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月2日，美国国防部公布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份指导美国未来一段时期核力量发展和核政策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再次提出了低威力核武器发展计划，无异于重新降低了核武力发展和使用的门槛。特朗普政府这样做究竟为哪般？会给国际安全与稳定带来什么影响？
核武器有多种分类方法，按构型原理可分为原子弹和氢弹，按使用性质可分为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按爆炸威力则可分为高威力、中威力和低威力核武器。国际军控界对如何按威力划分核武器说法不一，美国在《1994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把爆炸当量低于5千吨TNT的核武器界定为“低威力”。
从构型上讲，低威力核武器通常是单级的原子弹，也可能是由初级和次级构成的氢弹，通常具有体积小、质量轻、投掷手段多样的特点。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大多为数千至数万吨TNT，但也有超出这个范畴的，如美国核武库中曾有的“W54”特种核地雷，威力低至0.1千吨TNT，而现役的“B61-3”战术核炸弹威力可高达17万吨TNT。
冷战时期，随着核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既拥有足以摧毁一座城市的高威力氢弹，也拥有大量可用于战场作战的低威力核武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定的核战略，把在前沿部署低威力核武器当作弥补己方常规军事力量劣势的手段。
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出于维持“战略稳定”的考虑，积极推进国际核军控与裁军进程，单方面宣布大量销毁低威力战术核武器，以促使苏联进行同样的削减。在此背景下，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伊丽莎白·弗斯和约翰·斯普拉特于1993年提出禁止发展低威力核武器的建议，后来衍变为“斯普拉特-弗斯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美国《1994财年国防授权法》规定，禁止国家实验室研发新的低威力核武器。
9.11事件后，美国对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初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美国的核力量需要具备更大的灵活性，以打击范围广泛和形式各异的目标。200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2004财年国防授权法》，给低威力核武器研发松绑。
奥巴马执政期间，倡导“无核武器世界”，强调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并在两党之间达成“三不”原则，即不制造新的核弹头、不赋予核武器新的军事任务、不为现有核武器提供新的军事能力，低威力核武器研发再度偃旗息鼓。根据2010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军有逾300枚“战斧”海基核巡航导弹退役，该型导弹携带的“W80-0”核彈头爆炸威力可调低至5千吨TNT。
从美国科学家联盟（FAS）提供的相关技术参数可以分析出，美国现役核武库中有约1000枚可根据设计而调至“低威力”的核武器，遗留自冷战时期的“B61”系列核炸弹和“W80-1”核弹头约各占一半。美国政府斥巨资进行的核武库现代化还包括把现有“B61”系列核炸弹延寿为威力可调至0.3千吨TNT的“B61-12”核炸弹，以及把“W80-1”核弹头的延寿款“W80-4”装载在新的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LRSO）之上。
特朗普政府对低威力核武器的兴趣早有端倪。2017年1月下旬，刚就职没几天的特朗普总统便授权重新制定《核态势评估报告》，其中要求确保美国核威慑力量具备“灵活的”“定制的”特点。
根据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特朗普政府制定了低威力核武器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计划。近期计划是改造现有潜射弹道导弹核弹头，使其能够提供低威力选项，作为美国加强“区域威慑能力”的临时方案。从技术上讲，该方案可通过取下氢弹核战斗部的聚变次级、仅引爆裂变初级来实现。但争议在于，通过战略核潜艇发射低威力战术核导弹，很容易使对手进行误判，从而引发全面的核战争。另外，也很容易暴露战略核潜艇的位置，而隐蔽性是战略核潜艇生存和二次打击能力的根本保证。
远期计划是发展新式的低威力海基核巡航导弹，以提供非战略性的区域派驻能力以及可确信的响应能力。
一般认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青睐低威力核武器，最主要的原因是想提高美国核威慑能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从而加强核威慑的可信性。由核武器巨大杀伤力而形成的核威慑，已成为核国家保护其根本利益不可或缺的手段，美国亦不例外。但是，核武器破坏力之巨，也使美国政府在使用上有所忌惮，形成一种“自我威慑”。而发展低威力核武器，可作为现有核威慑力的补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爆炸威力范围、投射平台、射程、生存能力和防范能力，让总统在应对核与非核战略攻击时有更多选项。美国核武库中现有的以及正在延寿的低威力核武器都是空基的，在提供区域威慑时需要盟友提供空军基地;而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计划发展的低威力核武器是海基的，不依赖海外军事基地，从而更具灵活性。
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也向俄罗斯等国传递这样的信号：美国有决心、有能力、有手段应对各种场景下的威胁。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特意提及俄罗斯在其“升级到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战略中有可能使用低威力核武器。
2017年11月13日，抗议者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前佩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面具进行示威，要求美国撤走部署在德国比歇尔空军基地的核武器。
特朗普政府鼓励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也夹带其他考虑。其一，维持核武器研发能力。当前美国核武器实验室普遍面临保留人才队伍的挑战，经历过核试验的专家日益老去，在没有新的核武器发展项目的情况下，难以吸引优秀的年轻人入职。美国政府可以凭借对新型低威力核武器的技术探索乃至生产制造，留住科学家并培养新的研究设计、工程制造人员，从而维护核武库的安全性、安保性和可靠性。其二，作为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意在促使俄方履行相关军控条约的义务，削减在数量和种类上占优的战术核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制定的低威力核武器发展计划，有意识地想降低在政治、外交层面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近期计划而言，美国一对一地改造“三叉戟II”D5核弹头，至少在美俄签署生效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到期之前，不违反条约中对现役部署的核武器数量不超过1550枚的规定，而且能规避制造新的核弹头之嫌。就远期计划而言，美国发展海基核巡航导弹，无论射程如何，不受限于美苏1987年签署的、当前仍有效的《中导条约》。在提供区域威慑的同时无需美国的盟友提供军事基地，从而避免国际社会的指责。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小布什政府也曾制定政策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两者相比，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慑止或应对新出现的安全威胁，提高美国核力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以便在危机时能有更多的核打击方案和手段可供总统选择。但两者又存在本质区别，主要是针对目标不同，进而发展理念大相径庭。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主要针对恐怖组织和若干“邪恶国家”，因此注重新的军事能力，在设计上要求降低放射性污染和附带损伤，既弥补常规打击威力的不足，又避免威力过高而造成滥杀，使核打击相对有限、干净。特朗普政府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主要针对有核武器的国家，使之成为已有核力量的补充，以遂行“定制”威慑，履行对盟友的安全保证，尤其是应对可能的“有限核使用”场景。
虽然低威力核武器的爆炸威力相对较低，但同样会产生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等毁伤效应，对局部区域造成大规模杀伤与破坏。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精确制导技术和卫星实时图像技术的进展，核武器的打击精度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即使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大幅度降低，仍然能取得以前高威力核武器才有的打击效果。此外，即便低威力核武器在设计和使用上考虑了减少附带损伤，但不可能完全做到只打击军事目标而避免伤害平民。2003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根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建模计算的结果，一枚1千吨级TNT当量的核弹头在城市爆炸，将造成约25万人伤亡。
2017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上。
除了固有的大规模毁伤危险，美国发展低威力核武器还会引发其他一系列风险，严重破坏国际安全与稳定。
其一，低威力核武器的威力相对较小，容易与常规武器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在爆炸威力上仍相差悬殊。美军2017年4月投掷在阿富汗的“GBU-43”重型钻地炸弹，爆炸威力达到11吨TNT，可谓当前美国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而美国现役核武器能提供的最低威力，是“B61”系列核炸弹（300吨TNT）。两者威力相比，仍相差近30倍。更重要的是，威力再低的核武器也与常规武器存在本质区别，一旦使用，将打破国际上长久以来“不使用核武器”的事实禁忌。
其二，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低威力核武器容易被误认为破坏力较低、造成人员伤害较小，因而使用上的政治顾虑减少、使用后的道义压力减轻，以致比高威力核武器更可能被实际使用。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掌控美国核按钮的能力甚为担忧，对他在竞选总统期间曾公开质疑美国为何不能在危机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言论记忆犹新。根据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特朗普政府增加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除应对核攻击，还要应对网络、生物、化学以及大规模常规武器等“非核战略攻击”。
其三，增加核战争可能性。一方在冲突中有限地使用低威力核武器，本意也许是希望慑止对方，从而以有利条件结束冲突。但很可能事与愿违，加速冲突的升级、扩大。使用低威力核武器往往会造成如同使用高威力核武器般的严重后果，一枚“B61”核炸弹以数百吨TNT的低威力引爆，并不比以数万吨TNT的高威力引爆更能控制核战争的升级。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2017年3月在其《不存在有限核战争》一文中指出，试图以使用核武器来控制冲突升级，无异于玩火;如果对一个核国家使用低威力核武器，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升级到全面核大战。
其四，提升核试验需求。对于新研发的低威力核武器，一方面要确保其各项性能满足设计要求，至少在爆炸威力上，既不能过低——达不到军事目标所需，也不能过高——增加附带损伤;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其安全性、安保性和可靠性。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前從理论上来说，可以采用流体力学实验、大型计算机模拟等方法，但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还是进行核试验。试想，未经核爆炸试验检验过的新型低威力核武器，谁能放心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如果需要确保核武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将恢复核试验。美国已暂停核试验近30年，而发展低威力核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恢复核试验的需求。如果特朗普政府破坏“禁核试”国际准则，将严重损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所以能在1995年的审议大会上获得无限期延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核国家承诺停止核试验。
总之，特朗普政府寻求发展新的低威力核武器，意在加强其核威慑力量的灵活性、多样性，摆出姿态，让对手相信美国会有限度、有选择地使用核打击应对各种可能的危机场景。这种放宽对核武器使用的限制、以期通过有限核使用而增强核威慑可信性的理念，是冷战思维的复活。事实上，可信的核威慑无关核武器威力的大小。
美国在武器上仍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常规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优势。如果美国认为没有新的低威力核武器就不能增强其核威慑可信性、不能保障其国家安全，那么其他国家似乎更有理由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如果由此而引发核扩散、颠覆现行核秩序、激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特朗普政府是要受到历史谴责的。
（作者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
美国低威力核武器发展历史
核武器有多种分类方法，按构型原理可分为原子弹和氢弹，按使用性质可分为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按爆炸威力则可分为高威力、中威力和低威力核武器。国际军控界对如何按威力划分核武器说法不一，美国在《1994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把爆炸当量低于5千吨TNT的核武器界定为“低威力”。
从构型上讲，低威力核武器通常是单级的原子弹，也可能是由初级和次级构成的氢弹，通常具有体积小、质量轻、投掷手段多样的特点。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大多为数千至数万吨TNT，但也有超出这个范畴的，如美国核武库中曾有的“W54”特种核地雷，威力低至0.1千吨TNT，而现役的“B61-3”战术核炸弹威力可高达17万吨TNT。
冷战时期，随着核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既拥有足以摧毁一座城市的高威力氢弹，也拥有大量可用于战场作战的低威力核武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定的核战略，把在前沿部署低威力核武器当作弥补己方常规军事力量劣势的手段。
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出于维持“战略稳定”的考虑，积极推进国际核军控与裁军进程，单方面宣布大量销毁低威力战术核武器，以促使苏联进行同样的削减。在此背景下，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伊丽莎白·弗斯和约翰·斯普拉特于1993年提出禁止发展低威力核武器的建议，后来衍变为“斯普拉特-弗斯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美国《1994财年国防授权法》规定，禁止国家实验室研发新的低威力核武器。
9.11事件后，美国对核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初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美国的核力量需要具备更大的灵活性，以打击范围广泛和形式各异的目标。200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2004财年国防授权法》，给低威力核武器研发松绑。
奥巴马执政期间，倡导“无核武器世界”，强调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并在两党之间达成“三不”原则，即不制造新的核弹头、不赋予核武器新的军事任务、不为现有核武器提供新的军事能力，低威力核武器研发再度偃旗息鼓。根据2010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军有逾300枚“战斧”海基核巡航导弹退役，该型导弹携带的“W80-0”核彈头爆炸威力可调低至5千吨TNT。
从美国科学家联盟（FAS）提供的相关技术参数可以分析出，美国现役核武库中有约1000枚可根据设计而调至“低威力”的核武器，遗留自冷战时期的“B61”系列核炸弹和“W80-1”核弹头约各占一半。美国政府斥巨资进行的核武库现代化还包括把现有“B61”系列核炸弹延寿为威力可调至0.3千吨TNT的“B61-12”核炸弹，以及把“W80-1”核弹头的延寿款“W80-4”装载在新的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LRSO）之上。
特朗普政府缘何青睐低威力核武器
特朗普政府对低威力核武器的兴趣早有端倪。2017年1月下旬，刚就职没几天的特朗普总统便授权重新制定《核态势评估报告》，其中要求确保美国核威慑力量具备“灵活的”“定制的”特点。
根据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特朗普政府制定了低威力核武器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计划。近期计划是改造现有潜射弹道导弹核弹头，使其能够提供低威力选项，作为美国加强“区域威慑能力”的临时方案。从技术上讲，该方案可通过取下氢弹核战斗部的聚变次级、仅引爆裂变初级来实现。但争议在于，通过战略核潜艇发射低威力战术核导弹，很容易使对手进行误判，从而引发全面的核战争。另外，也很容易暴露战略核潜艇的位置，而隐蔽性是战略核潜艇生存和二次打击能力的根本保证。
远期计划是发展新式的低威力海基核巡航导弹，以提供非战略性的区域派驻能力以及可确信的响应能力。
一般认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青睐低威力核武器，最主要的原因是想提高美国核威慑能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从而加强核威慑的可信性。由核武器巨大杀伤力而形成的核威慑，已成为核国家保护其根本利益不可或缺的手段，美国亦不例外。但是，核武器破坏力之巨，也使美国政府在使用上有所忌惮，形成一种“自我威慑”。而发展低威力核武器，可作为现有核威慑力的补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爆炸威力范围、投射平台、射程、生存能力和防范能力，让总统在应对核与非核战略攻击时有更多选项。美国核武库中现有的以及正在延寿的低威力核武器都是空基的，在提供区域威慑时需要盟友提供空军基地;而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计划发展的低威力核武器是海基的，不依赖海外军事基地，从而更具灵活性。
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也向俄罗斯等国传递这样的信号：美国有决心、有能力、有手段应对各种场景下的威胁。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特意提及俄罗斯在其“升级到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战略中有可能使用低威力核武器。
特朗普政府鼓励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也夹带其他考虑。其一，维持核武器研发能力。当前美国核武器实验室普遍面临保留人才队伍的挑战，经历过核试验的专家日益老去，在没有新的核武器发展项目的情况下，难以吸引优秀的年轻人入职。美国政府可以凭借对新型低威力核武器的技术探索乃至生产制造，留住科学家并培养新的研究设计、工程制造人员，从而维护核武库的安全性、安保性和可靠性。其二，作为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意在促使俄方履行相关军控条约的义务，削减在数量和种类上占优的战术核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制定的低威力核武器发展计划，有意识地想降低在政治、外交层面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近期计划而言，美国一对一地改造“三叉戟II”D5核弹头，至少在美俄签署生效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到期之前，不违反条约中对现役部署的核武器数量不超过1550枚的规定，而且能规避制造新的核弹头之嫌。就远期计划而言，美国发展海基核巡航导弹，无论射程如何，不受限于美苏1987年签署的、当前仍有效的《中导条约》。在提供区域威慑的同时无需美国的盟友提供军事基地，从而避免国际社会的指责。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小布什政府也曾制定政策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两者相比，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慑止或应对新出现的安全威胁，提高美国核力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以便在危机时能有更多的核打击方案和手段可供总统选择。但两者又存在本质区别，主要是针对目标不同，进而发展理念大相径庭。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主要针对恐怖组织和若干“邪恶国家”，因此注重新的军事能力，在设计上要求降低放射性污染和附带损伤，既弥补常规打击威力的不足，又避免威力过高而造成滥杀，使核打击相对有限、干净。特朗普政府发展低威力核武器主要针对有核武器的国家，使之成为已有核力量的补充，以遂行“定制”威慑，履行对盟友的安全保证，尤其是应对可能的“有限核使用”场景。
冷战思维的复活
虽然低威力核武器的爆炸威力相对较低，但同样会产生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等毁伤效应，对局部区域造成大规模杀伤与破坏。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精确制导技术和卫星实时图像技术的进展，核武器的打击精度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即使核武器的爆炸威力大幅度降低，仍然能取得以前高威力核武器才有的打击效果。此外，即便低威力核武器在设计和使用上考虑了减少附带损伤，但不可能完全做到只打击军事目标而避免伤害平民。2003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根据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建模计算的结果，一枚1千吨级TNT当量的核弹头在城市爆炸，将造成约25万人伤亡。
除了固有的大规模毁伤危险，美国发展低威力核武器还会引发其他一系列风险，严重破坏国际安全与稳定。
其一，低威力核武器的威力相对较小，容易与常规武器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在爆炸威力上仍相差悬殊。美军2017年4月投掷在阿富汗的“GBU-43”重型钻地炸弹，爆炸威力达到11吨TNT，可谓当前美国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而美国现役核武器能提供的最低威力，是“B61”系列核炸弹（300吨TNT）。两者威力相比，仍相差近30倍。更重要的是，威力再低的核武器也与常规武器存在本质区别，一旦使用，将打破国际上长久以来“不使用核武器”的事实禁忌。
其二，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低威力核武器容易被误认为破坏力较低、造成人员伤害较小，因而使用上的政治顾虑减少、使用后的道义压力减轻，以致比高威力核武器更可能被实际使用。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掌控美国核按钮的能力甚为担忧，对他在竞选总统期间曾公开质疑美国为何不能在危机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言论记忆犹新。根据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特朗普政府增加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除应对核攻击，还要应对网络、生物、化学以及大规模常规武器等“非核战略攻击”。
其三，增加核战争可能性。一方在冲突中有限地使用低威力核武器，本意也许是希望慑止对方，从而以有利条件结束冲突。但很可能事与愿违，加速冲突的升级、扩大。使用低威力核武器往往会造成如同使用高威力核武器般的严重后果，一枚“B61”核炸弹以数百吨TNT的低威力引爆，并不比以数万吨TNT的高威力引爆更能控制核战争的升级。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2017年3月在其《不存在有限核战争》一文中指出，试图以使用核武器来控制冲突升级，无异于玩火;如果对一个核国家使用低威力核武器，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升级到全面核大战。
其四，提升核试验需求。对于新研发的低威力核武器，一方面要确保其各项性能满足设计要求，至少在爆炸威力上，既不能过低——达不到军事目标所需，也不能过高——增加附带损伤;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其安全性、安保性和可靠性。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前從理论上来说，可以采用流体力学实验、大型计算机模拟等方法，但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还是进行核试验。试想，未经核爆炸试验检验过的新型低威力核武器，谁能放心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如果需要确保核武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将恢复核试验。美国已暂停核试验近30年，而发展低威力核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恢复核试验的需求。如果特朗普政府破坏“禁核试”国际准则，将严重损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所以能在1995年的审议大会上获得无限期延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核国家承诺停止核试验。
总之，特朗普政府寻求发展新的低威力核武器，意在加强其核威慑力量的灵活性、多样性，摆出姿态，让对手相信美国会有限度、有选择地使用核打击应对各种可能的危机场景。这种放宽对核武器使用的限制、以期通过有限核使用而增强核威慑可信性的理念，是冷战思维的复活。事实上，可信的核威慑无关核武器威力的大小。
美国在武器上仍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常规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优势。如果美国认为没有新的低威力核武器就不能增强其核威慑可信性、不能保障其国家安全，那么其他国家似乎更有理由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如果由此而引发核扩散、颠覆现行核秩序、激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特朗普政府是要受到历史谴责的。
（作者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