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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寿祺，以教育改革推动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创新新教育”理念的提出者及践行者，尊重人才的实干家，我国第一本《教育学》著作的创作者。
刘寿祺（1901—1990），湖南省洞口县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受毛泽东、李达、熊瑾玎、李维汉等大批进步青年的影响,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变革旧制度的斗争中。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先后在长沙私立晨光大学、长沙私立民范女子职业中学、湖南省教育厅、中央大学、中央教育部等处任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四川、湖南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宣传进步思想，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文教厅副厅长、湖南师范学院院长、湖南省哲学研究会会长、湖南省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刘寿祺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其教育思想及实践对我国尤其是湖南省的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60多年中，他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从未间断。1929年，他对比民国近20年的教育发展状况，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现状，引古论今，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教育与政治》《再论教育与政治》两篇数万字的文章，提出“政治改革，可以促进教育的改良；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政治的改革。良好的政治，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方能巩固；良好的教育，必须良好的政治方能实施”“政治上变革一次，教育必进展一步；教育进展一步，政治必改革一次。中国的政治从雄厚的封建制度，一直进步到三民主义的政治实现，教育莫不是政治的推动机。从儒家教育，一直到中西文化结合的三民主义教育，政治莫不是教育的表现”等思想。他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是很有远见的。此后，他为了探索教育促进政治改革的道路，身体力行，到乡村中从事教育工作，并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
“创新新教育”的实践者
新中国成立后，刘寿祺结合当时的国情、教情，积极投身于“创新新教育”，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并积极推行教育实践。
刘寿祺阐释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51年，他指出“要深切认识教育为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国家建设最重要的是人才，要重视和关怀各级教育的发展。1958年，他在致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们的话中指出：“无论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或者普及文化，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实现技术革命，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教育工作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更高要求，时为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的刘寿祺大胆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他改革教学计划，突出重点学科，精简或合并了次要和不必要的学科。科目之间注意相互配合，每门课程设置的目的和地位明确，有主有次，共同为完成培养目标服务；他改革教学大纲和教材，提出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来阐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教材要反映现代生产需要与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密切结合我国生产建设、文化建设的需要，坚决砍掉那些陈旧、落后、繁琐、肤浅、不必要的内容；他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革新教具，提出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做到教具现代化。校园内开始使用扩音器、唱片、录音、幻灯、电影等进行教学；他还提出要与中学教学改革相适应，适当调整师范学院各个系科的设置。湖南师范学院建院初期，设中文、数学和历史等7个系，1958年前后又增设了外语、政教、地理3系。刘寿祺的大胆改革是积极的，他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竭力提高学生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顺应了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
刘寿祺还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函授教育，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而当时的办学资源又非常有限，人才培养任务十分艰巨。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必须大力办函授教育。要将所有初中教师未达到师专水平的一律提高到师专水平；将所有高中教师未达到师院本科水平的，一律提高到本科水平”。对函授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他力主大力改革：改变集中面授的办法，对中文、数学、历史以书面辅导为主，将物理、化学、生物等的集中面授形式改为实验实习；课程设置要学用结合，教材选用要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思想性的结合，要上水平；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书面答疑、刊物指导和广播讲座等方式。
刘寿祺还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他广泛团结教育工作者，先后发起组织了湖南省教联、湖南省教育工会等群众团体，创办了“湖南教育社”与“科学通讯社”，出版了《湖南教育》等多种学术期刊。
尊重人才的实干家
刘寿祺非常尊重教师、尊重人才。1949年冬，湖南农村进行减租退押，不少教师被传唤回乡。教师队伍发生了动荡，教学秩序紊乱。当时教师地位低、生活待遇差，社会上普遍出现了轻视教育的现象。刘寿祺对此极为重视，1950年年初，他在《湖南教育》上连续发表《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必须尊重与爱护人民的小学教师》等文章，并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及时刹住了各地侵占校舍、侮辱教师的歪风，让老师重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刘寿祺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主持湖南师范学院工作时期，到校不久，他立即提请组织，解放了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打击的解毓才等8名教授，纠正了一些人的错案。为了充实师资力量，他不断从湖南省内外选聘优秀教师，并选派一些教师去国内外重点大学深造。
为了解决师资人才极缺问题，刘寿祺力主打破陈规，不拘一格用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发展和技术革命，湖南省委提出“一年普及小学教育，三年扫除文盲，大力发展普通中学、农业中学和职业学校”的计划。要完成这样宏伟的计划，必须培养一支从数量到质量都能满足需要的教师队伍。他讲道：“目前阻碍我们工作向前进展的，不是缺少了什么客观条件，而是我们思想落后于形势，存在着一些保守和教条主义的思想。形势发展这样快，但我们培养师资的方法还是按陈规办事。要留洋的教授和副教授，要有多少图书仪器、房屋设备，才能办高等学校，把高等学校神秘化起来。因此，我们培养师资的学校不能扩大，不能发展。当然有教授，有好的校舍，好的图书仪器设备那很好。但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要发展工农业，要积累，不可能将更大的资金投入这方面。同时，形势发展很快，如果按陈规办事，即使有钱，也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我们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要有较为完善的培养师资的学校，一方面也可以有别的办法来满足需要。……办高等学校，首先要打破资格论的迷信，打破陈规。”为此，他从中学中挑选基础好、乐钻研、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到师专、师院任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代师表，教育界的楷模
刘寿祺倾心教书育人，行为世范，堪称一代师表，是教育界的楷模。
在“文革”中，他成为湖南省教育界的“重点革命”对象,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其间他自己的极个别的学生乘势为虐，人皆为之愤然，而刘寿祺不但不予计较，反而引咎自责。他说：“学生有什么过错，是我们的教育不成功啊！”“文革”后，他从补发的工资中拿出2000元，为湖南师范学院每个共产党员赠送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刘寿祺一生粗茶淡饭，粗布衣裳，生活非常俭朴。但为了聚集人才，培植后起，却常不惜个人利益，其博大胸怀于此可见。
刘寿祺重回湖南省教育厅工作已是76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弱，主动承担起编写《教育学》的艰巨任务。他从全省师范院校抽调9名教师组成编写，并亲赴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初稿写成后，他病倒住进了医院，但还一心牵挂着书稿。眼睛看不见，就让人念读稿子，他躺在病床上逐字逐句地口述修改意见。25万余字的《教育学》初稿，就这样在他卧床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修改成试用稿。试用稿经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会审议后，他又进行了认真修改。1980年7月，我国第一部《教育学》正式面世。
1985年，刘寿祺离休时，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教委联合举行了“刘寿祺从事社会科学62周年、教育工作60周年纪念会”，高度评价了他对湖南省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热情赞扬了他孜孜不倦、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离休后，刘寿祺每天仍然工作十多个小时，撰写革命回忆录，拳拳之心令人敬佩。刘寿祺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他对教育、对祖国的爱永无止境。
刘寿祺（1901—1990），湖南省洞口县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受毛泽东、李达、熊瑾玎、李维汉等大批进步青年的影响,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变革旧制度的斗争中。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先后在长沙私立晨光大学、长沙私立民范女子职业中学、湖南省教育厅、中央大学、中央教育部等处任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四川、湖南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宣传进步思想，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文教厅副厅长、湖南师范学院院长、湖南省哲学研究会会长、湖南省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刘寿祺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其教育思想及实践对我国尤其是湖南省的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60多年中，他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从未间断。1929年，他对比民国近20年的教育发展状况，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现状，引古论今，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教育与政治》《再论教育与政治》两篇数万字的文章，提出“政治改革，可以促进教育的改良；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政治的改革。良好的政治，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方能巩固；良好的教育，必须良好的政治方能实施”“政治上变革一次，教育必进展一步；教育进展一步，政治必改革一次。中国的政治从雄厚的封建制度，一直进步到三民主义的政治实现，教育莫不是政治的推动机。从儒家教育，一直到中西文化结合的三民主义教育，政治莫不是教育的表现”等思想。他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是很有远见的。此后，他为了探索教育促进政治改革的道路，身体力行，到乡村中从事教育工作，并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
“创新新教育”的实践者
新中国成立后，刘寿祺结合当时的国情、教情，积极投身于“创新新教育”，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并积极推行教育实践。
刘寿祺阐释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51年，他指出“要深切认识教育为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国家建设最重要的是人才，要重视和关怀各级教育的发展。1958年，他在致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们的话中指出：“无论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或者普及文化，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实现技术革命，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教育工作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更高要求，时为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的刘寿祺大胆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他改革教学计划，突出重点学科，精简或合并了次要和不必要的学科。科目之间注意相互配合，每门课程设置的目的和地位明确，有主有次，共同为完成培养目标服务；他改革教学大纲和教材，提出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来阐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教材要反映现代生产需要与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密切结合我国生产建设、文化建设的需要，坚决砍掉那些陈旧、落后、繁琐、肤浅、不必要的内容；他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革新教具，提出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做到教具现代化。校园内开始使用扩音器、唱片、录音、幻灯、电影等进行教学；他还提出要与中学教学改革相适应，适当调整师范学院各个系科的设置。湖南师范学院建院初期，设中文、数学和历史等7个系，1958年前后又增设了外语、政教、地理3系。刘寿祺的大胆改革是积极的，他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竭力提高学生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顺应了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
刘寿祺还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函授教育，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而当时的办学资源又非常有限，人才培养任务十分艰巨。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必须大力办函授教育。要将所有初中教师未达到师专水平的一律提高到师专水平；将所有高中教师未达到师院本科水平的，一律提高到本科水平”。对函授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他力主大力改革：改变集中面授的办法，对中文、数学、历史以书面辅导为主，将物理、化学、生物等的集中面授形式改为实验实习；课程设置要学用结合，教材选用要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思想性的结合，要上水平；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书面答疑、刊物指导和广播讲座等方式。
刘寿祺还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他广泛团结教育工作者，先后发起组织了湖南省教联、湖南省教育工会等群众团体，创办了“湖南教育社”与“科学通讯社”，出版了《湖南教育》等多种学术期刊。
尊重人才的实干家
刘寿祺非常尊重教师、尊重人才。1949年冬，湖南农村进行减租退押，不少教师被传唤回乡。教师队伍发生了动荡，教学秩序紊乱。当时教师地位低、生活待遇差，社会上普遍出现了轻视教育的现象。刘寿祺对此极为重视，1950年年初，他在《湖南教育》上连续发表《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必须尊重与爱护人民的小学教师》等文章，并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及时刹住了各地侵占校舍、侮辱教师的歪风，让老师重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刘寿祺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主持湖南师范学院工作时期，到校不久，他立即提请组织，解放了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打击的解毓才等8名教授，纠正了一些人的错案。为了充实师资力量，他不断从湖南省内外选聘优秀教师，并选派一些教师去国内外重点大学深造。
为了解决师资人才极缺问题，刘寿祺力主打破陈规，不拘一格用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发展和技术革命，湖南省委提出“一年普及小学教育，三年扫除文盲，大力发展普通中学、农业中学和职业学校”的计划。要完成这样宏伟的计划，必须培养一支从数量到质量都能满足需要的教师队伍。他讲道：“目前阻碍我们工作向前进展的，不是缺少了什么客观条件，而是我们思想落后于形势，存在着一些保守和教条主义的思想。形势发展这样快，但我们培养师资的方法还是按陈规办事。要留洋的教授和副教授，要有多少图书仪器、房屋设备，才能办高等学校，把高等学校神秘化起来。因此，我们培养师资的学校不能扩大，不能发展。当然有教授，有好的校舍，好的图书仪器设备那很好。但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要发展工农业，要积累，不可能将更大的资金投入这方面。同时，形势发展很快，如果按陈规办事，即使有钱，也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我们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要有较为完善的培养师资的学校，一方面也可以有别的办法来满足需要。……办高等学校，首先要打破资格论的迷信，打破陈规。”为此，他从中学中挑选基础好、乐钻研、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到师专、师院任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代师表，教育界的楷模
刘寿祺倾心教书育人，行为世范，堪称一代师表，是教育界的楷模。
在“文革”中，他成为湖南省教育界的“重点革命”对象,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其间他自己的极个别的学生乘势为虐，人皆为之愤然，而刘寿祺不但不予计较，反而引咎自责。他说：“学生有什么过错，是我们的教育不成功啊！”“文革”后，他从补发的工资中拿出2000元，为湖南师范学院每个共产党员赠送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刘寿祺一生粗茶淡饭，粗布衣裳，生活非常俭朴。但为了聚集人才，培植后起，却常不惜个人利益，其博大胸怀于此可见。
刘寿祺重回湖南省教育厅工作已是76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弱，主动承担起编写《教育学》的艰巨任务。他从全省师范院校抽调9名教师组成编写，并亲赴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初稿写成后，他病倒住进了医院，但还一心牵挂着书稿。眼睛看不见，就让人念读稿子，他躺在病床上逐字逐句地口述修改意见。25万余字的《教育学》初稿，就这样在他卧床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修改成试用稿。试用稿经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会审议后，他又进行了认真修改。1980年7月，我国第一部《教育学》正式面世。
1985年，刘寿祺离休时，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教委联合举行了“刘寿祺从事社会科学62周年、教育工作60周年纪念会”，高度评价了他对湖南省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热情赞扬了他孜孜不倦、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离休后，刘寿祺每天仍然工作十多个小时，撰写革命回忆录，拳拳之心令人敬佩。刘寿祺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他对教育、对祖国的爱永无止境。