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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12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北上晤袁这一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恰为研判民初各派别关系的流变，提供一个切入点。袁世凯促成孙中山的北上之行，得益于南北政争形势的演变。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了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各方面的议题。并且，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稳健派、国民党激进派等各方政治力量纷纷出场，展开了竞逐与博弈。透过其间，既展现了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攻防关系以及势力的消长，彰显了民元南北权力格局的变化、政党派系的分野与离合，同时也隐喻了民初政治局势的走向。
关键词 孙中山，袁世凯，北上进京，党派关系，民初政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48-09
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进京晤谈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十三次会谈。目前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北上的专题论文仅有两篇，且论述略显单薄，①另有部分研究涉及了孙中山北上的某一个侧面，如入京演说、会晤逊清皇室、迁都提议等。②然而在上述论著中，对于事件全景性的梳理，以及孙袁会谈背后隐喻的南北关系、党派竞逐等政治文化内涵的把握，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拟在挖掘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分析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的意图，解读孙中山进京晤袁的战略考量与南北权力格局演变的内在关联，透视孙、袁在会谈中间虚与委蛇的一面，揭示民初各政党派系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选举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皆属临时性质，临时大总统须于十个月内召开国会，制定憲法，选举正式大总统。4月2日，袁世凯向孙中山发出了进京晤谈国是的电文。③
袁世凯首要考虑的是解决临时政府向正式政府过渡期限内的困境。《大公报》在社论《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中指出，袁世凯政府在内政方面存在着“军界之害”“政界之害”“党界之害”“省界之害”“种界之害”五大问题，④揭示了新立临时政府兵变频发、内阁更迭、党派私争、中央与地方隔膜的现象。此外，临时政府在外交层面还面临着借款与取得列强承认的困局。故而，袁世凯期冀与孙中山会面，共同商讨内政外交议题。
再者，羁縻革命党人也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进京的动议。南北议和结束初期，尽管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但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依旧具备一定的影响和声望。南方革命党人仍拥有两江一带的兵权，并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地盘，尚可同北洋政府形成鼎足抗衡之势。鉴于此，袁世凯企图在拉拢孙中山的同时，也旨在摸清革命党人的意图，进而将其动态布置在自己的监视与掌控之中。①值得关注的是，此间袁世凯亦向各方名流发出了求贤之电，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原革命党人，梁启超等原保皇派，前清旧官僚、旧立宪派徐世昌、严修、沈秉堃、张謇等，孙中山北上正是在名流进京热潮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收到袁世凯的电文后，孙中山并未即刻予以回应，这主要缘于其此际正筹划游历武昌之行。4月9日至12日间，孙中山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赴武昌议政，乃是基于对武昌战略地位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黎元洪统辖下的武昌作为南京与北京二者的中间势力而存在。据某欧报的观察，武昌为“第二之都会，有无上之特权，足与北京相抗。其军队之组织，并不即行解散，留俟第一次议会召集之后，再定办法”。②可见，若武昌偏向南方革命党，有助于增进孙中山方面的势力，反之南北权力的天平则向袁世凯一方偏斜。故而，孙中山来鄂意在联络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感情，二人畅谈时局，孙“称黎公为中国第一伟人”，黎“复颂先生功成身退，洵足光媲尧舜”。③并且，孙中山还特意在临别茶话会上，批驳建都北京的合法性，强调武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主张在武昌、南京中择一，作为都城。④
孙中山在武昌得到黎元洪及湖北各界的盛情款待，无形中对袁世凯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就在孙中山抵达武昌当日，袁世凯便致电黎元洪，代劝孙中山北行。⑤次日，袁世凯派遣范源廉、张大昕赴鄂，谨修寸函一封，并附摄影相片一张。⑥除监视孙、黎交欢的动向外，袁世凯亦深知武昌在北京、南京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更迫切希望削弱孙中山在武昌社会的影响，防止武昌向革命派一方倾斜。对此，孙中山覆电道谢，但言急于返粤，缓日北行。⑦
尽管南下返粤确系孙中山于赴武昌前既有的行程安排，并非有意搪塞袁世凯的说辞，但作为革命党势力大本营的粤省，确是孙中山解职之初经营计划中的重点，因而稳定大后方相较于北上晤袁则更显急迫。4月25日至6月17日，孙中山不仅缓解了粤省因代理都督陈炯明不辞而别引发的人选争议危机，力促各界达成了拥护胡汉民担任都督的共识，⑧而且消解了王和顺等秘密会党所掀起的“取代粤省都督”和“二次革命”风潮在民众中的迷惑性，并宣讲了粤省安定之于民国统一的重要意义。⑨
在此期间，面对孙中山在粤声望高涨，袁世凯更频繁电催孙中山尽早北来。5月7日，袁世凯以咨询四国借款及国民捐为事由，再提赴京之事。⑩5月11日，袁世凯再电孙中山，盼于粤省秩序恢复后，即速北来，并拟派公子袁克定“至沪迎迓”。{11}5月26日，袁世凯复发“万急之电一件”，称政界险象环生，“拟与孙协筹挽救之方”。{12}内中既有着欲将其从南方调至北方的特殊用心，同时也是防范革命党势力在南方整合扩张的必要手段。然而，孙中山却屡次以粤省政局初平，暂难北上为由婉拒。{13}对此，袁世凯心急如焚，据《大公报》观察称，双方连日“往返密电甚多，或一日三四次”。{14}直至6月7日，孙中山始给予袁世凯渐为明朗的答复，表示“约一月后抵京”。{15}
孙中山态度的转变，除了此际粤省政局相对稳定，稍有余力关注北方事务以外，还有着北上平息内阁风潮、调和南北党争、宣讲铁路计划及民生主义的考虑。
首先，较为棘手的是唐绍仪内阁解体与陆徵祥内阁风潮的先后上演，使得袁世凯惟有寄望孙中山进京筹商调解，力图解决组阁中南方革命党不合作的行为。一方面，基于唐绍仪内阁系混合性质，一半阁员为南派中人，而孙中山作为南方革命党领袖的代表，在助为平息安抚方面显然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避免因此导致的南北感情破裂；另一方面，从内阁风潮产生的根源而言，乃是《临时约法》条款中以责任内阁为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故而，袁世凯语人称，若此际孙中山进京，无疑是妥善转圜总理与总统关系的契机。①诚然，袁世凯频繁的邀约，也是孙中山盛情难却，将北上纳入议程的重要缘由。 其次，融洽同盟会与旧立宪派的感情，调和同盟会内部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关系，也与孙中山进京的策略性考虑密切相关。一方面，北京兵变的发生，使得孙中山惟有在都城问题上做出妥协，应允袁世凯暂行于北京就职，部分革命党人对此猛烈抨击，由此造成了南北猜忌之分立，致使临时政府陷入“有统一之名，无统一之实”的困境，故而化解南北党争，显得迫切而必要。②另一方面，同盟会始终存在着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分歧，以孙、黄代表的稳健派力主与袁世凯政府提挈合作，以戴季陶、何海鸣等代表的激进派则不表苟同，专事美化孙、黄与诋毁袁世凯的运动，并批判稳健派“牢染专制之毒”，处处逢迎袁世凯专制之意，“国家之元气，被若辈销耗尽矣”。③对此，英人端纳在致莫里循的信函中称，孙中山“本来无意去北京，现在也许要去了”，因激进派分子“搞乱了同盟会的手脚”。④
此外，宣传建设铁路计划及民生主义，也是孙中山北上的宏愿。在与《民立报》访员谈话中，孙中山表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北上的宗旨在于与袁总统及参议院磋商铁道事业。⑤故而，孙中山进京晤袁还有着借助袁世凯政府的国有力量，争取南北合作，促成政局的团结与统一，并推进建设共和与改造社会的目标。在与美国《独立》杂志李佳白的谈话中，孙中山表达了这一看法：“自从我推荐袁世凯为民国的总统而退职以来，我已尽全力支持他，并允诺一致行动……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⑥
8月1日，袁世凯派遣参事程克、蓝建枢率领海琛兵舰南下赴沪，预备欢迎孙中山北上。⑦次日，孙中山回复同意北上的电文：“国基新创，缔造维艰，我公雄略伟划，夙深景仰，久欲一亲謦欬，以慰私衷，拟缓数日，即同北上。”⑧与此同时，袁世凯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拟定前清外交部迎宾馆为孙中山居京行馆。8月8日，总统府秘书厅致电内务部，“请贵部通知北京各报，发挥伟论，共表同情”。⑨同日，袁世凯拨银二万两添购装修器具，拟在北京车站“扎结五彩欢迎牌坊一座”。⑩8月11日，袁世凯布置孙中山来京保卫事宜，令“挑选精明干练、妥靠者四百名”，编练为临时警卫队，议定接待办法，以段芝贵、陆建章、刘冠雄、王广圻为赴津招待员，以蔡廷干、蒋作宾、朱启钤沿途照料，以赵秉钧、陈宧、傅良佐为在京招待员，{11}并通知京师学务局、地方自治会、商务总会，以及城内外各铺户均悬旗志庆一星期，{12}同时计划发行革命纪念邮票，一种印有袁世凯之肖像，“以表其定功北方之意”，一种印有孙中山之肖像，“以表其建业南方之意”。{13}尽管此间发生了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被杀案的波折，但孙中山力排众议，毅然北上，并坚称：“人皆谓袁不足信，我则深以为可靠。”{14}8月18日，孙中山秉持着调和南北政争的良好愿景，乘坐安平商轮自上海启程。
8月24日下午，孫中山在万人瞩目之下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人无不以“孙君抵京可谓民国历史之一大纪念”，并视此为调和党争、政党合作、共谋建国的绝好时机，认为“今者两雄握手，即无殊南北同坛，两方开诚布公，泯除辟见，盖无优于此番机会”。①《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虽称孙、袁共有十三次谈话，但因谱主梁士诒在世期间未能道及详情，致使后来学界在记述该问题时语焉不详：
（孙）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后者……民国二十一年，（梁）曾语其秘书某曰：“孙、袁会晤，可勒成一部专书，容吾暇时述之”……未几，先生竟归道山。孙、袁谈话，竟成天上曲矣！②
需要指出的是，王晓秋在《1912年8-9月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会面会谈一览表》中归纳孙、袁十三次会谈要点，仍有部分疏漏与讹误；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仅标注为十二次谈话，且次序排列也存在混杂不清的情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三卷）中虽详实梳理了民元孙中山的活动，但对孙、袁十三次会谈仅略加提及一句，相关史料并未收录其间。③笔者拟依据当时各大报刊等原始资料的记载，以列表形式还原孙、袁十三次会谈之概况，以期厘清并订正前人的整理与研究（如下表）。
尽管孙、袁会谈所涉及话题琐碎繁多，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党争问题、第二期大总统选举问题、迁都问题、约法问题、铁路问题、蒙藏问题、借款及外交承认问题等方面。
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孙、袁在会谈中达成了共识性的解决方案。从调和党争方面看，他们均认为孙中山进京乃融洽南北感情的重要契机，并且视通过发起“救国社”为整合各党派势力、统一各方政见的途径。④从发展实业方面看，孙中山将兴办铁路作为振兴国家的根本，以及践行民生主义的要义，并认为筑路所需之经费应以借款为主要来源。⑤对此，袁世凯表示赞同，并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⑥从蒙藏危机方面看，他们认为应采用“抚剿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并主张以“宣慰”为主，尽力避免武力征服。⑦从财政方面看，他们主张应以借款为救急之举，并可发挥国民捐作为补助的功能。①对于“张振武案”，他们力主平息风潮，消解临时参议院弹劾案，并降低该案的不利影响。②对于第二期大总统选举，孙中山极力推荐袁世凯当选，并与之达成了政治问题交由袁负责，社会建设则交由自己解决的共识。③对于外交承认问题，孙中山表示愿代为奔走斡旋，漫游欧美，“与彼邦人士接洽”。④对于省议会与都督冲突方面，孙中山支持了袁世凯一方的意见，即令各省“各遵守约法，各勿越权限”。⑤
在少数问题上，孙、袁在会谈中仍或存有分歧，或搁置待决。在迁都问题上，袁世凯借口托辞现实财政困难及外交团阻碍等因素，并未应允孙中山的提议，称俟军队安置妥当、正式国会召集、列强承认民国后，从长计议，真实原因乃是其不愿离开势力巢穴的大本营。⑥在总统入党问题上，袁世凯以“不党主义”为理由，谢绝了孙中山的邀请，称“以现在党争甚烈，若一挂名党籍，必受各方面之牵掣，于民国甚为不利”，这缘于其欲超脱党派纷争，并视己拥有玩转各方的能力。⑦对于军民分治问题，孙中山尽管认为“法美意良”，但建议应从消纳军队、划清权限入手，俟正式国会召开后再行解决。⑧对于省长民选与简任之争，不同于袁世凯主张由“中央简任”，孙中山则持有折中看法，声称当结合各省情形，区别对待，“都督善于军事者，则另委民政长，都督长于民事者，则另委军政长”。⑨对于政党内阁问题，孙中山并未明确表态，认为若执意于该问题，将影响南北政局的稳定，期冀将该问题遗留至黄兴入京再议。⑩ 然而，孙中山与袁世凯所关心的议题各有侧重。除了调和南北、融洽党见是孙、袁共同关心的议题以外，第二期大总统的选举问题，实为袁世凯亟须掌控的最本质利益，而提议迁都与约法问题，则展现了孙中山北上最重要的诉求。
事实上，迁都和约法问题皆为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权力话语较量的关键。其中，作为南北议和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城地点的确定直接关乎着南北的政治权重，涉及究竟由国民党，抑或旧立宪派、旧官僚何者来掌控共和政权话语权的核心要义，故而作为国民党代表的孙中山亟须同袁世凯政府方面提出交涉。无独有偶，《临时约法》本系南京临时政府为制约袁世凯的权限而颁布，但袁为了摆脱掣肘而酿就了总统与总理的“府院之争”，先后致使唐绍仪内阁倒台与陆徵祥内阁难产。基于此，孙中山在会谈中着力强调保护约法，并视平息约法之争，为疏解总统与总理、都督与省议会之间冲突的必要途径。
只是，由于上述问题牵涉到袁世凯的个人利益，故而袁对于约法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迁都问题则是敷衍搪塞，转而热衷于同孙中山会谈铁路问题、蒙藏问题、借款及外交承认等，以致此三大问题在会谈中间占了较高的比例。就铁路问题而言，袁世凯之所以表现出积极讨论的姿态，不仅因其并非南北关系中的本质问题，而且基于此为孙中山主动讨论的对象，故试图通过满足孙投身经济与社会事业的诉求，甚至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这一口惠而实不至的头衔，博取孙中山的欢心和信任，进而换取对自己当选第二期总统的支持。至于蒙藏问题、借款与外交承认问题，亦并非南北双方最为紧要的利益，更未触及孙中山入京晤袁的核心使命。由此可见，孙、袁会晤议题的重要程度，与二人在具体会谈中的次数或密集度之间并非完全吻合，甚至出现了极度的偏差。即国民党最重视的迁都问题与约法问题，鲜有真正加以讨论与研究，反而与袁世凯利益关联最为紧密的第二期大总统选举等问题，得以被摆放在显要的位置。至于铁路、蒙藏、借款与外交承认等“非主流命题”也显得较为突出。从这种情况看，袁世凯在会谈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与优势。换言之，袁世凯成为了此间真正的赢家，而国民党则在话语权争夺方面，属于弱势者一方。
孙、袁十三次会谈，恰可为我们获悉民元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提供新的认识。一方面，孙、袁之间不单纯是二人的离合互动，而是民初各派系势力角逐、南北理念异同的集中体现，他们既有表面上的合作诚意，更有实际层面相互利用的考量。袁世凯视孙中山入京为解决南北关系的枢纽，并将临时政府内政外交的难题和盘托出，试图获得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理解支持。故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即为拉拢、监视起见，至于孙、袁代表南北双方的会谈，更多的是政客之间虚与委蛇的对话。另一方面，在会谈期间，孙、袁的关系也染上了极为微妙的色彩。袁世凯以“真诚”的姿态、“隆重”的招待，且凭借声称放弃参加第二期大总统的选举，愿从此隐遁山林等语，①某种程度地获取了孙中山的赞助和信任。孙相信“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②甚至称“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③这无疑在客观上为袁赢得正式大总统席位，铺平了道路。
除了与袁世凯会谈外，孙中山入京后还受到了各党团的热烈欢迎。内中折射出在建设共和大业中间，各方政治力量达成妥协与共识的短暂趋向，一度形成了协力同谋、共商国是、平等磋商的政治氛围，彰显了走向共和之初民主政治空气空前浓厚的时代面相。各党派、各团体或是举办欢迎孙中山大会邀请其演说，或是以宴会形式盛情款待，或是由孙中山组织茶话会邀集各派人士谈话，或是有以个人名义拜谒来访者，他们无不愿聆听缔造共和国的领袖元勋阐发的真知灼见，并期待其能以前总统的身份继续在建设民国大业中发挥作用。④
在孙中山与各党团的谈话中，覆盖了民元政治多元而丰富的主题：政党政治方面，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共和党与国民党关系、政党道德等议题；⑤正式政府筹备方面，有内阁改组、第二期大总统选举、国会召集、迁都、司法改革、都督民选与简任、军民分治与合治、省官制等议题；⑥外交方面，有银行团与大借款、联日外交等议题；⑦民族关系方面，有五族共和、清帝逊位优待条件、满汉感情、旗人生计、蒙藏联姻、宗教平等诸议题；⑧实业建设方面，有铁路干线规划、铁路与练兵关系、铁路与国防巩固、借款与筑路、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等议题；⑨地方发展方面，有建设广东“模范省”、琼州改省等议题；⑩此外，还涉及辛亥革命期间女性解放及男女平权等议题。{11}由此可见，在政党竞争这一视野以外，党派合作同样是解读民元政局的要义之一。
孙中山短暂的北京之行，在民初各党派及知识精英中间引发的反响，与北京普通民众的观感之间形成了错位的关系。在普通百姓看来，仍有将“前总统”孙中山与“老皇帝”相提并论者。例如，有文章称：“颛愚无知向服于专制政体之下，不知民国为何物，总统为何人，实繁有徒。其平日称总统为皇帝，尚不足异。近闻孙来，辄奔走相告曰：‘革命王’至矣。”{12}这也折射出从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之际，民众在领袖认同层面的困境。
除了政党合作这一主题，各方政治派系在孙中山进京前后纷纷出场，内中不仅反映了各党之间、党派内部，以及他们同孙、袁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关系。
首先，在国民党稳健派与激进派看来，他们对待孙中山北上之行存有不同的意见。
在孙中山应否北上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激进派“反对其行者不少”。《中华民报》认为袁藉商讨政见为名邀孙莅京，以期压制东南人士对其集权统治的异议，进而达“黄袍加身”目标。①然而，稳健派表现出热切期待的一面。《民立報》声明，此行是“完全统一之大和会……首都之党见与政争，必由此逐渐正确，逐渐消化”；②《中国日报》分析称，南北分裂风说实由于“南北两方之首领始终未面”，今孙中山欣然将至，“统一问题当可迎刃而解矣”。③
对于孙、袁十三次会谈，国民党稳健派无不充满乐观的情绪。《民主报》尤为重视孙、袁在会谈中解决国际友邦承认民国的问题，且寄希望于孙中山游历欧美，运动各国。④然而，国民党激进派表示消极的回应。何海鸣在《民权报》上批评孙中山过于“天真”，竟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实未能看破袁“帝制自为”的野心；⑤《天铎报》通过揭露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以来的种种“秽史”，指责孙中山举荐袁为第二期大总统乃“丧邦之言”。⑥ 其次，不仅国民党内部有激进与稳健两派的分野，而且旧立宪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在对待孙中山北上之旅的问题上，一方面，旧立宪派中部分持有激进言论者还之以冷漠态度。《神州日报》称，应警惕孙中山来京“破坏六国借款”的意图；⑦《时事新报》认为国民党很可能利用此机会力排袁氏，损害其在未来选举正式大总统中的威望；⑧《新闻报》预测孙中山此行“必苦死了袁大总统”，此后将安插同乡，使得“广东分子必布满于政界”。⑨另一方面，多数旧立宪派持稳健学说，对于孙中山进京化解南北政争充满憧憬。代表袁世凯政府喉舌的《大自由报》表示，此前各方虽有“煮豆燃萁”之势，但相信“自古英雄能识英雄”，孙北来将有利于“化除党见，以图内治，统一政治，以御外侮”；⑩统一党的机关报《新纪元报》也宣言，民国称雄世界全赖孙、袁二人同舟共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11}
在对待孙、袁十三次会谈的认识方面，旧立宪派中的稳健者予以积极回应。《大自由报》期待孙、袁的洽谈不仅可以解决临时政府困局，铸造伟大强固的中央政府，而且足以平息“假中山先生之帜，乘机煽惑……藉口总统有帝制自雄之志”等破坏大局的谣言；{12}共和党的机关报《亚细亚日报》支持孙中山提出的“改良政治”应从“改造社会”入手的政策，主张社会良，则国家强。{13}然而，旧立宪派中持有激进看法的人士，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新闻报》不仅认为须严加防范孙标榜的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学说，万不可“进共产之新说，以扰国民冷静之脑筋”，{14}而且讽刺孙在会谈中“自夸十年可造成二十万里铁路，又夸项城十年可以练成五百万兵”之痴人说梦的辞藻。{15}
再次，列强最为关切的议题，乃是孙、袁会谈与各国大借款、袁世凯政府巩固以及正式大总统选举之间的关系，这同他们在华的利益密切相关。《泰晤士报》表示，孙、袁会谈能否确保实现银行团的借款，实关乎着民国秩序的恢复，以及军队是否听命于袁世凯政府。{16}《大陆报》预测：“将来选举正式总统时必能选袁总统为正式总统，且能使袁总统得优势。”{17}然而，有法文某报持相反意见，称孙、袁会谈和解的可能性极小，且“政府与同盟会将有最后之决裂”。{18}对此，袁世凯总统府的外国顾问莫里循驳斥上述说辞，力言孙、袁开诚布公，“中国行政改革计划亦甚有望”。①
进一步而言，各派舆论竞逐的背后，展现了民初各政党的分化与区隔，呈现出“党内有党，派中有派”的政坛生态，恰可为我们获悉民元党争结构及基本形态，提供了窗口。
早在清末时期，革命派内部即存在着成员流品复杂、政见歧出的一面，尽管南北议和之际，革命党与旧立宪派、旧官僚等各方势力共同达成了和平光复各省的妥协，但在同盟会内部始终无法弥合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分歧。其中，鼓吹反袁学说，成为了激进派基本的政治立场。例如，他们联系近来接连发生的恶性党争，煽动称：“袁氏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②稳健派则力主调和同盟会与共和党、统一党等旧立宪派之间的冲突，并主张以同袁世凯政府的合作为宗旨。例如，《民立报》主笔章士钊反对排斥共和党的激烈之举，认为同盟、共和两党应当相互提携，“两党同活动于政治范围之内，谁得国民多数之信用，即谁主持国事，失势者则立于其下而监督之……如是互相更迭，而国政即其道而进步”。③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是稳健派的精神，故其进京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通过调和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关系，进而化解国民党内激进派与稳健派的争议。从这种意义而言，孙中山提出的建设铁路这一计划，表明将政治、军事方面交由袁世凯一方，社会事業则由国民党稳健派策励进行，旨在分配南北双方在共和建设大业中的责任。④并且，孙中山声明退为普通国民，放弃对于正式大总统的竞选，也同样是秉持南北合作这一立意，所追求的乃是“朝野合作”的目标。如果说以上是基于调和国民党稳健派与袁世凯的分工起见，那么孙中山在京期间提议的迁都、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则是意在缓和国民党激进派与袁世凯及旧立宪派的感情。只是，孙中山依然难以转圜内部两派意见与阵营分野的局面：在迁都问题上，激进派以摆脱北京作为前清旧势力魔窟、防止列强势力干涉等为由，极力声援迁都南京的立场，⑤而稳健派对此“一言不发”；在邀请总统入党这一问题上，稳健派认为若使该议实现，既易收平南北畛域之效，又有助平和总统与国民党、总统与内阁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可达稳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⑥而激进派则视袁世凯为盖世枭雄，称袁不仅绝不可能以诚相待，而且可借助国民党庞大党势，为其竞逐正式总统铺垫道路。⑦由此可见，本党内部的不合作也是导致孙中山迁都及邀袁入党设想夭折的重要因素，南北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并未遂其所愿。
至于共和党、统一党，则与袁世凯政府的利益联结较为紧密，他们多半是由前清旧立宪派、旧官僚蜕变转化而来。在多数问题上，他们表现出“拥袁”的政治立场，力主在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下，推行和平渐进的改革。故而，对于孙中山进京，以及孙、袁十三次会谈，由于尚未关切到自身的利益诉求，旧立宪派自然积极迎合了袁世凯热诚邀请革命党人的意愿。然而，在一些涉及具体政治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则持有保留甚至是遥相对立的立场。例如，共和党、统一党部分人士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张表现出谨慎的一面。对于孙中山所提议的“借款筑路”计划，旧立宪派批驳了国民党一方所谓的“铁路计划乃发达实业与政治的根本”，认为此系有碍主权、不切实际的空想之论，目的在于防止国民党势力在实业建设层面的扩张。⑧对于孙中山的迁都主张，旧立宪派以条约制度、边防安危等为护符，坚决抵制，背后的用意显然在于固守北京旧势力的大本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民党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野，抑或是旧立宪派方面，甚或是旧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均非简单的离合关系。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偶尔出现或是国民党激进派与稳健派互相合作与声援的情形，或是在共和党内部也有分歧的一面，或是旧立宪派时而流露出并不“拥袁”，甚至是与袁世凯意见相左的状况。这一现象尤为耐人寻味。例如，在对待孙中山“借款筑路”计划的问题上，国民党激进派则同稳健派加入同一阵营，支持铁路事业是发达政治及练兵的先导，①以期合力提升国民党在边防与实业建设中的地位与权力。又如，在对待总统入党问题的态度上，共和党稳健派仅持有“中立”的立场，②而共和党激进派则坚持反对袁世凯与国民党接近。③再如，面对孙中山被袁世凯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旧立宪派并不看好袁世凯的任命，相反宣称此举系以命令代替法律的行为，④因从表面上看，此将导致旧立宪派既有利益的流失。并且，旧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分合并存关系的背后，还蕴藏着各方政治派别的权力角逐与话语争夺。由此出发，透过各党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以及旧立宪派与袁世凯时而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反映出民初政党鱼龙混杂、缺乏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政治特点，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各党派内部阵营的分化，以及以各政党本身政治利益为转移的状况，这也隐喻了民初政党政治发育不成熟的历史特征。 各方势力围绕孙中山北上这一事件的竞逐，预示了民初政局的走向。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国民党同袁世凯及旧立宪派达成的和解基础并不能持久，各方派系依旧会在隐蔽的形式下继续展开话语权势的争夺。
对于国民党而言，宪法、内阁、正式总统选举、正式政府地点等实质性问题皆未能在孙、袁会谈中得以妥善解决，培育了冲突的土壤。这一方面表现在国民党稳健派在制定宪法、总统制与内阁制、正式总统选举等问题上同袁世凯之间的分歧。如，在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行将召开的前夜，国民党根据《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主张宪法起草自然应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组织进行，而袁世凯欲另设立一宪法起草机关，理由则是避免民国宪法重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制约的覆辙。⑤又如，宋教仁力主将成立“政党内阁”作为国民党政见的“第一主张”，言及实行内阁制有助于防止专制政体复活，⑥但旧立宪派则视内阁制为“君主国之产物”，故提议采取总统制，“行政之权为立法所钳制，立法之权亦为行政所钳制”。⑦再如，“宋案”爆發前有关总统选举“举黎代袁”之说的流传，宋教仁由温和稳健渐趋转向攻讦政府的姿态，也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⑧另一方面，国民党激进派由于极端否定孙中山北上在迁都问题上的退却，以及邀请总统入党的行为，遂在国会召开前夜，趁机发起“欢迎国会团”运动，倡议各议员自行集合，先行于上海召开预备会议，再于南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自由研究宪法，选举出代表人民公意的正式总统，以挽救临时参议院北迁后革命党之败局。⑨这自然遭遇了袁世凯及旧立宪派的强烈抵制，且使得迁都恐慌漫布于城。⑩
对于旧立宪派而言，随着孙中山离京，旧立宪派领袖梁启超的归国，则使得民初党争再起波澜。不同于孙中山北上期间标榜“消融党争”的立意，梁启超力主各派系在宪政的轨道范围内，致力于合法的竞逐与党争。随之，梁启超积极推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建为“进步党”，进一步整合了旧立宪党原本分散的力量，强化了其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盟，并同国民党一方形成鼎足抗衡之势。实际上，造成孙中山北上调和党争“无果而终”的结局，诚由国民党与袁世凯双方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差异所决定，这也注定了民元年间政党合作仅是“昙花一现”的征象。
【作者简介】高翔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孙中山，袁世凯，北上进京，党派关系，民初政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48-09
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进京晤谈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十三次会谈。目前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北上的专题论文仅有两篇，且论述略显单薄，①另有部分研究涉及了孙中山北上的某一个侧面，如入京演说、会晤逊清皇室、迁都提议等。②然而在上述论著中，对于事件全景性的梳理，以及孙袁会谈背后隐喻的南北关系、党派竞逐等政治文化内涵的把握，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拟在挖掘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等史料的基础上，分析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的意图，解读孙中山进京晤袁的战略考量与南北权力格局演变的内在关联，透视孙、袁在会谈中间虚与委蛇的一面，揭示民初各政党派系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选举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皆属临时性质，临时大总统须于十个月内召开国会，制定憲法，选举正式大总统。4月2日，袁世凯向孙中山发出了进京晤谈国是的电文。③
袁世凯首要考虑的是解决临时政府向正式政府过渡期限内的困境。《大公报》在社论《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中指出，袁世凯政府在内政方面存在着“军界之害”“政界之害”“党界之害”“省界之害”“种界之害”五大问题，④揭示了新立临时政府兵变频发、内阁更迭、党派私争、中央与地方隔膜的现象。此外，临时政府在外交层面还面临着借款与取得列强承认的困局。故而，袁世凯期冀与孙中山会面，共同商讨内政外交议题。
再者，羁縻革命党人也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进京的动议。南北议和结束初期，尽管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但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依旧具备一定的影响和声望。南方革命党人仍拥有两江一带的兵权，并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地盘，尚可同北洋政府形成鼎足抗衡之势。鉴于此，袁世凯企图在拉拢孙中山的同时，也旨在摸清革命党人的意图，进而将其动态布置在自己的监视与掌控之中。①值得关注的是，此间袁世凯亦向各方名流发出了求贤之电，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原革命党人，梁启超等原保皇派，前清旧官僚、旧立宪派徐世昌、严修、沈秉堃、张謇等，孙中山北上正是在名流进京热潮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收到袁世凯的电文后，孙中山并未即刻予以回应，这主要缘于其此际正筹划游历武昌之行。4月9日至12日间，孙中山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赴武昌议政，乃是基于对武昌战略地位的判断。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黎元洪统辖下的武昌作为南京与北京二者的中间势力而存在。据某欧报的观察，武昌为“第二之都会，有无上之特权，足与北京相抗。其军队之组织，并不即行解散，留俟第一次议会召集之后，再定办法”。②可见，若武昌偏向南方革命党，有助于增进孙中山方面的势力，反之南北权力的天平则向袁世凯一方偏斜。故而，孙中山来鄂意在联络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感情，二人畅谈时局，孙“称黎公为中国第一伟人”，黎“复颂先生功成身退，洵足光媲尧舜”。③并且，孙中山还特意在临别茶话会上，批驳建都北京的合法性，强调武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主张在武昌、南京中择一，作为都城。④
孙中山在武昌得到黎元洪及湖北各界的盛情款待，无形中对袁世凯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就在孙中山抵达武昌当日，袁世凯便致电黎元洪，代劝孙中山北行。⑤次日，袁世凯派遣范源廉、张大昕赴鄂，谨修寸函一封，并附摄影相片一张。⑥除监视孙、黎交欢的动向外，袁世凯亦深知武昌在北京、南京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更迫切希望削弱孙中山在武昌社会的影响，防止武昌向革命派一方倾斜。对此，孙中山覆电道谢，但言急于返粤，缓日北行。⑦
尽管南下返粤确系孙中山于赴武昌前既有的行程安排，并非有意搪塞袁世凯的说辞，但作为革命党势力大本营的粤省，确是孙中山解职之初经营计划中的重点，因而稳定大后方相较于北上晤袁则更显急迫。4月25日至6月17日，孙中山不仅缓解了粤省因代理都督陈炯明不辞而别引发的人选争议危机，力促各界达成了拥护胡汉民担任都督的共识，⑧而且消解了王和顺等秘密会党所掀起的“取代粤省都督”和“二次革命”风潮在民众中的迷惑性，并宣讲了粤省安定之于民国统一的重要意义。⑨
在此期间，面对孙中山在粤声望高涨，袁世凯更频繁电催孙中山尽早北来。5月7日，袁世凯以咨询四国借款及国民捐为事由，再提赴京之事。⑩5月11日，袁世凯再电孙中山，盼于粤省秩序恢复后，即速北来，并拟派公子袁克定“至沪迎迓”。{11}5月26日，袁世凯复发“万急之电一件”，称政界险象环生，“拟与孙协筹挽救之方”。{12}内中既有着欲将其从南方调至北方的特殊用心，同时也是防范革命党势力在南方整合扩张的必要手段。然而，孙中山却屡次以粤省政局初平，暂难北上为由婉拒。{13}对此，袁世凯心急如焚，据《大公报》观察称，双方连日“往返密电甚多，或一日三四次”。{14}直至6月7日，孙中山始给予袁世凯渐为明朗的答复，表示“约一月后抵京”。{15}
孙中山态度的转变，除了此际粤省政局相对稳定，稍有余力关注北方事务以外，还有着北上平息内阁风潮、调和南北党争、宣讲铁路计划及民生主义的考虑。
首先，较为棘手的是唐绍仪内阁解体与陆徵祥内阁风潮的先后上演，使得袁世凯惟有寄望孙中山进京筹商调解，力图解决组阁中南方革命党不合作的行为。一方面，基于唐绍仪内阁系混合性质，一半阁员为南派中人，而孙中山作为南方革命党领袖的代表，在助为平息安抚方面显然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避免因此导致的南北感情破裂；另一方面，从内阁风潮产生的根源而言，乃是《临时约法》条款中以责任内阁为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故而，袁世凯语人称，若此际孙中山进京，无疑是妥善转圜总理与总统关系的契机。①诚然，袁世凯频繁的邀约，也是孙中山盛情难却，将北上纳入议程的重要缘由。 其次，融洽同盟会与旧立宪派的感情，调和同盟会内部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关系，也与孙中山进京的策略性考虑密切相关。一方面，北京兵变的发生，使得孙中山惟有在都城问题上做出妥协，应允袁世凯暂行于北京就职，部分革命党人对此猛烈抨击，由此造成了南北猜忌之分立，致使临时政府陷入“有统一之名，无统一之实”的困境，故而化解南北党争，显得迫切而必要。②另一方面，同盟会始终存在着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分歧，以孙、黄代表的稳健派力主与袁世凯政府提挈合作，以戴季陶、何海鸣等代表的激进派则不表苟同，专事美化孙、黄与诋毁袁世凯的运动，并批判稳健派“牢染专制之毒”，处处逢迎袁世凯专制之意，“国家之元气，被若辈销耗尽矣”。③对此，英人端纳在致莫里循的信函中称，孙中山“本来无意去北京，现在也许要去了”，因激进派分子“搞乱了同盟会的手脚”。④
此外，宣传建设铁路计划及民生主义，也是孙中山北上的宏愿。在与《民立报》访员谈话中，孙中山表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北上的宗旨在于与袁总统及参议院磋商铁道事业。⑤故而，孙中山进京晤袁还有着借助袁世凯政府的国有力量，争取南北合作，促成政局的团结与统一，并推进建设共和与改造社会的目标。在与美国《独立》杂志李佳白的谈话中，孙中山表达了这一看法：“自从我推荐袁世凯为民国的总统而退职以来，我已尽全力支持他，并允诺一致行动……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⑥
8月1日，袁世凯派遣参事程克、蓝建枢率领海琛兵舰南下赴沪，预备欢迎孙中山北上。⑦次日，孙中山回复同意北上的电文：“国基新创，缔造维艰，我公雄略伟划，夙深景仰，久欲一亲謦欬，以慰私衷，拟缓数日，即同北上。”⑧与此同时，袁世凯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拟定前清外交部迎宾馆为孙中山居京行馆。8月8日，总统府秘书厅致电内务部，“请贵部通知北京各报，发挥伟论，共表同情”。⑨同日，袁世凯拨银二万两添购装修器具，拟在北京车站“扎结五彩欢迎牌坊一座”。⑩8月11日，袁世凯布置孙中山来京保卫事宜，令“挑选精明干练、妥靠者四百名”，编练为临时警卫队，议定接待办法，以段芝贵、陆建章、刘冠雄、王广圻为赴津招待员，以蔡廷干、蒋作宾、朱启钤沿途照料，以赵秉钧、陈宧、傅良佐为在京招待员，{11}并通知京师学务局、地方自治会、商务总会，以及城内外各铺户均悬旗志庆一星期，{12}同时计划发行革命纪念邮票，一种印有袁世凯之肖像，“以表其定功北方之意”，一种印有孙中山之肖像，“以表其建业南方之意”。{13}尽管此间发生了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被杀案的波折，但孙中山力排众议，毅然北上，并坚称：“人皆谓袁不足信，我则深以为可靠。”{14}8月18日，孙中山秉持着调和南北政争的良好愿景，乘坐安平商轮自上海启程。
8月24日下午，孫中山在万人瞩目之下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人无不以“孙君抵京可谓民国历史之一大纪念”，并视此为调和党争、政党合作、共谋建国的绝好时机，认为“今者两雄握手，即无殊南北同坛，两方开诚布公，泯除辟见，盖无优于此番机会”。①《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虽称孙、袁共有十三次谈话，但因谱主梁士诒在世期间未能道及详情，致使后来学界在记述该问题时语焉不详：
（孙）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后者……民国二十一年，（梁）曾语其秘书某曰：“孙、袁会晤，可勒成一部专书，容吾暇时述之”……未几，先生竟归道山。孙、袁谈话，竟成天上曲矣！②
需要指出的是，王晓秋在《1912年8-9月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会面会谈一览表》中归纳孙、袁十三次会谈要点，仍有部分疏漏与讹误；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仅标注为十二次谈话，且次序排列也存在混杂不清的情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三卷）中虽详实梳理了民元孙中山的活动，但对孙、袁十三次会谈仅略加提及一句，相关史料并未收录其间。③笔者拟依据当时各大报刊等原始资料的记载，以列表形式还原孙、袁十三次会谈之概况，以期厘清并订正前人的整理与研究（如下表）。
尽管孙、袁会谈所涉及话题琐碎繁多，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党争问题、第二期大总统选举问题、迁都问题、约法问题、铁路问题、蒙藏问题、借款及外交承认问题等方面。
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孙、袁在会谈中达成了共识性的解决方案。从调和党争方面看，他们均认为孙中山进京乃融洽南北感情的重要契机，并且视通过发起“救国社”为整合各党派势力、统一各方政见的途径。④从发展实业方面看，孙中山将兴办铁路作为振兴国家的根本，以及践行民生主义的要义，并认为筑路所需之经费应以借款为主要来源。⑤对此，袁世凯表示赞同，并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⑥从蒙藏危机方面看，他们认为应采用“抚剿兼施”“恩威并重”的手段，并主张以“宣慰”为主，尽力避免武力征服。⑦从财政方面看，他们主张应以借款为救急之举，并可发挥国民捐作为补助的功能。①对于“张振武案”，他们力主平息风潮，消解临时参议院弹劾案，并降低该案的不利影响。②对于第二期大总统选举，孙中山极力推荐袁世凯当选，并与之达成了政治问题交由袁负责，社会建设则交由自己解决的共识。③对于外交承认问题，孙中山表示愿代为奔走斡旋，漫游欧美，“与彼邦人士接洽”。④对于省议会与都督冲突方面，孙中山支持了袁世凯一方的意见，即令各省“各遵守约法，各勿越权限”。⑤
在少数问题上，孙、袁在会谈中仍或存有分歧，或搁置待决。在迁都问题上，袁世凯借口托辞现实财政困难及外交团阻碍等因素，并未应允孙中山的提议，称俟军队安置妥当、正式国会召集、列强承认民国后，从长计议，真实原因乃是其不愿离开势力巢穴的大本营。⑥在总统入党问题上，袁世凯以“不党主义”为理由，谢绝了孙中山的邀请，称“以现在党争甚烈，若一挂名党籍，必受各方面之牵掣，于民国甚为不利”，这缘于其欲超脱党派纷争，并视己拥有玩转各方的能力。⑦对于军民分治问题，孙中山尽管认为“法美意良”，但建议应从消纳军队、划清权限入手，俟正式国会召开后再行解决。⑧对于省长民选与简任之争，不同于袁世凯主张由“中央简任”，孙中山则持有折中看法，声称当结合各省情形，区别对待，“都督善于军事者，则另委民政长，都督长于民事者，则另委军政长”。⑨对于政党内阁问题，孙中山并未明确表态，认为若执意于该问题，将影响南北政局的稳定，期冀将该问题遗留至黄兴入京再议。⑩ 然而，孙中山与袁世凯所关心的议题各有侧重。除了调和南北、融洽党见是孙、袁共同关心的议题以外，第二期大总统的选举问题，实为袁世凯亟须掌控的最本质利益，而提议迁都与约法问题，则展现了孙中山北上最重要的诉求。
事实上，迁都和约法问题皆为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权力话语较量的关键。其中，作为南北议和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城地点的确定直接关乎着南北的政治权重，涉及究竟由国民党，抑或旧立宪派、旧官僚何者来掌控共和政权话语权的核心要义，故而作为国民党代表的孙中山亟须同袁世凯政府方面提出交涉。无独有偶，《临时约法》本系南京临时政府为制约袁世凯的权限而颁布，但袁为了摆脱掣肘而酿就了总统与总理的“府院之争”，先后致使唐绍仪内阁倒台与陆徵祥内阁难产。基于此，孙中山在会谈中着力强调保护约法，并视平息约法之争，为疏解总统与总理、都督与省议会之间冲突的必要途径。
只是，由于上述问题牵涉到袁世凯的个人利益，故而袁对于约法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迁都问题则是敷衍搪塞，转而热衷于同孙中山会谈铁路问题、蒙藏问题、借款及外交承认等，以致此三大问题在会谈中间占了较高的比例。就铁路问题而言，袁世凯之所以表现出积极讨论的姿态，不仅因其并非南北关系中的本质问题，而且基于此为孙中山主动讨论的对象，故试图通过满足孙投身经济与社会事业的诉求，甚至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这一口惠而实不至的头衔，博取孙中山的欢心和信任，进而换取对自己当选第二期总统的支持。至于蒙藏问题、借款与外交承认问题，亦并非南北双方最为紧要的利益，更未触及孙中山入京晤袁的核心使命。由此可见，孙、袁会晤议题的重要程度，与二人在具体会谈中的次数或密集度之间并非完全吻合，甚至出现了极度的偏差。即国民党最重视的迁都问题与约法问题，鲜有真正加以讨论与研究，反而与袁世凯利益关联最为紧密的第二期大总统选举等问题，得以被摆放在显要的位置。至于铁路、蒙藏、借款与外交承认等“非主流命题”也显得较为突出。从这种情况看，袁世凯在会谈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与优势。换言之，袁世凯成为了此间真正的赢家，而国民党则在话语权争夺方面，属于弱势者一方。
孙、袁十三次会谈，恰可为我们获悉民元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提供新的认识。一方面，孙、袁之间不单纯是二人的离合互动，而是民初各派系势力角逐、南北理念异同的集中体现，他们既有表面上的合作诚意，更有实际层面相互利用的考量。袁世凯视孙中山入京为解决南北关系的枢纽，并将临时政府内政外交的难题和盘托出，试图获得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理解支持。故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即为拉拢、监视起见，至于孙、袁代表南北双方的会谈，更多的是政客之间虚与委蛇的对话。另一方面，在会谈期间，孙、袁的关系也染上了极为微妙的色彩。袁世凯以“真诚”的姿态、“隆重”的招待，且凭借声称放弃参加第二期大总统的选举，愿从此隐遁山林等语，①某种程度地获取了孙中山的赞助和信任。孙相信“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②甚至称“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③这无疑在客观上为袁赢得正式大总统席位，铺平了道路。
除了与袁世凯会谈外，孙中山入京后还受到了各党团的热烈欢迎。内中折射出在建设共和大业中间，各方政治力量达成妥协与共识的短暂趋向，一度形成了协力同谋、共商国是、平等磋商的政治氛围，彰显了走向共和之初民主政治空气空前浓厚的时代面相。各党派、各团体或是举办欢迎孙中山大会邀请其演说，或是以宴会形式盛情款待，或是由孙中山组织茶话会邀集各派人士谈话，或是有以个人名义拜谒来访者，他们无不愿聆听缔造共和国的领袖元勋阐发的真知灼见，并期待其能以前总统的身份继续在建设民国大业中发挥作用。④
在孙中山与各党团的谈话中，覆盖了民元政治多元而丰富的主题：政党政治方面，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共和党与国民党关系、政党道德等议题；⑤正式政府筹备方面，有内阁改组、第二期大总统选举、国会召集、迁都、司法改革、都督民选与简任、军民分治与合治、省官制等议题；⑥外交方面，有银行团与大借款、联日外交等议题；⑦民族关系方面，有五族共和、清帝逊位优待条件、满汉感情、旗人生计、蒙藏联姻、宗教平等诸议题；⑧实业建设方面，有铁路干线规划、铁路与练兵关系、铁路与国防巩固、借款与筑路、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等议题；⑨地方发展方面，有建设广东“模范省”、琼州改省等议题；⑩此外，还涉及辛亥革命期间女性解放及男女平权等议题。{11}由此可见，在政党竞争这一视野以外，党派合作同样是解读民元政局的要义之一。
孙中山短暂的北京之行，在民初各党派及知识精英中间引发的反响，与北京普通民众的观感之间形成了错位的关系。在普通百姓看来，仍有将“前总统”孙中山与“老皇帝”相提并论者。例如，有文章称：“颛愚无知向服于专制政体之下，不知民国为何物，总统为何人，实繁有徒。其平日称总统为皇帝，尚不足异。近闻孙来，辄奔走相告曰：‘革命王’至矣。”{12}这也折射出从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之际，民众在领袖认同层面的困境。
除了政党合作这一主题，各方政治派系在孙中山进京前后纷纷出场，内中不仅反映了各党之间、党派内部，以及他们同孙、袁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关系。
首先，在国民党稳健派与激进派看来，他们对待孙中山北上之行存有不同的意见。
在孙中山应否北上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激进派“反对其行者不少”。《中华民报》认为袁藉商讨政见为名邀孙莅京，以期压制东南人士对其集权统治的异议，进而达“黄袍加身”目标。①然而，稳健派表现出热切期待的一面。《民立報》声明，此行是“完全统一之大和会……首都之党见与政争，必由此逐渐正确，逐渐消化”；②《中国日报》分析称，南北分裂风说实由于“南北两方之首领始终未面”，今孙中山欣然将至，“统一问题当可迎刃而解矣”。③
对于孙、袁十三次会谈，国民党稳健派无不充满乐观的情绪。《民主报》尤为重视孙、袁在会谈中解决国际友邦承认民国的问题，且寄希望于孙中山游历欧美，运动各国。④然而，国民党激进派表示消极的回应。何海鸣在《民权报》上批评孙中山过于“天真”，竟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实未能看破袁“帝制自为”的野心；⑤《天铎报》通过揭露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以来的种种“秽史”，指责孙中山举荐袁为第二期大总统乃“丧邦之言”。⑥ 其次，不仅国民党内部有激进与稳健两派的分野，而且旧立宪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在对待孙中山北上之旅的问题上，一方面，旧立宪派中部分持有激进言论者还之以冷漠态度。《神州日报》称，应警惕孙中山来京“破坏六国借款”的意图；⑦《时事新报》认为国民党很可能利用此机会力排袁氏，损害其在未来选举正式大总统中的威望；⑧《新闻报》预测孙中山此行“必苦死了袁大总统”，此后将安插同乡，使得“广东分子必布满于政界”。⑨另一方面，多数旧立宪派持稳健学说，对于孙中山进京化解南北政争充满憧憬。代表袁世凯政府喉舌的《大自由报》表示，此前各方虽有“煮豆燃萁”之势，但相信“自古英雄能识英雄”，孙北来将有利于“化除党见，以图内治，统一政治，以御外侮”；⑩统一党的机关报《新纪元报》也宣言，民国称雄世界全赖孙、袁二人同舟共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11}
在对待孙、袁十三次会谈的认识方面，旧立宪派中的稳健者予以积极回应。《大自由报》期待孙、袁的洽谈不仅可以解决临时政府困局，铸造伟大强固的中央政府，而且足以平息“假中山先生之帜，乘机煽惑……藉口总统有帝制自雄之志”等破坏大局的谣言；{12}共和党的机关报《亚细亚日报》支持孙中山提出的“改良政治”应从“改造社会”入手的政策，主张社会良，则国家强。{13}然而，旧立宪派中持有激进看法的人士，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新闻报》不仅认为须严加防范孙标榜的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学说，万不可“进共产之新说，以扰国民冷静之脑筋”，{14}而且讽刺孙在会谈中“自夸十年可造成二十万里铁路，又夸项城十年可以练成五百万兵”之痴人说梦的辞藻。{15}
再次，列强最为关切的议题，乃是孙、袁会谈与各国大借款、袁世凯政府巩固以及正式大总统选举之间的关系，这同他们在华的利益密切相关。《泰晤士报》表示，孙、袁会谈能否确保实现银行团的借款，实关乎着民国秩序的恢复，以及军队是否听命于袁世凯政府。{16}《大陆报》预测：“将来选举正式总统时必能选袁总统为正式总统，且能使袁总统得优势。”{17}然而，有法文某报持相反意见，称孙、袁会谈和解的可能性极小，且“政府与同盟会将有最后之决裂”。{18}对此，袁世凯总统府的外国顾问莫里循驳斥上述说辞，力言孙、袁开诚布公，“中国行政改革计划亦甚有望”。①
进一步而言，各派舆论竞逐的背后，展现了民初各政党的分化与区隔，呈现出“党内有党，派中有派”的政坛生态，恰可为我们获悉民元党争结构及基本形态，提供了窗口。
早在清末时期，革命派内部即存在着成员流品复杂、政见歧出的一面，尽管南北议和之际，革命党与旧立宪派、旧官僚等各方势力共同达成了和平光复各省的妥协，但在同盟会内部始终无法弥合激进派与稳健派的分歧。其中，鼓吹反袁学说，成为了激进派基本的政治立场。例如，他们联系近来接连发生的恶性党争，煽动称：“袁氏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②稳健派则力主调和同盟会与共和党、统一党等旧立宪派之间的冲突，并主张以同袁世凯政府的合作为宗旨。例如，《民立报》主笔章士钊反对排斥共和党的激烈之举，认为同盟、共和两党应当相互提携，“两党同活动于政治范围之内，谁得国民多数之信用，即谁主持国事，失势者则立于其下而监督之……如是互相更迭，而国政即其道而进步”。③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是稳健派的精神，故其进京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通过调和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关系，进而化解国民党内激进派与稳健派的争议。从这种意义而言，孙中山提出的建设铁路这一计划，表明将政治、军事方面交由袁世凯一方，社会事業则由国民党稳健派策励进行，旨在分配南北双方在共和建设大业中的责任。④并且，孙中山声明退为普通国民，放弃对于正式大总统的竞选，也同样是秉持南北合作这一立意，所追求的乃是“朝野合作”的目标。如果说以上是基于调和国民党稳健派与袁世凯的分工起见，那么孙中山在京期间提议的迁都、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则是意在缓和国民党激进派与袁世凯及旧立宪派的感情。只是，孙中山依然难以转圜内部两派意见与阵营分野的局面：在迁都问题上，激进派以摆脱北京作为前清旧势力魔窟、防止列强势力干涉等为由，极力声援迁都南京的立场，⑤而稳健派对此“一言不发”；在邀请总统入党这一问题上，稳健派认为若使该议实现，既易收平南北畛域之效，又有助平和总统与国民党、总统与内阁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可达稳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⑥而激进派则视袁世凯为盖世枭雄，称袁不仅绝不可能以诚相待，而且可借助国民党庞大党势，为其竞逐正式总统铺垫道路。⑦由此可见，本党内部的不合作也是导致孙中山迁都及邀袁入党设想夭折的重要因素，南北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并未遂其所愿。
至于共和党、统一党，则与袁世凯政府的利益联结较为紧密，他们多半是由前清旧立宪派、旧官僚蜕变转化而来。在多数问题上，他们表现出“拥袁”的政治立场，力主在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下，推行和平渐进的改革。故而，对于孙中山进京，以及孙、袁十三次会谈，由于尚未关切到自身的利益诉求，旧立宪派自然积极迎合了袁世凯热诚邀请革命党人的意愿。然而，在一些涉及具体政治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则持有保留甚至是遥相对立的立场。例如，共和党、统一党部分人士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张表现出谨慎的一面。对于孙中山所提议的“借款筑路”计划，旧立宪派批驳了国民党一方所谓的“铁路计划乃发达实业与政治的根本”，认为此系有碍主权、不切实际的空想之论，目的在于防止国民党势力在实业建设层面的扩张。⑧对于孙中山的迁都主张，旧立宪派以条约制度、边防安危等为护符，坚决抵制，背后的用意显然在于固守北京旧势力的大本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民党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野，抑或是旧立宪派方面，甚或是旧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均非简单的离合关系。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偶尔出现或是国民党激进派与稳健派互相合作与声援的情形，或是在共和党内部也有分歧的一面，或是旧立宪派时而流露出并不“拥袁”，甚至是与袁世凯意见相左的状况。这一现象尤为耐人寻味。例如，在对待孙中山“借款筑路”计划的问题上，国民党激进派则同稳健派加入同一阵营，支持铁路事业是发达政治及练兵的先导，①以期合力提升国民党在边防与实业建设中的地位与权力。又如，在对待总统入党问题的态度上，共和党稳健派仅持有“中立”的立场，②而共和党激进派则坚持反对袁世凯与国民党接近。③再如，面对孙中山被袁世凯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旧立宪派并不看好袁世凯的任命，相反宣称此举系以命令代替法律的行为，④因从表面上看，此将导致旧立宪派既有利益的流失。并且，旧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分合并存关系的背后，还蕴藏着各方政治派别的权力角逐与话语争夺。由此出发，透过各党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以及旧立宪派与袁世凯时而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反映出民初政党鱼龙混杂、缺乏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政治特点，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各党派内部阵营的分化，以及以各政党本身政治利益为转移的状况，这也隐喻了民初政党政治发育不成熟的历史特征。 各方势力围绕孙中山北上这一事件的竞逐，预示了民初政局的走向。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国民党同袁世凯及旧立宪派达成的和解基础并不能持久，各方派系依旧会在隐蔽的形式下继续展开话语权势的争夺。
对于国民党而言，宪法、内阁、正式总统选举、正式政府地点等实质性问题皆未能在孙、袁会谈中得以妥善解决，培育了冲突的土壤。这一方面表现在国民党稳健派在制定宪法、总统制与内阁制、正式总统选举等问题上同袁世凯之间的分歧。如，在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行将召开的前夜，国民党根据《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主张宪法起草自然应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组织进行，而袁世凯欲另设立一宪法起草机关，理由则是避免民国宪法重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制约的覆辙。⑤又如，宋教仁力主将成立“政党内阁”作为国民党政见的“第一主张”，言及实行内阁制有助于防止专制政体复活，⑥但旧立宪派则视内阁制为“君主国之产物”，故提议采取总统制，“行政之权为立法所钳制，立法之权亦为行政所钳制”。⑦再如，“宋案”爆發前有关总统选举“举黎代袁”之说的流传，宋教仁由温和稳健渐趋转向攻讦政府的姿态，也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⑧另一方面，国民党激进派由于极端否定孙中山北上在迁都问题上的退却，以及邀请总统入党的行为，遂在国会召开前夜，趁机发起“欢迎国会团”运动，倡议各议员自行集合，先行于上海召开预备会议，再于南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自由研究宪法，选举出代表人民公意的正式总统，以挽救临时参议院北迁后革命党之败局。⑨这自然遭遇了袁世凯及旧立宪派的强烈抵制，且使得迁都恐慌漫布于城。⑩
对于旧立宪派而言，随着孙中山离京，旧立宪派领袖梁启超的归国，则使得民初党争再起波澜。不同于孙中山北上期间标榜“消融党争”的立意，梁启超力主各派系在宪政的轨道范围内，致力于合法的竞逐与党争。随之，梁启超积极推动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建为“进步党”，进一步整合了旧立宪党原本分散的力量，强化了其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盟，并同国民党一方形成鼎足抗衡之势。实际上，造成孙中山北上调和党争“无果而终”的结局，诚由国民党与袁世凯双方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差异所决定，这也注定了民元年间政党合作仅是“昙花一现”的征象。
【作者简介】高翔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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