葱与红的辣椒之间，写意地成圈成点，好一番诱人气息。这是白塔村人做急胡豆的汤料，用乳黄与淡蓝交集的老土碗装了，待胡豆踊跃翻腾之后，一个被岁月浸染成深黑的木锅盖迎头盖下，这时，那挂着炭烟的灶台，那终年被油烟洇染的，已变得如老人眼睛一般闪着浊光的玻璃明瓦，也变得如艺术品般的辉煌了。
灶台上那一碗泛着淡淡烟气，安静而柔软的胡豆，就那样一点一点地浸入到我的梦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清晰。
4、洗澡莴笋
莴笋的吃法有很多。它的叶可以用来炒，也可煮汤，嫩尖可以用花生浆芝麻酱调和蜂蜜生吃。它的枝干，可以用来红烧和清炖，还可以切成片或丁块，用来炒肉片或做宫保鸡丁，还可以切丝凉拌。它的皮，可以宰碎加到猪饲料中，最终变成美味的猪肉。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诚得渣都不剩”来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
以上诸种吃法中，我故意漏掉，也即是我最喜爱且必须拎出来单说的，便是洗澡莴笋。在我心目中，它与萝卜饭、洋芋面、急胡豆和红豆腐并列为五大穷人美食，并不是说只有穷人才吃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所用食材便宜易得，制作方法简单，不用耗费太多资源就可以得到，其美味程度不输于任何贵菜，而且令食者记忆长久，过舌不忘。
每年四五月，川西坝子的莴笋就上市了。这个时节的莴笋，便宜到令最会讲价的主妇都不好意思还价的地步。这时节，也是吃洗澡莴笋的最佳时节。
洗澡莴笋的原料通常是新上市的莴笋的顶端三分之一，将它剥皮剖成一寸左右的段，这时的莴笋，瞬间变成种水皆好的翡翠模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令心脾为之一敞的清香气息。将莴笋放到酸水里浸泡几十分钟，便可以食用。加熟油辣椒和味精亦可，加花椒油和鸡精亦可，加生黄菜籽油亦可，什么都不加，空口裸吃也可。
整个制作过程，简单得连工艺两个字都不好说。无非就是把莴笋最嫩的部位泡到酸水里，四十分钟到两小时不等，只要有基本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制作。但能做与做好，并不是一回事，其关键的奥秘，就在那看似一笔带过的“酸水”里。
在传统的四川人家里，再简陋的人家，都少不得两个坛子，一个是豆瓣坛，一个是酸菜坛。豆瓣与川菜的关系，自不必说。而酸菜与四川人，也是有过命的交情——光是空口下白饭，就是酸菜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存在方式。在许多老辈人心中，托着一碗白粥咬着长长的酸豇豆，或扯着一块酸青菜的场景，是那样鲜活生动的记忆。这也就是韩国人拿泡菜“申遗”，反对得最凶的是四川人的原因。
泡菜的灵魂，就在于酸水。四川泡菜酸水的制作方式，各个区域各有不同，有的地方是用冷开水，有的地方是用白醋或酒；有的地方加白糖，有的地方加冰糖；有的地方加花椒，有的地方加炒盐；有的地方禁加荤腥，而有的地方会往里面加鲜鱼……
一方的水土和风俗，养出了一方不一样的酸水。一坛不一样的酸水，泡出了口感完全不一样的酸菜。这些泡菜，在川菜中无处不在，而我觉得在这些菜中，只有洗澡莴笋是当仁不让的王。虽然，青菜萝卜与莲白甚至蒜苔，也可以用“洗澡”的方式制作，但论清香与爽口，论酥脆与冰滑，论咸淡的适宜，论与其他食物的融合度和与四川人的情感共鸣，没有哪一样泡菜，能超越它。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件旧事。很多年前，一位外地做生意的朋友来四川，我请他吃川菜，饭前照例要问问对方有什么饮食禁忌。他的夫人小声说：“除了莴笋，什么都行！”点菜时特意嘱咐不要莴笋。菜一帆风顺地上，酒眉飞色舞地喝。在正菜上完之后，按四川宴席的惯例，该上泡菜。服务小姐深情款款地端上一盘翡翠玉牌般的洗澡莴笋，上面红亮亮滴了几滴辣椒油，佐以几颗鲜红的枸杞，红绿相伴，秀色宜人。
这是我的最爱，但出于对朋友禁忌的尊重，我赶紧让服务小妹把它撤走。小妹一面手忙脚乱地撤菜，一面小心地解释这是赠送的菜，没上菜单，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不无遗憾地说：“这道菜是餐厅厨师长的绝活，很多人通常会加一份……”
这时，我那位朋友已是眼泪汪汪，他伸手叫停服务员，让她不要撤。他的妻子疑惑地看着他。我打心眼里也想知道莴笋究竟怎么得罪了他？让他与之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听说有人对芒果过敏的，难不成还有对莴笋过敏的？
那盘莴笋最终留在了席上了。趁着酒劲，朋友说出了他不吃莴笋的原因——他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家贫无米，常常以莴笋为主食，有时一吃就是大半月。少盐无油的莴笋，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吃得人一想起它就冒青口水。母亲为了让他不那么反胃，就常常会做点洗澡莴笋，至少吃起来不那么没有嚼劲，而且还有些盐味。此事给母亲带来巨大的额外劳动，为了找到足够的盐做酸水，母亲攒鸡蛋，帮人割猪草，甚至去借酸水，所受的辛苦和白眼，令他一生都厌恨莴笋。
那晚，他最终还是吃下了一块洗澡莴笋，大师傅无与伦比的泡菜手艺，化解了一个人与一道菜几十年的恩怨，也让他心中的那块结，慢慢消散开来。
其实，他并不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讨厌吃莴笋的人，我的岳父和早年在什邡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同事，也明确说不喜欢吃莴笋，原因大致相近。
但他们都不拒绝洗澡莴笋。
5、红豆腐
一提起红豆腐，我就会想起傅大哥，这就如同一想起海就会想起海浪和沙滩一样。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会做红豆腐且做得很好的有很多，惟有他，将红豆腐做成年产值数千万元的产业。当然，这并不是我佩服他的惟一理由，在这个煎饼都能做到上市的创业时代，产业意义的傅大哥，并不是我最想关注的。 我和他是在巴中的一次年货博览会认识的。作为博览会的特邀嘉宾，自然会被介绍给几个参会的重头人物认识。当主办方的领导把这位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介绍给我时，感觉他腊火腿一样的肤色里，竟然包裹着浓浓的羞怯。这与别的从农口发家的老板们有巨大差异。那些人作为先发起来的一部分，对自己的产品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种近乎于炸药一般的张扬。而傅大哥的样子，却像装在坛里静置在展架上的产品一样，既沉默，又安详，还有一种洞察一切却不说的智慧。
对于红豆腐，我是熟悉的。在很小的时候，就常看到家婆大冬天里乐呵呵地将一块块白玉般的豆腐，用小刀切成四面光滑的小蛋糕模样，然后用白纱布将它们笼起来，静等它长出长长的绒毛。令我困惑的是，如果蛋糕馒头或水果长出这样的长毛，大人们一定会尖着嗓子抱怨可惜了之类，然后将它扔掉，而如果孩子们用手抓了或试图放到嘴里，则免不了天塌下来一般的一番折腾，打手，掏嘴，洗手，甚至洗胃。同样是霉菌，待遇差异咋就那么大呢？
长出毛的豆腐像一个个萌萌的小灰兔，到了成熟的季节就该去它们该去的地方。与兔子们面对的钢刀烈火热锅滚油不一样，毛豆腐们的未来，是由辣椒面、花椒面、盐调和而成的。小灰兔们只须在那里轻轻打两个滚，浑身上下就粘满了红色的配料，变得色泽诱人起来，红豆腐的名字，由此而来。之后便是装坛，有的用白菜叶包，有的则不用，而是装瓶之后加白酒或熟油，密封几个月，再拿出来，鲜香可口外红内白咸辣适中的红豆腐就成功了，别的地方也有叫豆腐乳或毛豆腐的，但听起来却总觉得像是另一类别的什么东西。既娘炮，又生分。
傅大哥红豆腐的制作流程，大致与前面所说的差不多。可以说在川西坝子里，很多村子里籍籍无名的老人，都可以担当得起他工厂的总工程师或形象代言人的角色，满脸被岁月雕刻的风霜，一手被生活侵噬得沟壑万道的掌纹，用黑白相机一照，想不成为艺术品都很难。只可惜以往我们并没有把生活跟艺术挂上钩，只觉得这过日子的营生不值一提。他们的手艺，连同他们的产品，成为土气甚至落后的象征，很多年轻人视之为现代与时尚的敌人，惟恐自己因为显露出对它的兴趣和流连，而被人嘲笑和鄙视。
傅大哥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把红豆腐以及制作流程，都体系化和艺术化，像多年前看过的日本的寿司之神一样，想打造出一个与红豆腐习习相关的味觉文化。那时，《民以食为天》之类的纪录片还没传入国内，《舌尖上的中国》及其引发的对饮食文化的关注还没有到来，那时，食物还只是食物，做菜的还只是锅儿匠，而文化，只与琴棋书画有关。
傅大哥先知先觉地对红豆腐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无论是包装的坛子还是竹篾箱，还是商标上的乡村元素和艺术照。但这一切，都需要钱来做，他费尺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和一位常年和日本韩国做生意的销售商取得联系，对方愿意给他以预付款的形式，出50万元订货。这笔钱虽然不足以富贵，但却是救命稻草，足以让他的梦想起步。
注意，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情节来了。就在傅大哥买好机票带着样品穿上一生中第一件正式的西装准备赶到深圳去签合同的时候，他80岁的老母却突发高烧，住进了医院。他听到消息之后，从机场赶回家中，任凭飞机带着他的梦想，空空地飞走了。
母亲被送进医院，几经折腾，查出是因为一颗牙发炎引起感染。众人都为他好不容易的机会被一颗牙破坏掉而惋惜不已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母亲为养我们，吃尽苦头。如果换成是我生病，她也會放下所有的事一心照料我的。我们追求事业的目的，无非就是求个亲人安康富足，一旦为了别的目的，而忽视了他们的感受，挣再多的钱，又有啥意义？”
他的话，有人觉得有理，有人则觉得迂腐愚蠢，而有人觉得感人肺腑。值得庆幸的是，被他爽约的投资商就是第三类人，他不仅没计较自己被放了鸽子，还直接将投资，从试探性的50万，提升到实质性的500万。他认为做事有底线且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傅哥，是值得信任的。而傅哥也用良好的业绩，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